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名片

天津时调是源于明清、盛于清末民初时期，流行于天津地区的民歌小调，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首个以天津地名命名的曲艺曲种，包含许多天津地方民歌和外地流入天津的曲调。20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渐衰落。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市广播曲艺团成功改革了“靠山调”，并根据其历史源流及艺术特色，将其定名为“天津时调”。天津时调独特的唱腔和风格及其曲折的传承历史在天津民间文化发展中具有极强的代表性。2006年，天津时调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传承人故事

一座城市的历史不仅存留在典籍里，还存留在每个市民的记忆中。只要将这些记忆铺展开来，就是一部部各具味道的城市脚本。87岁的曲艺名家王毓宝心里，就装着这样一部脚本，上面写满了天津时调的昨天与今天。

据王毓宝介绍，天津时调原名靠山调。一百多年前，天津的制鞋作坊场地狭促，师傅们工余时只得背靠山墙歇息，每逢此时，粗通音律者便会引吭而歌，初期无腔无调，后来唱和者日增才渐有章法，同时吸收了人力车夫休息时所唱小调和当时青年男女的情歌元素，形成了天津时调的雏形。所以，天津时调的产生背景注定了它鲜明的草根特色，是一块研究天津城市历史沿革以及民风、民俗的“活化石”。

“我生在手艺人家，一共11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十。父亲王振清是大宅门里的油漆工，微薄的薪水要养活一大家人。我父亲不抽烟、不喝酒，最大的爱好就是唱靠山调。夏天，吃过晚饭，他就约上几位老友，在胡同口摆好桌椅，泡上大叶清茶，弹弦歌唱，引来不少街坊和行人。那时我才五岁多，借着端凳子、摆茶具的当口，也跟着学唱。我的家里没有条件去拜师，只能算是随父学艺，”王毓宝的思绪定格在了80年前，“我的嗓音条件比较好，加上父亲的调教和常有的当众‘票’一曲的机会，筑牢了我的时调基础，13岁就正式登上了舞台。”

王毓宝说，由于时调是天津土生土长的曲调，而且用天津方言演唱，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天津人对其青睐有加。清朝末期，时调行当涌现了众多民间艺人，同时盛行于宜兴埠、丁字沽一带，河东的沈庄子、郭庄子一带，西头的西城根、西北角一带和城里等四个地区。那时，像她父亲那样的手艺人，唱时调纯属消遣，是名副其实的票友。凡遇民俗活动或是亲朋喜宴，大多会邀请他们出场热闹一番，俗称“走票”。王毓宝8岁时，开始跟着父亲四处“走票”。那时的“走票”是无偿的，而在小茶楼登台演唱时也因为岁数小只能拿到半份报酬。为了贴补家用，减轻老父的肩头重担，十几岁的王毓宝不得不“赶场”赚钱，最忙时一天要跑上四家戏园演唱八场。

王毓宝是天津时调由旧转新全过程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并且亲手改掉了不少陋习。“这种陋规可能始于时调走上舞台初期。那时是男女合演，男艺人光说不唱，叫‘时调前脸’，在女艺人演唱过程中，前脸插科打诨，有时言语下流，特别是在—些简陋小场，更是以此迎合听众的低级趣味。我们家生活最困窘时，有人劝我父亲放我‘下海’，并许诺‘分份’养家，我父亲说绝不能叫自己的亲闺女到那种地方去卖唱，除非取消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后来，鸟市的‘玉茗春’答应取消前脸和铺纲（一种比较庸俗的唱前铺垫），我才在那里开始了正式的从艺生涯，”王毓宝说，“不过，里程碑式的变化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天津市广播曲艺团成立，对时调进行了全方位改革，重点放在内容和舞台的净化上，筛选出符合要求的传统唱段、唱词，除了伴奏者之外，搬走了没有用处又妨碍演员的长方桌。在唱腔设计上，改变了一些死板的传统唱法，又试加了扬琴、笙等吹打乐器，同时还增加了间奏和动作，使天津时调真正从胡同里巷登上了大雅之堂。”

王毓宝还披露了一段艺坛佳话：“小时候赶场坐不起人力车，只能坐有轨电车。父亲拎着三弦，带我坐电车从北大关到劝业场时，总会碰上一位年轻的售票员，他可怜我们困难，常常偷着不让我们买票。40多年后，在庆祝建党六十周年的演出间隙，《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的扮演者郭振清特地到后台看望我时问：‘王大姐，向您打听件事。新中国成立前，我在电车上卖票，经常有位高挑儿身材的中年男子领着个姑娘从北大关上电车，我模糊记得他也姓王，也是唱时调的，不知您认不认识？’我告诉他：‘您打听的那个人是我父亲，那个姑娘就是我！’”

王毓宝认为，多由一人独唱的天津时调曾经风靡津沽大地的主要原因是它的通俗易懂，表现的都是小市民的家长里短，吐字唱腔多用天津语音，演唱讲究“悲、脆、媚”和“稳、准、狠”，力道十足，没有一点缠绵之音。她说，全国曲艺看天津，当前的曲艺今非昔比，以前是买不着票，现在是坐不满场，这里有时代发展的原因，也有作品、学员跟不上的原因。学无止境，学习曲艺一年半载是它，一辈子也是它。吐字发音怎么处理，人物的思想、感情怎么刻画都得细致琢磨，根据内容寻找符合人物性格的表现方式。我到了这个年纪也不敢说“我行了”，我现在最着急的就是谁来接班的问题，虽然我谨守父训教徒从来分文不取，但有志曲艺的孩子还是越来越少，这个难题不解决，其他的就无从谈起。

专家点评

贾立青（天津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天津时调源于明清时在天津流行的民歌小调，主要有天津土生土长的“靠山调”、“鸳鸯调”、“大数子”及一些外地流入但已天津化了的民歌小调，如“拉哈调”、“秦（青）楼悲秋”、“怯五更”、“后娘打孩子”、“解狱”等。早期被统称为时新小曲，清末起称时调。20世纪50年代初始定名为天津时调。天津时调的演唱，多倚天津语音吐字行腔，演唱技巧上讲究“悲、脆、媚”、“稳、准、狠”，形成高亢爽朗、豪放悲凉的独特地域风格，历来有“燕赵悲歌”之喻。

天津时调没有流派的形成，但各时期都有诸多著名演唱者出现，并具有各自不同的风格特色。20世纪初至２０年代末时调兴盛于津，著名者有赵宝翠、王红宝、高五姑、秦翠红等；20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渐衰落，著名者为赵小福、姜二顺等。

上世纪50年代初，天津的曲艺工作者对时调进行全面深入改革，去除糟粕使其焕然一新，并定名为天津时调，这是首例以天津地名冠之的曲种。此后，它经历了连续十几年的创新、“文革”初期的封禁、70年代的复苏、改革开放后的振兴以及如今面临濒危的历程。60年来，王毓宝一直为天津时调的领军人物，她先后演唱的《摔西瓜》、《翻江倒海》、《毛主席来到咱农庄》、《军民鱼水情》、《梦回神州》等均称得起精品之作。她在教学上也成果丰硕，弟子有高辉、刘迎、刘渤扬、陈淑萍、史林、杨丽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