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国际关系学界有名的“越界”学者。他的研究覆盖国际政治、制度经济学、政治（学）理论和社会科学哲学等多个领域。唐世平教授在顶级国际期刊发表多篇重要文章，他已经出版两部英文专著：《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和《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第三部英文专著《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即将面世，新书《论社会进化》也即将完成。

　　唐世平教授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最有国际影响的学者之一。围绕着国际关系学者如何开展理论研究的问题，本报记者对其进行了采访。

　　追求研究根本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以来，您已经发表了诸多学术成果。回顾您的学术研究，您认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最大的心得是什么？

　　唐世平：我在长期的失败与实践之中，获得了一些教训与经验，也从巨人身上学习到一些东西。回顾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我觉得有一点特别重要，那就是关注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问题。

　　在一定意义上，理论研究是非常枯燥和辛苦的。但是一旦你发现自己研究的问题非常重要，并对解决这一问题充满激情，你的研究工作就能变得“好玩”起来。实际上，所有东西都是可以追问其背后隐藏的根本性问题的，而这种问题肯定有趣。对一个学者来说，如果一生中能够发现并且解决一个别人没有想到过的重要问题，或者解决一个多年未被解决的重要问题，那么他的一生将是非常“幸福”的一生。每一个好的问题其实都是一个机会，而我的教训和经验之一就是“把每一个机会当成最后一个机会”。

　　我坚持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不断拓展理论的疆界，贡献新的理论。社会科学学者不应该只关注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而应该研究大一点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广阔的视野，产生强有力的理论，从而造福人类。

　　具体到国际关系研究，我认为，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杰维斯的《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一书就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理论范式。有人说，杰维斯的书没什么理论。事实上，杰维斯提出的是一个范式、一种思维方式，可以被运用到社会科学中的所有领域。与之类似，我觉得自己提出的“社会进化”也是一个强有力的理论范式，它同样可以被运用到国际政治以及社会科学中的所有领域。

　　充满宏大现实关怀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个致力于追求“大理论”的国际关系或者说社会科学学者，您认为哪些因素在您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世平：首先要申明一下，我并非只做“大理论”研究，我也做“中层理论”甚至微观理论的研究，比如社会心理学。此外，我还关注方法论。说到因素，我想大概有四个方面。

　　一是掌握一定的研究方法。只有掌握一些必要的招数，才能对问题进行深入地分析。我不敢说自己做得多好，但我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确实有一些独特的理解。当然，这与我个人的成长经历也有一定的关系。比如，长期的自然科学研究训练及对生物进化论的研究为我的国际政治社会进化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是要有宏大的现实关怀。社会科学的根本任务是通过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知识来改善人类的福利。从这个层面上讲，社会科学不是“玩学术”，而是要解决基本问题。所谓“现实关怀”既包括解决某个现代社会的具体问题，也包括关注现实社会的某个根本性问题。对实证类的社会科学学者来说，冲突与合作、政体或组织的兴衰就是两个根本性问题。对我来说，我的兴趣点就是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我不属于绝顶聪明的人，但我愿意花十年去思考并试图解决一个问题。钻研根本性问题，能让我们感受到学术的幸福和美。

　　另外，不断拓宽知识的广度也非常重要。对一个社会科学学者来说，政治、经济、社会、历史、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的知识都要储备一些，甚至自然科学的知识也最好有一些。重要的研究肯定都是融合诸多知识的结果。

　　当然，灵光一现也非常重要。有关科学问题的灵感火花对于理论的突破非常关键，沿着灵感的提示继续思考就有可能抓住理论创新的机遇。比如，1997年我进入国际关系领域后就对“三大理论”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顶尖国际关系学者观察同一个世界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对许多学者来说，这种不同意见可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2002年，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时间维度上的进化问题。国际政治体系处于变动之中，对于一个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体系，针对之前体系的理论肯定就不适用了。沿着这个思路，经过持续深入的研究之后，我才提出了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诠释。在此基础上，为搞清楚“社会进化”，我自然而然地，或者说不得不将社会进化作为一个现象和范式进行深入阐述。

　　与“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文人思维决裂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存在哪些主要问题？

　　唐世平：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从学术上对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进行关注是有必要的。但我认为，作为高校的学者的一部分责任不仅在于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还应该为战略分析提供理论知识和分析工具，协助完善政府的某些战略行为。此外，对一个学者来说，人类在很多根本性的问题上是一致的。追求能够覆盖全世界某些共同问题的知识，永远都是学术的最高境界。学者不应该总是将研究停留在解释政策的层面上。

　　不仅如此，以往有关战略研究的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我认为，进行战略研究起码应该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素质。一是了解威慑、阻吓、压力外交、合作构建等基本战略行为。如果在对这些问题还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就开始写对策，我认为是不可取的。二是掌握一定的分析方法和框架。三是了解具体事实。四是掌握相关历史事实。以往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大都比较重视后两个素质，却忽视了前两个素质。

　　另外，以往的国际关系的许多研究成果在证明上存在问题。以前的学术成果大都用举例说明的办法来证明。但是，“花絮”式的“旁征博引”并不能构成科学证据（甚至杰维斯的著作都有一点类似的倾向）。如今，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的是更严格意义上的系统证据支持。从事国际关系研究，或者说社会科学研究，还是应该掌握一定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技巧。过去我们所崇拜的通过“舌战群儒”来辩论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社会科学学者必须与“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文人思维决裂。不能再继续“从文本到心境感悟，再从心境感悟到文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