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也必将是利于世界的梦，是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梦。图为小学生们在横幅上描绘心中的“中国梦”。新华社发

提 要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这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基本定位，是追求中国梦的起点。中国梦连着世界梦，这个定位也决定着中国梦与世界梦之间的关系，决定着中国通向世界梦的路径和方式。

中国是一个大国，将会承担大国的国际责任，因此中国梦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梦，中国梦也必将是利于世界的梦，必须是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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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建设中，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重要性快速上升，未来20年是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追求发展梦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梦也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梦的代表。工业革命以来，因为工业化程度的发展不同，世界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分。由于生产力落后，追求国富民强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共识。冷战结束后的三十多年里，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亚非拉国家均不同程度地经历着经济快速增长，可以说发展中国家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接近梦想。然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不是平等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冲突依然存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在发展中国家中要有一分更大的责任，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会议上、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总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更公平的方向发展。中国积极参与金砖国家活动，凝聚新兴大国的合力，创办金砖银行，为发展中国家争取话语权。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在国际上追求发展梦，中国更注重同发展中国家互帮互助，共同追求发展梦。从市场方面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额目前已经与发达国家平分秋色。2011年中国进出口额36420.6亿美元，同比增长22.5%，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增长快速，与南非、俄罗斯、巴西、东盟贸易增长分别高于整体增速54.2%、20.2%、12.1%、1.4%。在中国的贸易份额中，发展中国家早已占据半壁江山，而且逐渐扩大领地。中国庞大的资金、成熟的工业体系，可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国内经济看，中国需要继续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但更重要的是为自主技术和产品找到国际市场，而只有正在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符合条件。过去中国经济主要依赖发达国家，未来需要同时依靠发展中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的分量会越来越重。

近年来，从投资、产业转移方面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展中国家，这种局面更有强化趋势。从2000年开始，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已经超过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到2011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投资存量为3781.4亿美元，占89％，对发达国家（地区）的投资存量为466.4亿美元，占11％，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对外直接投资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80%以上。在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前20个国家和地区中，发达国家仅有8个，占9.3%。近年来，一个显著变化是中国投资非洲的企业数量增长迅速，非洲已经成为吸引中国投资的热点地区。目前，全球增长最快的10个经济体中有7个在非洲，非洲跃居中国第四大海外投资目的地。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今后仍然需要大量的能源、资源，中国要搞产业升级，必须输出过剩的产能，光靠淘汰和重组不能完全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在能源、资源进口和中低级产品市场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在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建设中，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重要性快速上升，到2030年全球经济将更多取决于发展中国家而不是传统的西方国家，欧、美、日在全球收入中的比重将从今天的56%下降到远远低于50%，除中国外，哥伦比亚、印尼、尼日利亚、南非和土耳其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正越来越重要。因此，未来20年是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追求发展梦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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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民主是人类核心价值观之一，不可否认，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进步同民主观念的普及是同步的。但是，民主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主导性力量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梦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平等梦、尊严梦的代表，为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在国际舞台上争得一席平等的、受人尊敬的席位。世界进入近代社会以来，西班牙、英国、美国曾先后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西方国家发展的代表。其形成的西方模式为许多国家所效仿。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国家正在坚持不懈地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对于从近代以来一直受西方歧视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这个尊严梦的分量不是西方国家所能理解的。

欧美等西方少数国家近年来开始放弃绝对主权概念，认为当一个主权国家境内发生人道主义灾难时，国际社会可以干涉甚至推翻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对于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相对主权论不可接受，无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主权是国家、民族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当今国际社会，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占据主导地位，没有主权受干涉的后顾之忧，所以率先提出主权相对论。但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基于历史文化和现实需要，不可能在主权问题上融入西方价值体系。

人权、民主是人类核心价值观之一，不可否认，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进步同民主观念的普及是同步的。但是，民主绝对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主导性力量。在新兴国家的崛起案例中，中国在推进社会稳定、正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民主、民生、政治稳定、宗教归属感、民族自豪感等都是人类核心价值，不同文化背景、发展阶段的国家侧重点并不相同，没有一种价值观是唯一重要的、主导性的。当美国将“自由、开放”作为媒体、数字空间的首要原则时，中国则将“秩序、稳定、安全”放在第一位。显然，这两个原则是因为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强调的侧重点就不一样。四十多前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开篇第一句就说：“国家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不是政府的组成形式，而是他们的治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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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现自己的梦想，同发展中国家共同追求，但不会把自己的梦强加给别人，只是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平等、更和谐

在国际政治领域，多元化政治思想、政治力量如何和平共处，如何分享权力，如何协作，是一个新挑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治价值观上互相尊重、和平共处，才有可能建立基本的战略互信。

21世纪，国家竞争的核心之一是经济竞争。1588年英国与西班牙是关于海上贸易航线的竞争，17、18世纪英国与法国是关于殖民霸权的竞争，20世纪的美苏竞争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全球霸权竞争。但是，决定竞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却是相同的，都是对于资源的竞争。历史上，这些资源有的是自然拥有的，有的是通过经济竞争获取的，还有的是利用军事途径掠夺的。今天，这些资源主要是通过和平的贸易手段获取的。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说，“经济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重要，一个不是全球性军事大国的国家，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这在人类现代史上是第一次。”美国是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经济体，中国则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两者之间的区别短期内不可能消失，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现存国际经济体系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制定的，是以自由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等一些新兴大国则不一样，国家在经济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西方学者眼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新兴国家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全球最大的13家石油公司是国营的，控制全球石油储备和生产的75%，政府支持的公司占俄罗斯的62%、巴西的38%，2003-2010年间政府支持的公司占新兴市场对外直接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主权财富基金规模目前是4.8万亿美元，到2020年将达到10万亿美元。从全球趋势上看，1900-1970年期间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盛行，1970-2000年期间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快速，2000年到现在又出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回潮。面对这一国际趋势，人们难免会作出“好”、“坏”的价值判断，但于事无补，更重要的是作出应对策略。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在崛起阶段也都曾不同程度地实施过国家资本主义，但是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从来没有这么大。如果不对这一现象作价值判断，只作一个事实判断，可以说这种现象将长期存在。

令人担忧的是，最近几年，美国正在加紧同自由经济体、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同盟关系，制定符合自由经济标准、发达国家要求的新经济规则，跨太平洋战略经济合作伙伴（TPP）、跨大西洋的自由贸易协定（FTA）都是美国政府如今的重点工作。在第一任期内，国内优先事宜使奥巴马搁置了积极的国际经济议程，今年美国将把两项重大国际贸易谈判提上议事日程。美国在2013年初宣布跨大西洋双边贸易协议开始谈判，在9月印尼召开的地区峰会之前，就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达成一项协议。欧盟和美国仍然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50%，相互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直接投资，美欧之间的贸易额占全球的40%。这两个谈判将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确定贸易规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均没有参加，但将面临遵守这些规则的压力。在美国与欧洲、亚洲国家的谈判中，中国都是一个重要因素。

长此以往，在经济规则方面就会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自由经济体联盟同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同盟之间的不同发展。保持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往，符合美国利益，保卫自由经济原则亦符合美国利益。若美国仅仅进一步强化自由经济体系的西方特征，把新兴国家拒之门外，新兴国家必然会寻找命运相同的国家组建另外的经济体系，这将是一个双输的结局。因此，美国必须要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给新兴经济体留有位置，对西方主导的自由经济体系做出适当调整，接纳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国家，形成一个代表性、合法性更高的全球经济体系。

中国是一个大国，将会承担大国的国际责任，因此中国梦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梦，中国梦也必将是利于世界的梦，必须是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梦。中国实现自己的梦想，同发展中国家共同追求，但不会把自己的梦强加给别人，只是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平等、更和谐、更多样。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西亚非洲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