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财政专家提出“三公经费并不是越少越好”,这使“三公消费”问题又成为社会公众热议的焦点。
党的十八大以后,新一届中央政府在“改进不良作风、反对特权腐败、遏制权力腐败”方面高举高打,明显地遏制了腐败和特权腐败的蔓延,使整个社会对反对权力腐败充满了信心。这其中,对“三公消费”中“公款吃喝”的治理成效最为显著,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和赞扬。因此,“三公消费”过大是群众可以感受到的一个经验事实。实际上,在目前的预算体制下,要搞清楚“三公消费”的精确数字确实很难,有关方面也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数字,但严肃的学者会通过各种简单的“理论或经验模型”认真推算。李克强总理讲的政府“越节俭,越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是一条公认的定理,具有普遍意义。
从现代社会“政府自身治理”的角度来看,“花费越少的政府就是好政府”已经是公共管理学的一个基本常识,任何一个有理性和社会良心的学者,都不会轻易否认这一政府改革的基本规则。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建立一个“廉价、廉洁、效率、效能”政府一直是一个现代政府追求的目标,而效率和效能政府的实现,最基本的前提是政府的廉价和廉洁。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对于一个成熟的和文明的社会来说,廉价和廉洁政府是一个社会中“政府合理性”的最根本要求,也是政府取得社会公众信任度的一个根本指标。无节制的浪费公共财政资源用于“职务消费”,炫耀权力的优越性,搞变相的特权腐败,是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所不允许和坚决反对的,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国家权力”的定义背道而驰的,是与《党章》中规定的共产党人“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基本政治道德价值相违背的。因此,腐败和特权腐败现象,不仅是对政府公众形象的伤害,也是对社会主义信誉的伤害,对我们党执政地位的伤害,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坚决反对。
首先,建立一个廉价和廉洁政府,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对政府的基本要求。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建立一个“官员清廉、政府清正、政治清明”的社会,核心首先就是强调政府本身的“廉价和廉洁”。
我们知道,公共意识、公共精神、公共利益等,是现代政府追求和维护的基本公共价值。政府运行成本过高,挤占、挪用和奢侈浪费公共资源为政府自身服务,政府公务员搞特权腐败追求自我享受,官本位盛行等,其严重后果就是对全社会所信奉的公共价值的否定,是权力对公共利益的侵占,是整个社会公共理性的沉沦,最终将导致政府公信力或权威的下降,导致社会公众社会信仰的丧失,导致社会规则、社会责任、社会信任流失,使社会失去基本的安全、稳定和秩序。
因此,从现代文明社会的治理来看,一个好的社会首先表现为政府自身的“良好治理”,而一个“好政府”的最低道德和政治标准,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就表现为一个“廉价和廉洁”的政府。而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价值判断,一般是根据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经验事实,而不是根据宏大的理论敷陈。因此,政府自身改革首先从“治标”做起,改掉那些群众反映较大、普遍不满意的不良行为就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
其次,建立一个廉价和廉洁政府,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政府活动的根本要求。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其基本表征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真正实现了从制度上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实现了公共权力服务于公共目标,实现了政府权力的廉价廉洁。
政治文明,就是指政治制度文明。符合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要求的政治制度构建水平,是通过政府权力活动过程来表达的。一个“廉价、廉洁、效率、效能”的政府,既是衡量一个政府公共权力“公共性”的标准,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因此,在现代文明条件下,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政府自身的廉价和廉洁,不但对整个社会公正和谐文明秩序的建立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凝聚党心民心实现中国梦提供重要的制度保证。
最后,建立一个廉价和廉洁政府,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公共权力运行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人民政府,政府活动必须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新时期社会主义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的,就是要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政府自身问题”逐步改掉,使政府不会成为改革过程中“公共问题”的一部分,而是具有公信力的改革的引路人。而要做到这一点,改掉群众反映强烈的“三公消费”和政府的“廉价廉洁”是一个重要前提。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密切联系群众,群众也会自觉地密切联系政府;政府和群众才会建立相互信任,才会有交流的氛围和环境,我们也才能最终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政府,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
当然,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建立一个廉价廉洁政府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合理的制度安排,但我们必须对“三公消费”给政府公信力的伤害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十八大以后,中央各项改变政府作风和反对腐败的重要举措,表明我们对政府自身改革的高度认知和改革共识。只要我们具有坚强的决心和信心,加快建设一个廉价廉洁政府的步伐,就会取得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信任,就会实现社会的团结与合作,实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核心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