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包罗万象，错综复杂，引起各个领域、学科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也招来众多的批判和质疑。在当下矛盾丛生的全球化语境中，审思几个关键性问题以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成为必要。

　　1 全球化并不等同于国际化

　　全球化与国际化的关系有同质论和区别论两种提法。同质论认为今天的全球化与原来的国际化只有程度上的变化，没有实质区别。与同质论比较起来，区别论更为流行，例如以斯科特（Scott, P.）为代表的“辩证关系论”、以阿特巴赫（Altbach, P.G.）和奈特（Knight, J.）等人为代表的“影响应对论”、以博斯特罗（Bostrom, C.A.）等人为代表的“相对区别论”等。

　　应该承认，全球化与（旧的）国际化在时间序列和概念内涵上有一定联系，但也存在根本的不同。国际化多指国家间的合作，或者跨国界的活动。它反映的是民族国家仍然占据中心地位的世界秩序，所侧重的是基于双边交流和合作的战略关系。两者的关系还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去理解。

　　首先，全球化不等于普遍主义，因而与国际化并不是对立的，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国际化的高级形式。

　　其次，国际化以民族国家为中心主导的世界结构，严格说来不存在被动问题。而全球化是一个无可遁逃的生存境遇，不存在要不要、想不想的问题，而是选择主动参与还是被动承受的问题。

　　最后，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过去那种建立在科学知识普遍主义基础之上的全球化观念和国际化的殖民扩张实践，已经被本土性知识、情境性知识解构。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旧的国际主义全球化扩张企图的终止和新的异质同构性全球化局面的出现。

　　哈贝马斯指出，有远见的经济学家早在20年前就把“国际经济”与新型的“全球经济”区分了开来：国际经济是战后若干年间国内和国家调节系统的目标，而全球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管制的领域。全球经济是20世纪晚期的一种现象，是“全球化”的发源地。这虽然是经济学的视角，但同样反映出两个概念的差异。

　　2 话语斗争决定全球化面貌

　　戴维·赫尓德（David Held）等人提出过一个包含四个时空维度加四种组织维度的全球化分析框架，这是一种研究全球化本身的密集、稀疏、扩展、分散等特征类型的架构。分析全球化具体领域的问题（如高等教育），必须有新的应用框架。

　　从目前中国学界普遍认可的开放性全球化观来分析，可以对全球化采取以下基本立场。

　　首先，作为主观维度的全球化。借助乌尔里希·贝克对全球性、全球化、全球主义的三分，全球化被定义为是客观现实的全球性与主观建构的全球主义的互动过程，片面强调全球化的客观历史必然性而看不到全球化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倾向是幼稚的，对于非西方世界来说难免有再次坠入被新帝国主义殖民的危险。这就意味着对试图以一维或平面的经济全球化代替多维的立体的复数全球化（globalizations）的否定，并开放出了全球化的第二个维度——话语斗争维度。

　　其次，作为话语斗争维度的全球化。既然全球化并非客观中立的过程而是渗透着主观目的的价值场域，各种利益诉求便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对立，从而极大程度上形塑并改变着全球化的面貌。因此，全球化不只是一个事实问题，更是一个话语问题。事实性并不是全球化的决定因素，真正决定着全球化面貌的，是各种各样的全球观相互之间的博弈，即话语斗争。这就意味着对不假思索的全球同质化预设的批判，并进一步提出了全球化话语关系中的主体问题。

　　最后，作为主体维度的全球化。全球化是多元主体参与建构的过程，不是先在的、不容反思质疑的所谓历史规律或客观必然性。对于中国来讲，就是既要把“主权中国”置入世界结构中，根据对他者的理解、与他者的合作或冲突来认识中国，同时又不放弃中国意识和中国视角，以主体姿态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建构，不但要问“是什么”，还要问“为什么”，在警惕不自觉的甚至主动的西方殖民的同时，积极建构中国自己的全球化愿景。这就反过来意味着一种主观且可变进程的全球化，否弃了全球化一元决定论导致的必然性预设。

　　3 发展中国家警惕被全球化吞没

　　全球化——一张几乎涵盖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有变化的清单——作为当代社会的背景和特征，伴随着现代性问题、后现代思潮、市场化、信息通讯技术发展、人口变化、多元化、生态、安全、贫困、移民等等，不断蔓延，无可遁逃。如何认识和把握，成为进一步探究全球化更深层次问题的一个当然前提。

　　马克思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展开全球社会讨论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全球化问题的本质核心就是资本逻辑的扩展。现代性是资本逻辑的时间向度，而全球性则是资本逻辑的空间向度，两者不过是资本逻辑的一体两面，共同构成一个纵横交织的时空坐标，将全球问题囊括无遗。所以当代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资本逻辑带来的西方霸权、后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问题，即全球化的负面效应，这一点特别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挑战。全球化既然无可遁逃、不能回避，明智的选择就应该是在警惕被吞没的同时，抓住机遇谋求发展。

　　4 吉登斯：全球化留下“风险社会”

　　吉登斯将全球化问题内含于其社会学的“结构化理论”当中，把全球化看作是现代性的各项制度向全球的扩展。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全球化造成了一个风险的世界、失控的世界，其后果是“风险社会”的形成。他批评了接受现实的实用主义、持久的乐观主义、犬儒式的悲观主义三种态度，认为对全球化应该采取的唯一态度就是“激进的卷入”。“激进的卷入”就是要创造出一种“乌托邦现实主义的模式”，既不丢掉乌托邦理想，又与现实保持平衡的一种新模式。

　　吉登斯夸大了人类主体的能动地位和作用，夸大了人的反思性对于社会变迁的影响，否认了人类社会变迁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不免有“唯意志论”和历史不可知论之嫌。此外，吉登斯的全球化取向，是与时空伸延特性相一致的主动的、主观的建构，即如何给社会建立“规则”。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是，他只是站在全球化过程的一“极”来看问题，即站在发达国家的立场观察全球化过程。如果站在另一“极”，即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全球化的另一方面就是时空压缩。在时空压缩这一认识视角下，社会不仅是主动建构的，也是已建构或被建构的。在已建构和被建构的情况下，如何争取实现主动建构和自主建构，这才是我们要关注和解决的重点。这是两种来自于不同视角的思维取向，根源于不同的社会现实，自然就有不同的理论关怀和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