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观的博弈凸显出来以后，对我们的挑战是很大的。因为相对而言，精神领域的调节力，西方比我国要丰富。西方有三大精神调节力——政治调节、宗教信仰调节、职业意识调节，而我国主要只有一个调节力，即政治调节。

　　职业意识调节是伴随着工业化大生产运动而来的，是工业文明的成果。西方有几百年工业革命的历史，而我国改革开放前主要是农业经济。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员是448万人，其中2.5%是工人出身，基本上都是农民出身。我国现实的工业发展很快。美国是自1897年以来工业生产总量的全球老大，2010年我国工业生产总产量超过了美国。我国生产了全球工业生产总量的19.8%；美国是19.4%。但是仅仅30年，是产生不了职业精神的，因为精神是需要积淀的。所以在我国，职业精神尚不足以调节我们的社会。

　　另外，我国宗教调节力也不足，我们就把精神调节力主要寄托于政治调节。但这显然与国际政治深刻的变化不相适应。在民主革命时期，阶级的对抗是你死我活的，正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种情况下，要凝聚本政治集团的力量不困难。但核心价值观的博弈，内含着政治，外显的是文化。也就是说，在当前的情况下，以政治调节凝聚本集团的力量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这就需要我们随着时代的变化，在我们的精神领域找到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宣讲人为全国青联常委、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中共北京市委讲师团宣讲家网站[www.xj71.com]、网络资料《大讲堂》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