编者按 5月4日，本社在国谊宾馆举办刘奇“三农观察”专题座谈会。陆学艺先生受邀参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表达了一位学者对“三农”问题的深长忧思。午餐时，陆先生还与本社领导畅谈，关怀莫过农事。九天后，编者惊悉先生因突发心脏病辞世，不胜悲痛！本期发表先生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以表编辑部对先生的感念。

很高兴参加这个会。我跟刘奇认识的时间不是很长，近几年，他参加了几次社会学的会，发言很精彩。后来看了他的一些文章，观点、文风都很好，印象很深刻。大家对刘奇和他的文章讲了很多，我就不再多说了，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谈一谈中国的“三农”问题。

正如刚才回良玉同志书面讲话中提到的，中国的三农问题任重道远，事情还很多。我们的城市化、工业化即使搞得再好，如果农村问题解决不了，还这么拖下去，那么将来整个社会是相当危险的。虽然我们讲农业“九连增”，农民收入“九连快”，但是你到农村去走走看看，你就会发现，农村的问题还多得很，离现代化的距离还远得很。

刘奇在他的文章里也讲到，现在的农村“空心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大部分劳力都出去了，剩下的只是386199部队。为什么？农民不得不出去。你看现在粮食和农产品价格这么低，一家就那么几亩地，种田的收入已维持不下去了，在土地上没法生活了，只得跑到城里打工。所以我说，农民打工是被逼出来的，农民不出来不行。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出台了很多强农惠农的政策，杜润生老先生、陈锡文等同志做了很多贡献，农村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中央明确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口号，但实际上，还是农民在支持咱们这个国家啊！算算账就知道了，现在的剪刀差比上世纪80年代要大多了。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农民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了6000多亿，现在你去算算，每年国家给农民多少钱，拿走多少钱，2010年有数字，已公布的，光是土地出让金政府就从农民手里拿走了2.9万亿。现在农业税不收了，但农村中小企业的税还是照收的，农民医疗教育的负担还是很重的。前面我说了农产品价格的问题，总有一些人在说，粮食价格不能再涨了，说涨得都超过天花板了，超过国际价格了等等。那么我问，日本怎么回事，韩国怎么回事，我国的台湾地区怎么回事，他们几十年来都是十几倍的涨，我们涨一点就不能涨了？涨一点总理都要出来开会。我看这就是刘奇同志所说的“二元文化”问题，现在社会上普遍存在这种“二元心理”，虽然总书记都说了，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但现实中，总有人认为农民为城市做贡献是应该的，是天经地义的。

现在你看，社会管理的情况比80年代、90年代严重。为什么这样？城乡差别太大。所以中国下一步的发展要集中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农村与城市的差别问题。中国的农村已经远远落后于城市，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不用到云南、贵州这些西部省份去看，走出长城，到北京郊区看看就知道，比如延庆，可以说比城市要差100年。总书记说，没有农村的现代化，没有贫困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小康，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中国的小康。这话是真话，说到点子上了。

二是城乡二元体制问题。第一，现在，我们的城市实行的基本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农村基本上还不是；第二，我们的经济结构基本上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农村的很多问题，比如户口问题，比如土地问题，比如财产问题等等，现在还是二元结构。户口大家都知道，一个城市户口背后隐藏着很多利益，北京的户口最低能卖到26万；土地，城市土地是国有的，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的。二者的权利是不对等、不一样的。城市在发展，在扩张，建成区面积在扩大，都在想方设法搞农民的地，用很便宜的价格把土地从农民手里拿走，一转手就能赚得大笔的钱，这是中国特有的，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农民的财产权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总理说，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是法律赋予农民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但即便这样，农民和城里人所享有的权利还是差别很大。

总的来说，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不同于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结构，它不是那个东西，中国是特有的，已经根深蒂固了。这几年，尽管国家的农业政策好多了，中央年年开农村工作会，而不开城镇会，年年都讲到增加投入，但农民的户口问题、土地问题、财产问题，如果不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农业的现代化问题就是空话，我们这些人再努力也没用。

我希望从事三农问题研究和实践的同志，今后应更多关注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推进的问题，更多关注社会发展的体制建设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希望刘奇同志和在座的各位同志在这方面多些研究。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