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探索军事力量合作化运用模式，是新形势下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的内在要求，也是军队建设和军事外交面临的新课题。所谓军力合作化运用，实质是开放建军、合作强军，在国际舞台上检验和锤炼部队战斗力，通过推动军队“走出去”和开展国际合作，提高“能打仗、打胜仗”能力，维护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

其一，提升中外联演联训效能。中外联演联训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从平均每年7至8批跃升至每年近20批次，地域的广度和时间的频度也明显增加。下一步应重点挖掘中外联演联训的深度，在演练对象、科目、地域的选择上，考虑与未来军事建设发展需要相联系。要精选演练内容，兼顾外交需要和提高战斗力要求，紧密结合各军种和空降、两栖、特战、陆航等力量建设需要。近年的中外联演联训多为单一科目、单一要素演练。与外军开展全系统、多要素演练，应成为未来联演联训的重要内容，对此可预作研究。此外，还可探索研练信息传递、指挥控制等诸多要素的集成融合。在借鉴外军训练方法的同时，还可学习外军在指挥协同、力量编组和综合保障等方面的经验。可适当增加检验性、对抗训练比重，提高部队复杂困难条件下遂行任务的可靠能力。

其二，加强涉外军事行动统筹指导。积极开展各类涉外军事行动，尤其是军舰出访、远海训练、国际护航、救灾撤侨、边防交往、飞行员驻训等，有助于积累我军海外军事行动和保障经验。但也应认识到，随着我国力军力的快速发展，我军现代化建设将持续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军事行动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趋复杂，需进一步加强对涉外军事行动特别是海空行动的外事管理和指导，打好军事行动中的政治仗、外交仗、法律仗、舆论仗。组织涉外军事行动应事先搞好涉外风险评估，在制定军事行动预案的同时配套设计好涉外应对预案，抓好对遂行任务官兵行前的外事政策与涉外法规教育。

其三，健全涉外军事法规体系。军队走出去有赖于有力的海外补给、维修保障，包括人员装备在他国过境、停留都需要健全法规作保障。近年来我部队赴外参演，在行进路线、补给保障等方面遇到过困难，也摸索了经验，但与日益丰富的涉外军事行动相比，我对外缔约和外事立法稍显滞后。目前，我仅签署“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军事演习协定”和“中俄联演期间临时处于对方领土军人地位协定”等为数不多的涉外协定。我军事人员、军用舰机通过他国领土领空和进行补给保障仍主要靠临时协调，缺少条约和法规支撑，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军事力量的境外运用。因此，应加大研究和内外协调力度，逐步建立健全我军涉外法规体系，为有效开展各类涉外非战争军事行动提供法理依据和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