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4日，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黄枬森先生与世长辞。在长达60多载的学术生涯中，黄枬森先生在哲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孜孜以求，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研究所作的贡献尤为显著。笔者有幸师从黄先生，受益终身，为缅怀先生的学术贡献，特撰此文。然深知先生思想丰厚，不敢妄评，拙文惟凭一管之见，将先生在马哲史方面的学术贡献略作梳理，供大家参考，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悠悠六十载 煌煌万卷书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历史科学，在全国是由无到有、由不成熟到成熟不断发展起来的。在这六十多年的风雨历程中，黄枬森先生始终是这一学科建设的先行者。

50年代初，黄先生就萌发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想法。当时人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没有历史的概念，正如黄先生所说的，当时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形态，这就否定了这些著作的历史制约性，把它们看成了凝固僵化的东西，这当然是不对的”。这种非历史的观念不仅存在于当时的中国思想界，而且存在于苏联思想界。1951年，黄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班学习时，大家普遍的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而没有意识到它们也是历史的产物，没有意识到它们也是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完善不断成长起来的，因而也就没有想到要去研究它们的变化发展。随后，北京大学哲学系来了一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专家叫萨波日尼可夫，他第一次较系统地给研究生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史。黄先生当时是苏联专家助手，这对黄先生的启迪很大。但萨氏的历史观念也很不够，只是对经典作家的著作按年代作了介绍，而没有对经典作家思想的源流承转、是非得失作分析评价。所以，作为科学的马哲史很难说当时已经形成。黄先生在此之前曾系统地学习和研究过西方哲学史，深知要深刻地理解一个人的哲学思想，就须对其思想源流、生活背景等有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也是如此。于是他便萌发了研究作为科学的马哲史的思想。

促使黄先生去研究马哲史的直接原因是在此后不久的学习列宁的《哲学笔记》过程中所碰到的困难。当时，《哲学笔记》的中译本已经出版，但没有任何辅助读物。苏联这方面的资料也没有，只有一些阐发列宁思想的书，所以大家在学习中感到很困难。列宁这部书不同于一般的著作，既有许多对其他人哲学著作的摘录，又有列宁自己的批注和思想，所以困难就有两个，一是读不懂列宁的摘录，二是读不懂列宁的批语。当时，哲学系请苏联专家萨波日尼可夫讲授《哲学笔记》，但他对本书也了解不多，讲得很简单。不久，北京大学哲学系又来了一位苏联专家叫格奥尔吉耶夫，大家很高兴，希望他能够系统地讲授《哲学笔记》。当时系里考虑到黄枬森、张世英的外语和西方哲学史的基础较好，便让他俩专门跟格氏学习，还让黄先生做格氏的助手。但格奥尔吉耶夫只是对《哲学笔记》作了专题讲授，这虽然对总体把握列宁的思想有益，却对读懂本书的细节仍无多大帮助。黄先生和张先生向格氏请教过许多具体问题，但格氏均难以回答，这使他们很感遗憾，于是决心靠自己的力量来研究列宁本书的思想及其源流。黄先生的这一思想实际上已经是马哲史研究的思想，当然还只是局部研究的思想，但正是这一思想成了黄先生研究列宁思想史和整个马哲史的契机和强大动力。正如黄先生后来所说的，“列宁的《哲学笔记》是一本很难读的书……但是，它又是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很重要的书，……自五十年代接触这本书以来，我曾立下志愿，要和同志们一起为学习列宁的《哲学笔记》编写两本书，一本专门注解难点，一本阐发基本思想。”这两部书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哲学笔记>注释》和《<哲学笔记>与辩证法》。毫无疑问，这是马哲史研究中的两部开创性著作。

为了实现自己的夙愿，黄先生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和组织了列宁的《哲学笔记》的注释工作。这一工作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黄先生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处分，紧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但黄先生并没有动摇研究马哲史的志愿，而是毅然决然地投入了这一工作。此项工作的目的很明确，对此黄先生曾写道：“注释着重于帮助读者理解《哲学笔记》中难懂的句子或段落（包括列宁所作的摘录），因此，有的句子或段落虽然极为重要，但并不难懂，则未予注释。注释力求解释清楚列宁的思想，在有摘录而无批语的地方也力求注明列宁摘录的用意。”为此，学者们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列宁摘录的原书（有外文版的，也有中文版的）和有关研究资料，并进行了仔细的对照研究和注释，在必要的地方也作了发挥。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大家终于写出了长达50万字的《<哲学笔记>注释》（上下册）。但遗憾的是，只有其中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的注释于1962年作为上册铅印，并进行了校际交流，其余各篇作为下册因对人道主义问题有所肯定而未被批准交流，近2000册的铅印本全部被销毁。改革开放后，上下两册才重新修订并于1981年公开出版，后来又出版了合订本。

在上述工作接近尾声之时，黄先生又开始了另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即对列宁《哲学笔记》的思想作系统的阐释和发挥。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即研究的需要和教学的需要。从1961年起，黄先生在系里讲授《哲学笔记》。在讲课中，他渐渐地摸索出了这样的理路：首先是逐条逐句地讲授，使学生理解各个细节；其次是系统地讲授，即阐述列宁的总体思想和书中各个主要组成部分的思想，使学生从总体上把握列宁的思想；第三步是发挥列宁想发挥而没有来得及发挥的思想，使学生能够依据列宁的思路，对照哲学史、科技史和人类实践去发现列宁思想的深刻意蕴和重大意义，从而去发展列宁思想。黄先生根据这一理路的后两个环节所写的讲稿，经整理后就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哲学笔记>与辩证法》。但遗憾的是这部书一直没有能够出版，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公开面世。

紧接着，黄先生又对列宁的另一部重要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展开了研究。1963—1964年，黄先生对本书作了初步探讨，并作过一些专题报告；“文革”开始后，又组织几位学者对本书作了认真的研究，写成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解说》一书，此书当时也铅印出来并进行了校际交流。改革以后，先生又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作了进一步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哲学的足迹》一书中。

显然，黄先生对列宁这两部哲学著作的研究对于马哲史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这不仅是因为这两部著作是马哲史上重要的经典性作品，弄清了它们也就基本上了解了列宁的哲学思想及其源流，而且因为这种研究开了马哲史研究之先河，为马哲史研究的全面展开提供了方法和范式，积累了经验和教训。然而，这种研究毕竟还只是断代史性质的，真正自觉地全面地研究马哲史则是从70年代初开始的。

1972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大学要恢复系统的学科教育。于是，哲学系领导指派黄枬森、张世英、齐良骥、朱伯崑、朱德生等学者集中在北大办公楼从事马哲史研究，由黄先生具体负责。学者们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研究，终于写成了到斯大林为止的马哲史初稿，约50万字，并油印、交流和作家大学教材使用。这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马哲史初稿，也是我国学者自觉地把马哲史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的开始，这同时也标志着黄枬森先生等老一代学者马哲史研究思想的基本形成。这部初稿对我国马哲史的研究和教学起了重要的作用，它的内容、思路和研究方法对后来几十部马哲史著作的编写都有一定影响。

大学恢复高考制度之后，国家教育部的有关领导认识到应当把马哲史作为大学哲学系的一门重要课程来开设，于是，在1978年桂林教材编写规划会议上，确定了编写马哲史教材的任务，并委托中山大学哲学系为主编、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为副主编，组织全国高校学者从事编写。学者们经过两年多的研究、讨论，编写成了近40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1981年正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黄枬森先生参加了编写和统稿工作。这部教材对马哲史学科的建设起了重大作用，它是我国公开出版的第一部较为系统的马哲史教材，也是马哲史的研究和教学从点到面，从几所重点大学到全国高校发展的重要一环。

1980年，北大哲学系成立了马哲史教研室，并为1977级本科生开设马哲史课程，后来又为马哲史专业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专业研究生开设马哲史研究课程。在此过程中，黄先生等学者深感需要编写更完善更系统的马哲史教材，于是从1981年就开始了这项工作。1985年这项工作被列入国家教育委员会的高校文科教材编写计划之中，并被批准为文科博士点科研项目。经过五年的努力，由黄枬森、施德福、宋一秀主编的作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于198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教材分上、中、下三册，共约100万字，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线索，科学地评价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战友、学生以及马哲史上其他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贡献、深远意义和历史局限性。这部教材在当时是我国最完整的一部马哲史教材。它标志着马哲史作为一门历史科学在我国已经形成，以黄枬森先生为代表的马哲史学者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和丰富的马哲史研究思想。

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黄先生和其他学者深感教材编写应建立在扎实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而我国马哲史研究是很不够的，于是，黄先生等几位先辈便于1983年提出编写八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建议。这一计划当即被作为国家六五计划中哲学社会科学科研重点项目之一确定下来，1986年又被列入七五计划。这部巨著由黄枬森、庄福龄、林利任主编，由14个单位的55名学者撰写，经过十多年的奋战，终于圆满写成，并于1989年起由北京出版社陆续出版，到1995年全部出齐，约400多万字。按其规模讲，它不仅为中国马哲史研究著作之最，也为世界马哲史研究著作之冠。从内容上看，这套著作也是中国和世界学术界最系统、最全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辉煌之作。在苏东解体的背景下，它的问世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倍受世人瞩目。至今，这套《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著作不论从规模还是内容上看仍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因此，荣获多项奖励，其中第六、七卷获北京市1991年优秀成果特等奖；第一、二、三卷获北京市1994年优秀成果特等奖；全书获1997年“五个一工程”奖、“吴玉章”奖一等奖，1999年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

八卷本既然已使我国马哲史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么，研究是否就可至此止步了呢？黄先生认为不可，因为这些研究成果还有局限性，即主要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同时主要是为哲学专业工作者服务的。为了更密切地反映世纪之末的社会进展和前景，也为了便于更多的人学习马哲史，黄先生于1990年又受国家教委的委托组织学者们开始了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一卷本）教材的工作。这本简编的马哲史教材约50万字，1995年完稿，1998年由高教出版社正式出版使用，并获2001年教育部优秀教材二等奖。

近几十年来，黄先生不仅为马哲史学科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还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思想作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分析梳理，并围绕人的理论问题、实践唯物主义问题、主体性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等开展专题研究，在哲学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与同仁一起，编写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原理教材，影响了几代学者；他带头创立了“人学”这门新的哲学分支学科，创建了中国人学学会，先后主编了《人学词典》、《人学原理》等。还主持研究编写了《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等论著，发表了大量相关文章，有力地推进了新时期的哲学研究。从2001年开始，他大力倡导哲学理论创新，特别强调要把哲学当作科学来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在学术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解决了马哲史研究中所遇到的许多难题，有力地推动了马哲史研究的健康发展。

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只能粗线条地勾画黄枬森先生六十多年来研究马哲史的历史轨迹。即使如此，我们也足以感受到黄先生那不平凡的业绩了。他和学界同仁所一道开创的马哲史研究之路，是一条由无到有、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总体、由个人到集体、由研究到普及的马哲史科学发展的拓荒者之路，是一条用心血和汗水、信念和毅力筑成的的创业者之道。在这条漫漫的求索之路上，矗立着一座座精神丰碑，这就是黄先生与同行们一道主编或撰写的几十部马哲史著作和成百篇论文。其中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将永远在历史的空间熠熠生辉，为后继者照亮前进的方向。

二、精心研马列直到深邃处

马哲史研究的根本任务是正确理解和评价马哲史上每一位思想家的理论或观点。黄枬森先生正是以此为轴心，对马哲史上许多思想家的思想作了研究，尤其是对列宁的辩证法和认识论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哲学思想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新观点，对许多重大而争议颇多的问题发表了有理有据的见解。

黄先生对列宁辩证法思想的研究集中反映在《哲学笔记》研究方面。《哲学笔记》是列宁的重要哲学著作，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唯物辩证法思想。但因它是笔记，主要由摘录和批语组成，没有现成的思想体系。于是在研究中遇到的困难就很多，学者们的意见分歧也就很大。黄先生对此书研究多年，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为解决研究中的困难和分歧做出了重要贡献。

黄先生深入研究了列宁在《哲学笔迹》中的辩证法及其16条思想，最早提出了列宁的这些思想中包含着一个唯物辩证法体系雏型的观点。在此之前，学术界对列宁的这些思想也作过研究，认为列宁的16条讲的是辩证法的16个要素，并认为此16条的顺序自然构成了一个有内在联系的辩证法体系。为了弄清楚这16条的确切内涵，黄先生仔细研究了16条的手稿，反复推敲了列宁写作16条的思想过程，发现这16条不是16个要素，有的一条中有几个要素，有的几条为一个要素；还发现除第1—7条有逻辑顺序外，第9—16条看不出严密的逻辑联系。根据列宁写作16条的几个思维阶段，黄先生认为这十六条中蕴含着一个唯物辩证法体系的雏型，即1—7条为此体系的基本框架，分别讲了客观存在、联系、运动和发展、对立统一规律、认识的辩证法等，其余9条分别补充了前7条。1963年黄先生在北大哲学系的课堂上曾讲过他的这一理解，以后又多次讲过；1964年在《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发表了《读列宁的辩证法十六要素》一文，公开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苏联的凯得洛夫通过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结论，这个观点公开发表于其《列宁思想的实验室》（1972年）一书中，有关章节的中译文曾在《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年第2辑上刊载。中苏两位学者经过各自的研究在不同国度独立地得出了基本相同的见解，可以说是马哲史研究中的一件趣事，也表明这一见解有着较充分的客观根据，因此，这一结论被多数学者所认同。

关于列宁的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同一的思想，黄先生也有独到的见解。长期以来，学术界多数人都认为列宁所说的“三者同一”就是逻辑学、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这三门学科的统一；有的人则认为列宁是要把三者合而为一即要把本体论认识论化。黄先生经过仔细考察列宁这一思想的来源（包括黑格尔、恩格斯的有关思想），分析列宁的各种有关论述，认为所谓“三者同一”实质上是讲一门学科的三个方面的统一；这“一门学科”就是指作为世界观的唯物辩证法，这“三个方面”就是指唯物辩证法“既是关于思维形式的学说，又是关于世界的一般规律的学说，又是人类认识史的总结”。换言之，从唯物辩证法的内容上看，它是讲宇宙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从其思维形式上看，它是一种由诸多范畴构成的逻辑体系；从其认识进程上看，它符合人类由浅入深、由抽象到具体的认识规律。从此意义上说，唯物辩证法也是逻辑学和认识论。但这里所说的逻辑学和认识论是广义的，跟通常讲的作为具体科学的逻辑学和认识论不是一回事。因此不能取消这两门具体科学或用唯物辩证法代替之，当然也不能摒弃世界观的学问或用认识论代替之。这一结论的得出不仅推进了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此思想是不是列宁的贡献？对此，哲学界也存在着意见分歧。有人以为这不是列宁的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黑格尔早就提出此思想了。黄先生在作了大量的考证分析的研究后指出：“我认为这个思想是列宁的独特贡献。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黑格尔那里，不是没有这个思想，但是这个思想并不明确。明确地把这个思想提出来，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原理，而且加以论证的，还是列宁”。

关于列宁的否定之否定思想，大家评价也不同。多数人以为列宁在此问题上没有新贡献。黄先生通过研究后认为，列宁在此问题上有独特贡献。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对立面的同一”和“否定之否定”的含义是相同的，没有把这两个规律区分清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基本上也是如此，尽管恩格斯已经明确提出了这两个规律，但对二者的内容区分仍然不够清楚；列宁则把二者从形式到内容都明确地区分开来，认为否定之否定这个规律讲的是事物发展的道路是一个在反复或重复中前进的道路，对立统一规律讲的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源泉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所以，黄先生认为：“从黑格尔到列宁，两个规律有一个分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到列宁这儿大体上是完成了”。

更为可贵的是，黄先生还根据列宁建构唯物辩证法体系的思路和原则，从《哲学笔记》等著作中概括出了唯物辩证法的36对范畴，把它们依次分成6类，即整体范畴、并存范畴、层次范畴、过程范畴、社会范畴、认识范畴，并阐述了这些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从而独创性地建构了唯物辩证法的一个范畴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对于深入理解列宁辩证法思想有重要意义，对于改造和完善现行的唯物辩证法体系也大有裨益。这种立足文本又超越文本的研究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黄先生对列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体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一书的研究中。这是列宁的又一部重要哲学著作，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唯批》不同于《哲学笔记》，它是一部很系统的著作，容易理解，所以过去大家对它争论较少，评价也很高。但上世纪80年代后，由于受西方学者攻击列宁的影响，国内也出现了不少混乱思想。例如，有人认为《唯批》只讲唯物论，不讲辩证法；只讲唯物唯心问题，不讲认识的辩证方法问题；甚至认为《唯批》讲的是旧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倒退，等等。针对这些责难，黄先生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又对《唯批》作了更深入的研究，澄清了许多糊涂观念。

首先，黄先生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充分肯定了《唯批》的历史作用。他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修正主义思潮泛滥，其核心观点是要用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自然科学的新发现、社会历史的大转折也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挑战。在此紧急关头，列宁写成《唯批》，捍卫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此其功绩一也。《唯批》的功绩之二是，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构成的一块整钢的思想，这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发展，对后来哲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思路。其功绩之三是提出了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这些卓越功绩，不可磨灭。

其二，黄先生指出，《唯批》中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思想体系。黄先生认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大贡献，首先在于对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理论的发展，以及由此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奠定的本体论基础。他指出，恩格斯“只是把精神和自然界谁是本原的问题作为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主要标准，而没有进一步把认识论中谁反映谁的问题也作为标准。”列宁则进一步“把是否承认思维、精神是物质的反映作为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从而明确提出了哲学上认识论的两条路线，即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路线与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唯心主义路线。列宁还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坚持的是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路线。于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就跟一切唯心主义认识论和不可知论根本区别开来。

黄先生还发现，列宁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认识论的三个重要结论（即认识对象是客观存在、认识是对客观对象的反映、认识是一个辩证过程），“以极其概括的形式呈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体系的轮廓”。而列宁对“物质”概念的认识论界定，对实践基础与实践标准、真理及其绝对性与相对性、认识辩证法、思想能动性、自由与必然等等问题的论述，就构成了这一认识论体系的内容。

当然，《唯批》中也还存在一些局限性，黄先生对此也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指出，列宁把物质定义为客观实在不太完满，因为有许多东西是客观实在，但只是物质的属性而非物质本身，如时空、运动等等；把物质定义为“可感觉到的”东西也不严密，因为有些物质是人无法直接感觉到的。黄先生还提出了克服这些局限性的方法，即应当引进“实体”概念，把物质定义为“客观实在的实体”，并把物质“是人可以感觉到的”改为“是人的意识可反映的”。黄先生还指出，本书研究认识论，却没有深入研究感性认识如何上升为理性认识，因此对于驳斥经验批判主义对理性认识的贬低甚至否定显得不力。再则，《唯批》在概念上也有不严格、不一致的现象，比如有时说真理是人的正确认识，有时又说真理是客观世界本身。尽管如此，《唯批》在总体上还是马哲史上的重要著作，其贡献是第一位的，对此不可否认。

黄先生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的研究集中表现在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中。这三者是马、恩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和形成初期的著作，其中的思想很复杂，争论也最多。究竟如何理解其中的思想，关系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实践马克思主义等重大问题。为此黄先生近几十年来作了深入研究，对许多争议颇大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80年代初，争论最多的是如何评价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有人认为，《手稿》是马克思的成熟著作，其核心是讲人道主义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黄先生在作了缜密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手稿》不是马克思的成熟著作，而是过渡性著作，是从人本主义历史观向唯物史观过渡的桥梁。此种过渡性在于，一方面没有从总体上突破人本主义的框框，仍是用人性和人的本质的设定、异化和复归的历史观来解释社会；另一方面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劳动，并力图通过分析生产劳动和经济关系的发展来说明社会的发展，因而为迈向唯物史观走出了决定性一步。因此不能简单地肯定《手稿》是马克思主义的或非马克思主义的，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

那么，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究竟如何？黄先生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有创立唯物史观时，亦即在写作《手稿》以前，确曾把自己的理论称为人道主义，但当在创立唯物史观之时，亦即在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候，就与人道主义划清了原则界限。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唯物史观，后者是唯心史观；马克思主义并非完全否定人道主义，而主要是否定其历史唯心论思想；至于人道主义所宣扬的一些伦理原则，如主张人人平等、主张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等，马克思主义则予以肯定并将其改造为共产主义伦理思想的一部分。

有的同志还根据《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献中有关实践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实践本体论。对此，黄先生是不赞成的。他指出，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论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承认实践是人类社会历史活动和认识活动的基础。因此把实践概念作为一个基本概念加以研究并充分肯定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是完全可以的、十分必要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决没有把人的实践当作世界存在的基础，或当作世界的本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强调实践的作用时是以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为前提的；那种认为自然界离不开人的实践的所谓实践本体论，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至于“实践唯物主义”，黄先生认为它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术语，人们对它的理解分歧很大，不应用它来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此外，关于异化问题、人化自然问题等等，黄先生也都作出了科学的分析，从而推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研究的健康发展。

黄先生还指出了马、恩哲学思想研究中应当深入展开的问题。其一是人的问题，其二是实践问题。关于人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讲得很多，对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也是肯定的，但过去我们对此研究不够。上世纪80年代初掀起的人道主义讨论和后来关于主体性、实践唯物主义、人权、人的价值、人的存在等等问题的讨论都与人有关，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根源的。因此，他主张对人进行综合研究，建立以整体的人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学”。至于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很强调的，现在人们讲得更多，但是至今我们没有建立起关于实践的系统理论，甚至在过去大多数哲学教材中也没有一个对实践作较详尽阐述的部分。所以，要使研究深入，必须建立严整的“实践理论”。

总之，黄枬森先生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论在深度或广度上，都有所前进，有所创新，对后人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十分中肯的，对于澄清思想，统一认识，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有重大意义。

三、悟出真学理 后人少迷误

黄枬森先生在六十多年的马哲史研究生涯中，还逐渐探索、总结出了一套把马哲史作为一门科学来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这也是黄先生对马哲史研究的重要贡献。其主要的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要把马哲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黄先生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哲史实际上是分不开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任何一门其他科学一样，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的萌芽、产生、形成、发展都是一个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马哲史。但二者毕竟又有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切地讲应当是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新形态、最高形态；马哲史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到形成及其后的全部历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各种形态。从内容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自然观、历史观和认识论等主要组成部分构成的理论体系，亦即今天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哲史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形成、建设和发展的历史。只有把二者相对区分开来，才能建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才能建立作为一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前之所以没有马哲史，就是因为人们没有把二者区分开来，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经典作家的思想、言论，没有认识到这些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具体形态，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新形态。

第二，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及其思想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中加以研究，……正确地理解其精神实质和正确地评价其是非曲直。”只有这样，才能弄清这些思想的相对性和绝对性、局限性和普遍性、成就与不足、长处与短处，才能避免教条主义和相对主义错误，也才能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从而保持清醒的头脑，捍卫和发展其基本思想，纠正或完善其中不科学的方面。

第三，就人物而言，马哲史研究的对象决不应当仅限于经典作家的思想。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是群众智慧的结晶，是经典作家和广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人员共同研究的成果。所以，研究马哲史，不仅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领袖的哲学著作和哲学思想，也要研究他们的学生和战友如狄慈根、梅林等人以及专业哲学家的哲学著作和哲学思想，还要研究马克思主义队伍中修正主义思潮中的哲学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他认为，这些修正主义哲学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虽然大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和曲解，但毕竟与一般资产阶级思潮不同，它们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试图回答的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面临的问题；即使它们的回答是错误的，也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借鉴，其中某些合理思想更应汲取。

第四，马哲史研究必须与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研究相结合。马哲史研究的目的很多，但重要的目的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这正像任何一门科学史的研究都以发展该门科学为目的一样。因此，正如自然科学史家从不忽视当前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马哲史研究也决不能忽视或排斥当前的哲学研究。再者，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身也属于马哲史的范畴，因为历史既包括过去，也包括现在。只有弄清了当前研究的哲学问题，才能深刻理解马哲史上的有关问题，因为现在的哲学研究成果是历史上哲学研究的最新形态，立足于此制高点，才能正确地评价历史上有关哲学观点的水平、意义和地位。当然，也要避免“六经注我”的实用主义偏向，坚持按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研究。因此，马哲史工作者决不可把马哲史研究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割裂开来，决不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漠不关心。

黄先生还总结出一套马哲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概括讲来，主要有如下诸条：一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线索，揭示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做到理论和实践统一，科学性和战斗性统一，逻辑和历史统一，观点和材料统一；二是要占有翔实而丰富的历史资料，一切论断均有充分的材料作根据，同时要有鉴别地吸收国内外马哲史研究的成果；三是对马哲史上的重要著作和观点，要作具体的分析和评价，恰当地估计其历史意义和历史地位；四是以革命导师的哲学思想研究为主线，同时也给予其他思想家以应有的地位和足够的重视；五是以揭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形成、发展为主，对其他部分如自然辩证法、军事辩证法、伦理学、美学、逻辑学、人学思想等也予以适当的研究；六是采取循序渐进的研究方法，即先弄清原文的字句含义，段落大意，把握其整体思想，再弄清楚其来龙去脉，并给予评价，揭示其规律性。

黄先生所提出的这些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不仅是马哲史这门学科建设的指南，也是我们研究马哲史以及其他思想史所应遵循的方针。有了这套科学法宝，我们就不会在马哲史研究的道路上迷失方向。

黄先生之所以能够几十年如一日，悉心研究马哲史并取得了丰硕成果，首先是因为在内心深处有着远大而崇高的理想，这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要为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献身，要为建立马哲史这门历史科学而努力。因此，他炼就了一身的胆识，能够在几十年复杂的政治风云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计个人得失，顶住各种压力，坚信马列，唯求真理。

综观黄先生一生的学术活动，笔者感到在他身上凝结着这样一些学术精神：第一是精与细的精神。黄先生强调在研究中要精到、仔细，要咬文嚼字，而不要粗枝大叶、望文生义。因此，黄先生澄清了许多马哲史研究中大家常用而含义模糊的概念。例如在人道主义讨论中，人们对“人”的概念理解很不一致，为此，黄先生对“人”的概念进行了分析，指出“人”有三层含义，即个体的人、群体的人和全人类的人；“人道主义”中的“人”意指的是个体的人。于是统一了人们的思想。第二是严与实的精神。这是说在研究和论述问题时要做到逻辑严密并实事求是，用严密的论证和充分的事实来说服人。如上所述，他对列宁物质定义的局限性的分析就是如此。第三是深与新的精神，即强调从平常中见出深刻，从既有思想中引发出新的观点。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被讲了大几十年，几乎被看作公理，没有人怀疑它有问题，黄先生经仔细分析却发现了其局限性，其一就是没有把物质和精神谁反映谁的问题也当作划分唯物唯心的标准；其二是没有指出物质世界是否存在的问题是更为根本的哲学问题。第四是批判与继承相统一的精神。黄先生在研究中，不惧权威，始终抱着分析、批判的态度。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有着鲜明的针对性，即提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包括批评某种观点，树立某种观点，反对无的放矢的无根据之作。当然，在对前人的批评中也有肯定，有继承，从而才有发展，反对离开前人的研究成果而凭空构想。第五是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精神，即注意把历史上某种理论的研究跟当前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为解决当前人们面临的问题提供借鉴。第六是宽容与严肃相统一的精神，即强调在学术研究的争论中，要有宽容精神，让人们充分自由地讨论问题，尽可能拓广思维的空间；同时又强调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反对自由放任和乱扣帽子。

由于黄先生在马哲史研究和学科建设中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正确的研究原则和方法，形成了一套良好的学术精神，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所以深深被学术界同仁所爱戴。他曾被推举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中国马哲史学会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会长、中国人学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市社科联副主席等。黄先生可说是我国马哲史界有重要贡献、有重大影响的一位学者。

在国外，黄枬森先生也受到了高度评价。前苏联的《共产党人》杂志在1987年第10期上评介中国哲学界的成就时写道：“通过黄楠森教授和其他一些人的努力，实际上在中国哲学界形成了一种探索列宁辩证法思想的完整学派。”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于1989年出版的《远东名人传》和《五百名人传》等也都介绍了黄枬森先生的成就。这表明，以黄先生为代表的中国马哲史学者的学术成果已经影响到国际学术界，这就为我国马哲史研究走向世界开辟了康庄大道。

黄枬森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成果和崇高的学术风范，这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需要我们认真地学习、研究和弘扬光大。

注：本文主要参考了黄枬森先生如下著作：

（1）《<哲学笔记>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2）《<哲学笔记>与辩证法》，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3）《哲学的足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4）《列宁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三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6）《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北京出版社1989—1995年版。

（7）《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一卷本），高教出版社1998年版。

（8）《黄枬森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

另注：本文初稿写于1995年，经黄枬森先生审阅，曾载于《今日中国哲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这次修改作了补充。

来源：中央编译局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