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叫贾立群，今年59岁，是北京儿童医院超声科主任。我今天宣讲的题目是《贾立群牌B超》。

在儿童医院，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做B超时，都点名做“贾立群牌B超”。做完了，有的家长还指着B超机问我：“大夫，您做的是‘贾立群牌B超’吗？”我告诉他们，这台机器加上我就可以叫“贾立群牌B超”了。家长们这才明白贾立群不是什么B超机的牌子，而是我的名字。

这个误会让我感到温暖和信任。

我在儿童医院工作已经35年了，从拿起B超探头那一天起，我就有一个梦想，就是不能让一个孩子漏诊、误诊。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到手术室看手术，还把手术中切下来的标本拍成照片，晚上回到家对照B超图像仔细地研究分析。有一个甘肃来的小女孩，肚子断断续续地疼了6年，在当地开了两次刀，都没有找到病因。孩子很痛苦，家长也非常着急。我给孩子做B超时，突然发现她的肠子上有一个黄豆大小的囊肿，我意识到这就是孩子肚子痛的根源。

孩子的手术正在进行的时候，外科大夫突然打来电话急急忙忙的说：“腹腔打开了，怎么什么也找不到啊？”我赶紧跑到手术室，拿起探头直接放入孩子的腹腔内仔细寻找，发现小囊肿被胰头包着。外科大夫听了说：“这难度太大了！万一碰破了胰管，会有生命危险啊！”手术室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凭着经验，用B超引导着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一点一点地向深层组织划去。两个小时过去了，刀尖终于碰到了囊肿，这个让孩子疼了6年的祸害终于被切除了！孩子的父亲专门来道谢，泪流满面地说：“谢谢您！救了我孩子的命……”这时候，我的眼睛里也热乎乎的，这不仅仅是感动，更多的是欣慰和幸福，因为又有一个孩子在我们手中获得了新生。35年来，我先后挽救了2000多个孩子的生命。确诊了七万多疑难病例，有的病例在全世界都非常罕见。

我多年来由于诊断比较准确，每当碰到疑难病例的时候，医生们都会在B超单子上注明要做“贾立群B超”。传来传去的就有了“贾立群牌B超”的说法。我也向医生们承诺，只要我不出差，我24小时，随叫随到。有一个休息日，我正理发呢，突然接到医院的急诊电话，我刚理了左边，右边还没理呢，马上就停下来，立刻赶往医院。最多的一天夜里我被叫起来19次。我家就住在儿童医院旁边，每次都是刚躺下，电话铃就响了，我赶紧穿上衣服跑到医院。我爱人心疼地说：“你这一宿啊净在这儿做仰卧起坐了。”

来儿童医院看病的大部分都是外地的孩子，每天做B超的队排的长着呢，孩子的家长总催我“快点做”，我就告诉他们：“我吃中午饭以前肯定给你们做完。”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已经有20多年不吃中午饭了。我的中午饭都是晚上七八点下班后才吃。你想啊，孩子们做B超都是饿着肚子的，我当医生的能扔下孩子到点去吃饭吗，那不合适啊！

30多年来，我加班加点是常事，忽略了家人也是常事。有一次，一个小孩做肾脏穿刺，孩子特别胖，哭闹得厉害，图像看不清楚。我就一边哄着孩子，一边用探头引导着肾内科医生小心地进针。不知不觉地，2个多小时过去了，窗外一直下着瓢泼大雨。最后穿刺成功了，我放下探头，突然想起来，7岁的儿子放学后还在汽车站等着我接呢。我急得一路飞跑，连伞都没拿，到了车站，看见儿子还站在大雨里等着我呢，浑身都浇透了，连书包里都灌满了水。他一看见我就哭了，我一把抱住他。又心疼又生气：“你傻不傻呀，怎么就不知道躲雨呀？”儿子委屈地说：“您说过，让我在车站等着您，不准动。”这时候，我抱起了冻得直打哆嗦的儿子，眼泪也止不住了。

很多家长都给我送红包，我说这不行，不能要。家长们都以为我客套，就硬往我兜里塞，我就躲，来回的撕扯，白大褂的两个兜全给撕坏了，而且这样推来搡去的也很耽误工夫。我干脆就把两个兜给撕下来了。同事们看见了说：“主任，您这白大褂怎么没兜呀，看着特像厨房大师傅。”我一听也对，就又把两个兜给缝回去了，还特意从里面把兜口也给缝死了。再有家长塞钱的时候，怎么塞也塞不进去，就纳闷，我说，兜缝着呢，这样家长们就放弃了。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医生，我的梦想并不复杂。医术高超、病人信赖、百姓满意，这，就是我最大的梦想和追求；看着一个个患儿从我们这里健康、快乐地走出去，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实现中国梦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梦,需要把我们每个人立足岗位,实干兴邦的梦融入到中国梦之中,中国梦才能够实现。为了这个梦，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是应该的，再多的坚守和付出也是值得的。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