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以洋务运动为开端,开始了艰难的进程,它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引进西方机器设备,搞中国近代化的运动,是中华民族面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不甘灭亡,企图建立近代化国家,以自强御侮的运动。这场运动是以“中体西用”贯穿始终,成为近代洋务思潮的总纲,也是近代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思想在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影响很大。
“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缩语,这里的“中学”,一般是指“纲常名教”、“四书五经”、“历朝典故”等一整套封建文化思想、道德观念。“西学”最早是指“西艺”,即造船制炮及其他技术;尔后开始超出应用科技,推广到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经济思想等;再进一步涉及到西政、西史、转向社会制度等方面。最早提出“中体西用”思想的是洋务政论家冯桂芬,对这个思想表述的最为全面的则是孙家鼐,他详尽地说明了“中学”和“西学”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即以中国正统封建文化为主体,以西方近代文化为辅用。洋务论者一反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大一统的局面,跨出了兴西学的第一步,兴办同文馆和各种洋务学堂,较大规模地派遣留学生和翻译西学书籍,充分表现出“西学为用”的革新意义。他们提出“中学为体”,主要也是用以应付顽固派对所谓“用夷变夏”的攻击,因为“中学”作为古代东方文化的核心,有几千年积累起来的优越感,在伴随侵略者的炮舰和商船而来的西方文明面前,具有一种顽强的排他性,所以洋务派“中学为主体”的说法可减少来自顽固派方面的阻力和抵制,以保障“采用西学”的顺利进行。
“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原因有三:一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与传播,是“中体西用”思想产生和发展最重要的思想基础;二是西方列强的侵略是“中体西用”产生的外部原因;三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是“中体西用”思潮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体西用”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是打破了“闭关锁国”的封闭文化思想,促进了开明思想和改革思潮的出现。“中体西用”思潮贯穿洋务运动三十余年,对当时的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为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维新思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二是学习西方,创立军事企业,开展“求强”运动;三是创办民用企业,走向了工业近代化道路;四是仿效西方,努力造就和培养人才;五是“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践产生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当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时,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特别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日益深入,使商品市场扩大,大量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破产、失业,使劳动力市场扩大,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造成了客观的可能条件;洋务派利用官僚资本举办近代企业,从外国引进机器设备和技术,为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创设了重要条件。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利用手中积累的货币财富学习西方开办企业,同时,少数原有的手工工场开始转变生产方式,采用机器生产,成为近代企业,民族资本主义就这样应运而生。不过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是在中国社会开始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条件下产生的,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独特道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一开始就分为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两部分,中国的资产阶级一开始也就分为早期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六是“中体西用”对维新运动的影响。维新运动的迅猛发展,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学习西方的议会和实行君主立宪制,他们批评洋务派学习西方是舍本逐末,认为学习西方要从政治制度入手,才能“体用”一致,并开始改革维新,这些被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所不容,随着西太后的权杖所指,天下顽固派群起而攻之,特别是洋务派。张之洞抛出了对抗维新思想的代表作《劝学篇》,他主张用封建纲常加强对人民的政治统治和思想束缚,而用西方的生产技术和坚船利炮来镇压人民,反对维新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坚持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在历史的车轮前进的情况下,“中体西用”思想又跟不上形势了,这时,又对历史前进起到了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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