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发展目标。在这一目标下，规定了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具体发展目标。笔者认为，实现翻一番比较容易，但是，我们在实现收入翻番的目标过程中，必须大幅度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即缩小贫富差距。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共同富裕的本质决定的，也是现阶段能够而且必须做到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鼓励市场竞争，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在创造财富基础上增加收入的热情，对于发展经济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单纯的市场竞争必然出现“马太效应”即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要求利用政府的宏观调控尤其是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校正市场竞争造成的财富分配不公现象，保护广大劳动群众勤劳致富的积极性。然而，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引入，我国理论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盲目地接受了一些不利于勤劳致富的理论，形成了妨碍共同富裕的理论教条。

这些理论教条概括成一个基本结论就是，现阶段即在人均GDP几百美元到几千美元的发展阶段上，贫富差距拉大是必然的。持有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们都把如下两个理论作为根据。一个是“刘易斯转折点”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之前，农民的收入水平不能提高，否则就会影响到资本积累，从而影响经济发展。正是由于这一理论的诱导，多年来，我们在政策上或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农民尤其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使他们对社会的巨大财富贡献得不到合理合法的利益回报，甚至连工资都经常被拖欠。

另一个理论是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型”假说，该理论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贫富差距要经历一个先扩大再缩小的过程。“倒U型”假说是依据上百个国家的统计数据得出的经验性结论，并没有得到严密的科学论证，库兹涅茨本人已经提示了这一点。但是，我国的个别经济学家却奉为圭臬，诱导政府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政策调整中对于贫富差距拉大现象听之任之，无所作为。

这些理论虽然出自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但只要不科学，必然经受不住实践的检验。以我国的实践看，改革开放最初几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历史上人数最多、比例最大的时期，但由于农村改革，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城镇居民，贫富差距迅速缩小。近几年党中央对三农采取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政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明显缩小。这些事实都是发生在农村还存在数以亿计剩余劳动力条件下的，证明了“刘易斯转折点”理论是不正确的。

从国际经验看，当年日本、韩国和台湾省在经济高速增长起步阶段，人均GDP也只有两三百美元，但由于他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都实行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和地区之间均衡发展战略和政策，所以，都在人均GDP达到五千美元之前就实现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了城乡居民收入均等，使得衡量贫富差距状态的基尼系数控制在0.3左右的合理范围内，至今仍然保持得比较好。

那些来自于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教条不能指引我们共同富裕。我们必须在解放思想中实现经济发展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都要求共同富裕。那么市场经济能够满足社会主义制度关于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吗?我们不必讳言，单纯的市场竞争会导致贫富差距拉大，但这并不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客观要求。作为市场经济理论鼻祖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章就指出过，社会分工基础上相互交换即市场经济会带来“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那些市场经济教条显然有悖于斯密的这一伟大论断。当然，如何实现“普遍富裕”，斯密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这正是需要我们创新之处。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