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讨论的范畴、属性与目的

新闻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发表于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的消息、通讯、特写、速记、评论、画面、视频等“声音”都属于新闻；狭义上，新闻专指消息，消息是用概括的叙述，扼要的文字，迅速及时地反映社会上新近发生的、有价值的的事实。陆定一提出：“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范长江的定义是，“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 总之，新闻是记录社会、传播信息、反映时代的一种文体。无疑，报刊是较早体现新闻消息的重要载体，是利用纸张传播文字资料的一种工具。报刊对于人和社会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或反映正在发生或发生过的事情，同时有传播知识，宣传观念，进而影响社会的发展进程。我们研究报刊的历史沿革，目的就是从一个特定角度观察社会的进程与发展。

二、中国很早就有报刊，官办为主，服务上层

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报刊起源于战国，认为中国古代报刊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春秋》，即《春秋》是我国古代报刊的最早萌芽，或初始性的萌芽，并讲出了道理。从唐代开始，我国历代都有政府公报性质的“邸报”。曾有学者把唐朝的“邸报”笼统地称为封建王朝的宫廷官报，看来不够全面。据考察，把《进奏院状》认为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报纸之一，是可以认同的。在宋代，官府印的称“朝报”。宋朝的报刊使政府官报的编辑、刻印及发行的体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规范了宋朝主流媒体“进奏院状报”的编辑、印抄及传播发行的运作程序；宋代民间“小报”开始问世；报刊传播消息、舆论导向的功能日益被人们认识。对元代有邸报的推断是符合逻辑的。明清两代朝廷的“邸报”，通常只在官吏和少数绅士中传阅。与前代不同的是，这时出现了一种合法的民间报纸——《京报》。到了清末，《京报》仍是我国近代报纸产生前的定期刊物。《京报》主要以刊登经朝廷允许公布的官方文书为主。包括朝廷政事、皇帝谕旨及臣下奏章等。除京城的《京报》外，各省也有一些类似《京报》的办报机构，其内容有的主要是来自《京报》，有的则是抄录地方政府发布的告示、文件或当地的督抚衙门的活动。这些报纸除了报头之外，没有其他标题、目录，版式简单、比较原始。

三、中国人从近代报刊中清楚地认识到其社会作用所在

中国出现的近代报刊，是与近代外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和西方殖民化中国的行动相联系的。主要是为传教士阐发教义、为西方列强军事、经济、文化侵略服务。自19世纪50年代起，外国传教士及商人在中国创办了《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外新报》、《中外杂志》、《中外新闻七日录》、《中外教会新报》（万国公报）、《中西文见录》、《格致汇编》、《益闻录》等等。其中，《中外杂志》是第一份以“杂志”命名的刊物。由《中国教会新报》发展出来的《万国公报》是外国人创办的报刊中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这些报刊有为其主办方服务的性质，但在客观上也成为了近代中国人了解世界的一个难得的窗口，既主观上为外国人的殖民化服务，客观上也有开化中国人头脑、推行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在外国人出版的报纸中，最有名的当属《申报》和《新闻报》。这两份报纸不仅是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也是整个近代中国发行量较大和具有重要影响的报纸。这两家报纸风格突出，官绅看重《申报》，商界欢迎《新闻报》，内容上注重上层动态、实行新政和商业新闻。

在19世纪末以前，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报刊数量在120家以上。20世纪后又增加了数十家。这些外国人创办的报刊，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化的过程中，推波助澜。

第一次鸦片战争20多年后，才有《中外新报》《华字日报》《循环日报》等一系列国人创办的报刊问世。《中外新报》是国人创办的最早的报纸之一。在早期中国人创办的报纸中，较有影响的要算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王韬发表了大量变法自强的政论文章，对后来的国内改良派具有很大影响，中国的报刊从一开始就有较强的政治倾向。

清末，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很重视报刊的宣传作用。梁启超在办《清议报》时曾引用西人的话说，报刊是“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强调报刊的喉舌作用、导向作用和精神作用。

中国报刊人在满足服务对象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国家、民族、社会、发展。始终没有忘记贴近实际情况、贴近民众生活。据记载，1876年，上海的“报纸发行量现已上升到每天6000份，价格是10个铜板”，而且“经营者正努力使报纸印得更小些，把价格再降低一些，以使下层的人民也能够读到”。 中国近代新闻报刊无疑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材料。是一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也是近代主要报人的思想言论史。笔者同意一些学者的提法，不能将中国近代的报刊简单地“符号化”、“脸谱化”，戴上“革命”、“进步”、“反动”、“落后”等帽子，要实事求是的研究和分析中国报刊，特别是近代中国报刊在启迪民众、传播思想、倡导进步文化、强调民主与科学、推动民主与法制、促进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四、民国早期的报刊，视野广阔，启迪国人，但荆棘丛生

伟大的民主主义先驱、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缔造者孙中山，在1916年创办的《民国日报》，长期为中国国民党的机关刊物，主持人为邵力子、叶楚伧，主要作者有戴季陶、沈定一等，其副刊《觉悟》影响深远。在民国早期的报刊中，传播了新文化运动及思想，以广阔视野和讨论问题的方法，大大启迪了国人的思考。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胜利后，把反对封建言禁、争取新闻自由的思想，在所控制的区域大力倡导和推行。孙中山尤其重视并恪守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他认真接受报纸和舆论的监督，平易近人地接受记者的采访，经常参加报界的会议，对报刊在民主革命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热情鼓励报刊在共和建设中发挥舆论监督与指导作用。据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统计，在武昌起义胜利后的半年内，全国的报纸由100多家迅速发展到500多家。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为了达到他的个人目的，干脆把《大清报律》那一套限制新闻自由的东西搬了出来，并结合日本《新闻纸法》中限制报刊出版自由的内容，颁布了《报纸条例》等限制报纸新闻自由的法令。“袁氏始终企图控制报纸与报人，反对派的报纸与报人，非予收买即予射杀，换言之，彼一手执钱，一手执枪”。据有关统计，在袁世凯的统治下，到1913年底，全国报纸锐减300多家，与民国元年的500多家相比，只剩下了139家。从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袁世凯统治中国四年零四个月时间里，全国至少有75家报纸被封，49家报纸受传讯，9家被军警捣毁，24名记者被杀，60人被捕入狱。后来竟荒唐到出现只为袁世凯一人出版的报纸。袁对报业的封建统治是对当时新闻自由事业的极大摧残。袁世凯去世后，副总统黎元洪就任大总统。他发布大总统申令“《报纸条例》即行废止”。据统计，到1916年底，全国报纸达289种，比1915年增加了85%，新闻事业出现了一个较好的发展势头。1916年仅仅上海的《新闻报》发行量就超过了3万份。在史量才等报人的经营管理下，1917年《申报》的发行量也达到了2万份， 1922年上升至5万份，1925年达到十万份，1926年则升至14万份以上。同时，无产阶级报刊在这一时期兴起是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虽然这一阶段的报业发展得到了一定的自由，但各军阀为保护自身利益，依然严格限制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如1918年10月17日重新颁布《报纸条例》，其内容相当苛刻。各军阀对新闻自由的扼杀依然没有停止，综计1916年底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两年半时间里，至少有25家报纸被封，17个报人遭到监禁和枪决等处分。在北、南军阀的限禁和迫害下，1918年底，全国报纸总数由1916年底的289种，降为221种，减少了23%。可见政治环境直接影响报业的兴衰，直接影响报纸的数量和质量，没有宽松自由的新闻背景，也就没有报纸自身的发展。

同时，新文化的思潮波澜汹涌。1915年9月至1922年7月，《每周评论》、《共产党》、《先驱》、《向导》、《新青年》季刊的出版，1923年6月至1924年12月的《前锋》和《中国工人》，1925年后的《政治周报》、《农民运动》、《布尔什维克》、《无产青年》，1928年后的《实话》、《群众》，宣传了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舆论，救亡图存的社会语境，革命政党的利益追求。20世纪20年代初胡适等人创办的《努力周报》和《读书杂志》，作为一种知识传播的载体，剖析了自由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后面对专制、腐败的政治现实，在启蒙和论政间进行抉择时的复杂心态，广泛探讨在国家统一、列强侵华、教育成败、监督政府等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在古史、新诗、民主、制度、科学、伦理等讨论中的态度。

五、中国新闻报刊人的不懈追求

康有为等改良主义思想家致力于冲破“言禁”和“报禁”，努力争取言论出版的自由。维新变法后，光绪帝发布多道上谕，扶植、鼓励官绅士民创办报刊，并提出鼓励中国民族报业发展的政策。维新派开创了新的报刊政论文体。这种文体首先出现在王韬的《循环日报》，“报章文体”以梁启超运用的最好，其特点是：半白半文，平实易懂，笔锋感情色彩浓郁，出现了一些既有时效性、又具体生动的新闻报道，新闻报道中夹带评论，有时还夹以口语和外来语，尽量贴近读者的阅读。维新派办报在中国新闻史上影响深远：一是提倡资产阶级新文化。颂扬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思想，介绍进化论学说，对陈腐的封建思想进行批判，开展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教育。二是向读者进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维新派的报刊始终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强调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三是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促成了变法的实现，四是冲破封建统治者对报刊出版的限禁，开政治家办报的先河，提高了报人、报业的社会地位。五是推动了民族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

辛亥革命让报人更加踊跃地去办报，新文化运动更加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让人们乐意并更加方便的去读报。广大民众直接和间接参与到报纸新闻事业中，这对争取新闻自由有着很大的历史意义。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五四运动推动者，提倡用白话文写作。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要求他们客观地面对当时中国的现实，白话文被各大报所提倡和推广。消除和减少了文言文的生涩，读者更愿意去阅读。当时中国人仅仅百分之五的识字率，如果没有白话文的推广使用，后来报业的繁荣不可想象。

中国的新闻报刊业从一开始就注重读者的所思所想。我们要提一下黄远生，据报刊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报刊通讯集是《远生遗著》。它是民国初年著名记者黄远生的文集。共四卷，以新闻通讯作品为主，该文集就表现出尽量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社会、并贴近读者的求知欲望的不懈追求，迅速及时地报道当时发生的、有价值的、民众最关心的事实。

黄远生是我国新闻通讯体裁的开拓者。民国元年，黄远生与蓝公武、张君劢共同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黄远生以“能想”、“能奔走”、“能听”、“能写”的“四能”功夫驰名海内外，文章流利畅达、幽默敏锐，深受读者欢迎。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其“远生通讯”更是被视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他的报道充分发挥说明、解释等宣传作用，在公众中颇具吸引力。

著名报人邹韬奋坚决主张新闻出版自由。1936年，他在《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中说：“在这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的存亡关头，我们决不忍再看我们辛勤耕耘的新闻纸，再做掩饰人民耳目，欺骗人民的烟幕弹，更不忍抹煞最近各地轰轰烈烈爱国运动的事实披露。我们认为言论自由，记载自由，出版自由，是中国国民应有的权利。”他同时又明确表示，“我们固然坚持言论自由的原则，但对有利敌人的消息，如关于外交国防军事之类，当然不愿轻率披露。”他在一封答读者信中强调，“最重要的当然是言论自由须得到合法的充分保障”，“在中国当前所谓言论自由当然是指不违反抗战国策的范围，有某些人把出卖民族的汉奸言论来否认言论自由的民主权利，那是有意歪曲言论自由的本意”。当时的中国报人已经非常理智，继承了西方新闻自由思想中对国家和民众都有益的一面，他们会在保护国家利益与公民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他们的斗争讲究策略。

民国时期的报业发展状况及其刊载内容直接和间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和人们的精神文化面貌,相对于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一种进步。根据戈公振著 《中国报学史》(1926)、秦绍德著 《上海近代报刊史论》(1993)、方汉奇主编 《中国新闻传播史》(2002)与丁淦林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2004)等提供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从民国初年到1949年底，全国各地编辑发行的各类报纸已达上万种。

1928年6月，国民党中央先后公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指导党报条例》、《指导普通刊物条例》、《审查刊物条例》。根据这三个条例的规定，所有报刊均须绝对遵循国民党的主义与政策，服从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的审查。这标志着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的初步建立。l929年又颁布了《宣传品审查条例》和《出版条例原则》， 1933年国民党中央又先后通过和颁布的《检查新闻办法大纲》、《新闻检查标准 》、《重要都市新闻检查 》、《各省市新闻检查所新闻检查规程》等法规，表明国民党对新闻报刊业的控制已经制度化。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大量国土沦陷，中国报业也被分割为沦陷区、大城市租界区，国统区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等区域。我国的报刊事业受到了严重摧残，特别是在日本侵略者控制地区，中国人民毫无新闻自由可言。在国统区，抗日报刊大量出现，昆明、桂林等地一时成为报刊云集的地方。抗战时期在华外国记者数量很大，陪都重庆成了最大的新闻集散地。不少西方记者如史沫特莱、斯诺、爱泼斯坦来到中国，报道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国共合作后，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在国统区也公开发行，因积极宣传坚持抗战，深受读者欢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新闻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政治下获得了发展，新四军及各抗日根据地，在1940年2月至1943年出版了许多革命期刊。这些报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胜利后，《文汇报》复刊、《新民报》、《大公报》等扩大了规模。据有关统计，国民党的中央直属党报有23家，发行量25万份；省级党报有27家，发行量14万份；此外还有发行量约40万份的准党报。中共方面报纸事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但受到国民党的压制，一大批报纸被查封，如《建国日报》、《解放报》、《新华日报》等。为争取新闻自由，抵制国民党的检查活动，新闻界发起拒检运动并最终取得胜利。

六、中国新闻报刊业的发展与前景

新中国成立后，新闻报刊业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报刊的宗旨是为工农兵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坚持正确导向、坚持“双百方针”、坚持“三贴近”、坚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受众之多奠定了报刊业的发展基础。报刊经营者针对不同受众，细分报刊市场。儿童、少年、青年、中年、妇女、老年人、残疾人、工人、农民、军队、各行各业都不难在市场上找到适合自身工作、学习、生活需要的报刊。

改革开发以来，中国报刊业迅猛发展，报纸出版能力不断提高，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

中国出版的各类报刊面向社会各阶层、各层次、各个方面，其中都市报最具活力。通过在30多个中心城市统计，都市报在全国报刊的总发行量中占40%多。当今，面向“三农” 、科学发展等问题越来越重要，其专业化报刊也逐渐繁荣。中国报刊业的大发展不言而喻，单从少数民族报刊的发展，就可照见一隅。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我国共出版12种民族文字的报纸88种，合计平均期印数81.81万份，13130万印张。与2000年相比，民族文字报纸增加了4种，总印数增幅达30%。到2005年年底，有99种民族文字报纸，用13种民族文字出版；有223种民族杂志，用10种文字出版。在文化事业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少数民族报刊还得到了政策的倾斜。

在一些世界传媒会议上，不断传来这样一个观点：如果离开网络和数字，报纸将没有未来。我们在英国学习报刊的高管们，也不断听到同行的好意相劝：“还是早点转业吧”。大家对未来趋势的一个重要判断是：报纸的数字化。这预示着传统媒体向着“数字化生存”的转型，报业的一场革命已经开始了。有人说，从世界范围看，报刊是夕阳产业，中国的报刊业的确面临着生存危机。但笔者认为，中国的报刊业不会消亡，除了不断适应信息时代的变化以外，纸质媒体以其特有的“亲属感”、“接触感”、“助手感”、“阅读感”和“收藏价值”，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只要报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读者的心田，报刊永远是人们的“阅读抓手”，永远是人类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