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百年前英德两国的舰炮博弈，有助于我们理解行为经济学，认识人的理性与非理性。

一战前的欧洲，一场造舰比赛在大英帝国和新兴强国德国之间轰轰烈烈地展开。有趣的是，双方造舰的直接目的不是战斗，而是为了在谈判桌上获益。作为老牌海上强国，英国皇家海军认为只有让德国人见识到自己的强大，才能有效威慑对手。于是定期在德国家门口举办各种炫耀式的阅舰仪式，清晰地展示强大战斗力。当时的德皇威廉二世得出一个结论：自己必须强大，才能迫使英国改变提防德国的态度，甚至使英国放弃与俄国的同盟关系，转而与德国结盟。要想获得结盟的资格，无疑需拥有足以防卫自己海岸的军舰！

在德国开足马力制造军舰后，英国人又陷入思维怪圈：如果德国人造巡航距离长的战列舰，他们就是要和英国争夺海外殖民地并且歼灭英国主力舰队；如果德国人造巡航距离短、威力相对小的巡洋舰，他们是要切断交通线，直接威胁英国本土！战争就这样一步步不断临近。

战争开始后，德国内部也陷入了一场争论。海军高层斤斤计较主力舰的数量和吨位，认为舰队除非保持一定优势，否则不能一战。他们认为，德国公海舰队的存在能为日后谈判留出足够筹码。而提比茨元帅明确指出：哪怕拼光了德国舰队，德国的核心优势陆上霸权仍然存在。但英国则将蒙受巨大灾难，丧失核心制海权。

但是，被陆军思想统治的德国未能领会提比茨的思想。威廉二世决定，在双方主力舰比降到2:3之前，公海舰队决不能出港作战。4年后，完好无损的德国公海舰队全体自沉于英国斯卡帕湾。

回首这场百年前舰炮的博弈，会发现它有着同样重要的经济学意义。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之一，就是行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对于理性的博弈双方来说，威慑本为谋求和平。而行为经济学认为，在决策中，人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但是人类往往最不了解自己。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人，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人”假设有诸多不合理之处。

卡尼曼认为，人的思维模式分为两个系统：系统1在运行时无意识并且快速、不费脑力、完全自主；而系统2则将注意力转移到需要费脑力的大脑活动上来，如复杂运算。也就是说，系统1代表了直觉，而系统2代表了理性。实验表明，审视自我时，往往更容易采用系统2，自认为头脑清醒、富有逻辑、善作抉择。但事实却是，系统1与系统2却都活跃着———直觉和理性同样在影响决策。卡尼曼总结出了很多两个系统并行致使我们做出错误的直觉判断的例子，比如选择性偏好———两国军舰直接让对方联想到战争挑战；再比如效用层叠———相对次要事件的媒体报道，引起大规模的公众恐慌和政府行动。卡尼曼还指出，大脑对风险问题时往往要么完全忽视，要么过于重视，没有中间地带。每位等待晚归女儿的家长都能体验到这种感觉。一战前英国和德国民众也正是在这一“概率忽视”的心理影响下，由博弈走向战争。

德国海军在开战之后拒绝牺牲自己来给英国造成不可承受的损失，在行为经济学里则被解释为心理账户影响。从理性角度出发，德国海军不需要胜利，只要能给英国海军带来无法承受的代价，德国陆军就能在陆地上挽回损失，就像我们在股票投资中卖出亏损而保持收益一样。但行为经济学指出，人们在决策中倾向于拒绝减少损失，因为这样做就相当于承认失败。

1914年各方领导人都倍感无助，因为他们卷入了一场绝大多数人都不愿看到的战争，而起源却来自于各自认为理性所需的威慑博弈。20世纪后叶行为经济学对人类理性的研究挑战了整个社会科学体系，它告诉我们，在人类思维中存在着黑暗与光明交错的地带，根植于我们人性的非理性是无法根除的，只有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自己，才能用理性去避开直觉的陷阱。

（作者单位：海南住房公积金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