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我们回顾了中国改革的整个历程，对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方方面面作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找出了矛盾所在，提出了我们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在不久前举行的《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发布会现场，坐在学者们中间的吴敬琏，淡定从容，把自己与马国川伴随着“中国向何处去”激烈争论写就的新作，奉献给社会。

纵观中国经济改革伟大、丰富的实践，与其始终保持亲密接触的有几代中国经济学人，吴敬琏是其中的一位。但这位经济学家又有其自身鲜明的特色，在经济改革的风口浪尖弄潮不止。其中，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思索中的纠结与忧痛。在中国经济改革波澜壮阔的实践中，他始终在场，根据对中国问题的深入理解，坚定地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在吴敬琏的人生经历中，1983年的1月到1984年的7月，他的课堂不在中国。彼时，他已经50多岁。吴敬琏在《吴敬琏选集·作者自传》中说：“在耶鲁的这三个学期，使我能够对近百年国外经济学的成果进行一次集中补课。”他曾回忆说：“耶鲁的比较经济体制理论框架好像一张色谱，一端是命令管制的计划经济，一端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间的过渡状态千差万别。这种分析方法显然带有很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色彩。然而在每个星期都要举办多次的理论讨论会上，可以听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学派学者的声音。”

吴敬琏在耶鲁时的状态，基本是在学习和观摩。中国的问题，他一刻也没停下思考，中国的现实是他心中始终存在的图景。诚如《吴敬琏传》作者吴晓波所说：“吴敬琏远赴美国学习，目的在于寻找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之道。”

从耶鲁回来的吴敬琏，重新置身于中国大地，置身于中国经济改革实践。

1984年12月，他主持的研究小组，写出了《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研究报告，明确指出通货膨胀即将发生，需要进行宏观调控；1985年年初，他又连续发表多篇论文，详细分析了中国货币流通的状况和通货膨胀对发展和改革的不利影响，在学界与政界引起了很大影响，对我国从1985年初开始的宏观调控起了推动作用。

1988年3月，吴敬琏和胡季写出专题报告《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几点意见》，对两个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引证分析，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可以称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同年7月15日，人民日报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为题，发表了这篇报告。

1990年—1991年期间，吴敬琏先是在欧洲讲学，回国途中，在东欧、前苏联等国家停下考察，目睹了经济破败景象；归国后，他又到南方考察民营企业的活力，让他看到市场经济的生机，在对照中，他坚定了捍卫市场取向改革的决心：“向市场经济转轨已经没有回头的可能。”

1990年11月，在“中国向何处去”发生激烈争论的背景下，吴敬琏写出《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一文，对未来10年的改革进行了战略性的思考。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要真正成功，“出路在于推进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革，较快地建立有宏观调节的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他与刘吉瑞合作写出《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力倡市场经济，该书在1991年12月出版。1998年该书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今天已经完全是一种理论建树标志的“吴市场”称谓，当年不胫而走。吴敬琏多次谈及当时的境况：“‘吴市场’对我完全不是美称，当时具有很厉害的贬义。”

20世纪末到中国宣布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人们发现现实的中国经济状况并不那么美妙。吴敬琏通过考察和思考，认识到，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体制以外的其他体制支撑。2001年11月15日，吴敬琏在“十六大”前召开的一次理论座谈会上，递交了一篇书面发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提出，当前特别需要强调以下三个理论观点：一、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二、它是追求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三、它是法治的市场经济。此后，“法治的市场经济”成为吴敬琏在各种论坛上发声的关键词。

“吴法治”成为吴敬琏的又一个称谓。

吴敬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思想产品的提供者。他把自己对中国现实的观察，对中国出路的思考，用发言、文章、著作的形式提供给社会，提供给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进行思考。他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等著述，都曾经受到广泛关注。

“中国如今正又重新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必须当机立断重启改革议程。光是口头上讲改革不行，一定要实实在在地推进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实现从威权发展模式到民主法治发展模式的转型和过渡。”耄耋之年的吴敬琏又一次理性地发声。

“一定要直面当前的社会经济问题，不发空议论，从历史的高度来客观地梳理中国改革历程，有理有据地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理性地探究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方法。”这是吴敬琏写作《重启改革议程》时的状态。以访谈形式协助吴敬琏完成此书的马国川由此认为，“这本书不是一个远离现实的纯学术的书，而是以深刻的问题意识为先导的现实之作”。

与吴敬琏合作，马国川得以近距离地观察这位学者。“吴老师确确实实是把自己的生命和中国改革联系在一起，把推动改革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今年已经80多岁了，本应颐养天年，但还是到处奔走。‘十八大’后的一个月里，他从北京到伦敦，从香港到海南，一路风尘仆仆，到处所讲的中心话题都是如何推进中国改革。”

一直保持理性、建设性的态度，既直面问题，又冷静平和。既善于听取各种意见，也坚持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吴老师做到了。”马国川说。

正像《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再版《前言》所说：“难得的改革窗口期已经开启，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在本书中作出的分析和提出的主张不一定全都正确。我们只是希望，不论是同意我们在本书中提出的看法，还是反对我们的意见，只要这本对话集能够对读者在积极参与改革、深入思考有关问题时有所帮助，我们就算尽到了自己的一份责任。”（记者 庄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