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组嘉宾:

徐静(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余福仁(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三处处长)

吕亚洲(贵州省春晖行动发展中心主任)

丁凤鸣(贵州省社科联研究室副主任)

记者 王小梅

访谈背景

当前,中国梦已经成为全国上下讨论的热点。习近平同志多次就中国梦发表重要讲话,尤其今年3月17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年初,省委书记赵克志在贵州省第十二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也强调:现阶段贵州的“中国梦”就是与全国同步小康,并号召大家要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为实现贵州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为此,就必须激发全体贵州人的责任和担当精神,切实把美好梦想转化为大众行动。

2013年4月30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大众行为化模式研究——基于贵州‘春晖行动’的实践探索”预评审会议在贵州毕节召开。当天,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贵州大学、贵州省委讲师团等部门的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审组,在认真阅读课题材料、听取课题汇报后,对课题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专家组认为:该课题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大众行为化这一关键问题,从社会行动理论的视角切入,以发端于贵州本土的“春晖行动”为案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精神、中国梦等重大相关问题,在课题内在逻辑体系中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定位和阐述,实现了理论研究对现实指导需求的积极回应。

今天,该成果鲜明的社会行动视角和本土案例剖析特点,对我们探讨如何把现阶段贵州“中国梦”切实转变为大众行动,无疑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基于此,本报记者就社会行动视阈下的贵州“中国梦”,专题约谈了预评审会议与会专家和负责人。

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大众的责任和担当

记者:实现中国梦,需要凝聚中国力量。“春晖行动”靠什么实现了对大众力量的有效凝聚,这对我们今天激发大众在中国梦实现中的责任和担当精神,有什么启示?

徐静:“春晖行动”之所以能够激发参与者的责任和担当精神,根源在于这个行动有其深厚的道德和情感基础,简单地说,就是把道德情感化,情感道德化。通过道德的情感化以增强道德的感染力,通过情感的道德化以升华情感的厚重感,最终实现对参与者行为最大程度的感染、感召和升华。“春晖”虽源自《游子吟》,却不是仅指母爱,而是包括乡土之亲、人民之情、祖国之爱、民族之谊的“大爱”；也不仅仅是一种感情,而是由内而外、由精神到物质的扎扎实实的行动,是对于贫困地区的发展从心底产生出的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如果说父母对孩子的爱是天然的不讲条件的,那么孩子对父母的爱,即“孝”却是一种不容推卸的义务、责任和担当。“春晖行动”中人们所表现出的对自己父母、乡土,国家、社会所持的报恩之心,其实就是一种责任心。“春晖行动”唤起了人们对家乡面貌改变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自觉性。爱国,实际就是一种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意识。所谓“亲情、乡情、友情”,其实正是这样一种爱的责任意识的具体体现。“春晖行动”正是以这样一种爱的责任意识作为导向,实现了人们由爱国之情到爱家之情的回归,由“扶贫济困”到“回报桑梓”的回归。在这一回归的过程中,爱家之情、爱乡之情、爱人之情逐渐得到强化。最终,当一个人有了爱家乡、爱亲人、爱友人这种情有独钟的“偏爱”情感,就会有爱国家|、爱社会、爱全人类这种兼及天下的“博爱”精神。今天,实现中国梦,同样需要激发大众的责任和担当意识,而这也无疑需要一种道德化的情感的感染、感召和升华。从爱亲人到爱家乡、再到爱祖国,无疑是一种永恒的道德情感和行为逻辑,牢牢抓住这一关键,努力打造更多象“春晖行动”这样的实践抓手,无疑会有效激发大众对于中国梦的责任和担当意识。

“春晖行动”回应了“中国梦”的现实需求

记者:当前,“中国梦”已经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而现阶段贵州的中国梦无疑是整个中国梦的重要组成。发端于贵州的“春晖行动”,过去已经积极回应了贵州发展的需求,今后又将如何回应贵州的“中国梦”。

吕亚洲:“春晖行动”发端之初,主要就是针对贵州的反贫困问题而展开,近9年来感召数以万计在外游子情牵故土、反哺家乡,参与贵州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春晖行动”因此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评价,并获得第六届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奖”,第八届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慈善楷模奖”,逐步成长为中国著名公益品牌。虽然现阶段的贵州“中国梦”是今年才提出的,但其内涵着的奋斗目标早在“春晖行动”发起之日就开始践行了,因为贵州梦早已成为我们的春晖梦。今天,春晖行动再次处在了发展的节点,正确规划未来的发展很重要。一是作好战略发展规划。近期规划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突出“理念传播”和“项目助推”两大功能,以思路创新、实现体制的突破,夯实春晖行动自身造血功能；以方法创新、实现传统格局的突破,夯实春晖行动的工作基础；以文化创新、实现功能的突破,夯实春晖行动的工作载体。抓好宣传、项目和服务三大块工作,实现组织化管理、社会化动员、实体化运作、信息化传播的目标。二是要扎实抓好重点工作,以“尽孝”为主题重点抓好“春晖助老计划”,以“感恩”为主题重点抓好“春晖助学计划”,以“反哺”为主题重点抓好“春晖家园计划”,以“回报”为主题重点抓好“春晖梦想计划”,以大学生为载体抓好“春晖社团计划”,以春晖使者为载体抓好“春晖云计划”,依托在外乡友抓好春晖行动联络处。从更大的层面来看,还将依托春晖行动形象大使、春晖使者、海外春晖行动组织和各种媒体开展“春晖行 中国梦”全球性的宣传和推介,号召海内外中华儿女反哺家乡,回报祖国,汇聚中国力量,展示中国精神,共筑中国梦想。

让贵州“中国梦”成为大众的行动目标

记者:贵州的“中国梦”是全体贵州人的“梦”,而“春晖行动”实现了大众的有效参与,对我们把贵州的“中国梦”具象为大众的行动目标有什么启示呢?

丁凤鸣:“春晖行动”以其伟大但人人可为的运作模式实现了大众的有效参与,确实对我们探讨如何增强贵州“中国梦”在实践中的可参与性,有积极的现实价值。经过课题组的分析,“春晖行动”伟大但人人可为的运作模式,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即:以传统道德作为基本的动力支撑,以共青团系统作为基本的组织运作保障,以社会化动员作为基本的资源整合方式,以多样化的项目作为基本的行动载体,以服务本土发展作为基本的行动目的。这样一个完整的运作模式,以明确的奋斗目标、深层的道德支撑、较强的组织保障、较低的参与门槛,真正解决了大众的可参与性和参与的持续性问题。它避免了过去有的地方建设靠“组织”活动,停留在贴标语、喊口号、唱高调、一阵风、走过场,把扶贫任务当作一种被强加的任务来完成,耗费了行动者参加扶贫工作的潜在热情的可能。“春晖行动”的实践告诉我们,必须努力把贵州的“中国梦”转变为全体贵州人的“梦”,并让每个贵州人都能在这个“梦”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不仅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而且知道自己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平台、载体来做,才能真正使这个“梦”具有广泛的可参与性和参与的持续性,才能真正使贵州的“中国梦”转化为大众的行动目标。

中国梦是个体梦的行动“聚合”

记者:只要个人梦和中国梦同频共振,中国梦就将成为个人梦的行动聚合,但如何实现个人梦和中国梦的同频共振呢?

余福仁:在“春晖行动”中,很多春晖使者都怀着一颗家乡梦——实现自己家乡脱贫致富的梦；但每个春晖使者在实现自己家乡梦的过程中,同时还实现了春晖组织者的“春晖梦”——整个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梦。这揭示出一个基本的组织学原理,即任何组织的发展目标都必须转化为个体的奋斗目标,这样,个体在实现自身奋斗目标的过程中,同时还会实现组织的发展目标,而这个过程就实现了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的统一,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因此,中国梦归根到底也要转变为每个个体的梦,这样,每个人努力实现个人梦的过程中,同时就会汇聚起中国梦得以实现的强大合力。但是,实现中国梦到个体梦的转化,关键是要切实贯彻习近平同志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上的讲话精神。一方面,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有发展机会,努力实现机会公平。要让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另一方面,要切实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中国梦实现的主体力量、依靠力量,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只有如此,我们全体中国人民才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才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会把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才会创造出一切美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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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初,团贵州省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借唐代诗人孟郊《游子吟》的感人意境,以“春晖行动”为名,创造性地发起了一项通过“亲情、乡情、友情”的纽带作用和“血缘、地缘、业缘”的社会网络功能,以“志愿、公益、互动”为原则,凝聚离乡在外的成功人士和社会贤达之力,投入到其故乡或第二故乡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社会化反贫困行动。该行动2004年2月开始创意策划,同年10月18日正式启动后,连续不断的一系列大型公益活动的推出,如“温暖万名贫困母亲”、“感恩父母、关爱老人、共建和谐贵州”、“春晖助学”、“春晖家园计划”等,产生了显著的社会资源聚合效应,“春晖”行动者从最初为数有限的模范者发展到今天拥有32000多人的“春晖使者”队伍,且这一不断壮大的群体,从省内延伸到省外、甚至国外,活动遍及贵州省9个市(州)、88个县(市、区)、1500多个乡镇和10多个省(市、区),并在海外建立了多个联络处和办事机构,形成了“花开贵州、情动中国、香飘海外”的局面,为促进贵州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2010年1月28日,中宣部新闻局在《新闻阅评》中指出:“春晖行动”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它是一个“伟大但人人可为”的活动。这带给我省若干“春晖行动”探索者的进一步思考是,其所以伟大又人人可为、人人愿为,是由于其动力基础是植根于传统文化浸润下对故土亲人的深厚情感,由此引发更深层的思考回应是:“春晖行动”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结果实现了对贫困地区输入大量反贫困资源的初衷,而且还在于其过程强化了广大公众对“心忧天下”、“扶贫济困”、“反哺故土”、“回报桑梓”等优秀中华传统价值观的发掘和认同,进而增强了大众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向心力和归属感。这样的思考回应,无疑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迫切需要探索的大众精神的塑造和大众行为的固化带来深刻的启示。尤其是2011年5月10日,习近平同志在贵州考察指导工作时这样评价“春晖行动”:“团省委发起倡导开展以‘亲情、乡情、友情’为纽带、动员组织广大在外游子参加家乡扶贫开发的‘春晖行动’,这些有特色有实效的做法要继续坚持和推广。”习近平同志的评价,更加坚定了课题组对此进行研究的决心。

正是基于上述思考回应,以徐静研究员为组长的课题组,在有关省领导的关心下,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积极向国家社科规划办申报,并于2010年12月获准立项了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大众行为化模式研究——基于贵州‘春晖行动’的实践探索”。该项目也是贵州省社科界获得的首个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此后,课题组在国家、省社科规划办的指导下,在各相关参与单位和个人的积极努力下,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大众行为化这一关键,从对“春晖行动”的剖析入手,进行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探讨,经过问卷、访谈、座谈、专家咨询等系列调研,历时两年多,先后完成了“文化跨越发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树立宣传典型,引导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阶段性成果,在《求是》、《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刊物发表了《从春晖行动看公益中国建设》、《贵州“春晖行动”:调动美德的力量》等论文,最后完成了一个总报告、六个分报告以及访谈实录、问卷分析报告等共计21万字的系列报告成果。

预评审专家点评

周溯源(中国社会科学网总编辑、编审):春晖行动,伟大,但人人可为。我认为课题对春晖行动的这个概括及其具体表述很贴切。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四个层面的东西,老百姓不好记,知识分子能记住的也不多。中央也认识到这一点,也曾组织或委托课题做这个工作。党的十八大提出“三个倡导”,是一个突破,比较具象些。过去自由、民主比较忌讳,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现在也有突破,但是这依然不是最后的定论,这里面有一个继续凝炼的空间。这个课题已经凸显了其学术理论价值,有生命力,也表明互联网时代没有边缘,贵州社科队伍在互联网时代能做大事,能写出好文章。

刘建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今天拿到这个成果感到很振奋,成果意义深、难度大、内容实、分量重、价值大。研究春晖可以有两个角度,一是扶贫的角度,也可以提炼总结模式和意义；二是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义研究,但难度就比刚才那个大得挺多,要解决基层很实的东西与理论上很高的东西如何结合的问题?这个课题把一个从下往上的过程与从上往下的过程在中间汇合,不是简单的理论推演,成果很实,很有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大众化,春晖行动也要向前发展,两个过程在课题涉及的范围内交汇了,实现了从西部地区研究以公益活动为载体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理论升华。

封孝伦(贵州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春晖行动”贵在有一个道德基础——春晖报恩。因为有道德基础,所以做得这么长,而且越来越好。这个道德基础,是春晖行动的闪光点。这个闪光点被课题组发现和捕捉到,并进行深入研究。道德不只是一个知识,还是行为习惯。现在一些孩子不知道报恩,不懂得反哺。课题立足于人性最基本的道德基础深挖春晖行动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以敏锐的眼光把理论的东西行为化,又把行为的东西理论化。课题对春晖行动行为模式进行揭示,并让人们认同之后,这个模式就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力量。同时,课题的研究,对其他案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本形式和理论模型。

龚晓宽(原省委讲师团团长、研究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行为化模式研究,感觉这个题目不太好做,但成果给我印象深刻。贵州在扶贫攻坚方面,有许多模式,春晖本身也是模式,这种模式的来源不是头脑中想出来的,是从群众中来的。本课题的好处在于把团贵州省委实践中的创新从理论角度深化、总结,然后再返回到实践中去推动实践的深化。课题把实践的创新进一步深化到理论的创新,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行为化的高度,把春晖行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搭上桥梁,资料翔实,思路清晰,结论清晰。

蔡中孚(贵州省社科规划办主任):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行为化模式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该课题立项以来,得到了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国家社科规划办、省社科规划办密切关注课题进度,多次就相关问题进行指导和协调。课题组在研究中贴近时代脉搏,无论是理论视角切入、实践案例选择,还是研究方法的运用都很得当,同时在《求是》、《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刊物上推出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引起了理论界和有关部门及社会的关注。最终成果逻辑线索清晰、结构合理、行文流畅,可读性强,对贵州中国梦的建设有积极的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