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新结构经济学”对话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不否认消费对经济的重要拉动作用，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必须靠投资来达到。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宋国强 摄

　　由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行原高级副行长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与全球经济学界已经有的两版发展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新结构经济学缘何提出？与以往的经济学观点相比有何不同？它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今天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博鳌对话活动中，林毅夫表示，新结构经济学当中特别强调要素禀赋，以往爱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要学习发达国家，新结构经济学则提出发展中国家要先看自己有什么，然后借此要素禀赋实现更好的发展。

　　经济发展应“田忌赛马”

　　在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之前，全球经济学界有两版发展经济学，一种强调政府作用，要求发展中国家发展重工业等“进口替代”产业；另一种强调市场作用，要求发展中国家实行私有化和市场化。

　　林毅夫认为，原有的经济学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产生正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是应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它的变迁。在新结构经济学中特别强调要素禀赋，所指的“要素禀赋”包括资源、劳动力、基础设施、资本、制度安排等。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特点在于资本相对多，包括劳动力资本和物质金融资本，因此在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就有优势。发展中国家则相反，劳动力相对多，所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优势。这种要素禀赋相对丰富的产业就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产业，也就是这个国家最有竞争力的产业。

　　“这像我们讲的田忌赛马，你用你最差的马和快马竞争，然后用快马和中速的马竞争，这样你就会赢，新结构经济学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找准你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市场和发达国家比。”林毅夫举例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制造业等，有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就是因为这些产业是中国的比较优势产业。

　　投资仍为经济主要驱动力

　　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推出4万亿财政政策，其中修建了不少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那么目前中国的基础设施是不是过剩？

　　林毅夫认为，中国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基础设施确实改善了许多，但基础设施在硬件和软件改善上还有很大的潜力，包括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建设、设置等。

　　尽管很多人对林毅夫关于“中国经济未来20年仍能保持8%的高速增长”持有疑问，但他坚信，中国仍有非常大的经济发展潜力。林毅夫认为，这些潜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产业差距仍相当大，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上还有不少后发优势；其二，在基础设施硬件和软件安排上，中国还须不断完善和改进，要以改革来提高效率，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

　　林毅夫着重强调投资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消费是发展的目的，投资是发展的手段。”林毅夫不否认消费对经济的重要拉动作用，但认为消费还不能作为推动中国未来发展的驱动力。原因在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需要不断把资源重新配置到有更高附加价值的新产业上去，这必须靠投资来达到。

　　他说，未来驱动经济发展的投资主要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的投资，二是基础设施改善方面的投资。其中，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的投资应以企业为主体。但基础性研发成果属于公共产品，考虑到其投资的长期性，应由政府主导，提供资金给合适的大学、研究机构来完成。

　　靠“市场”“政府”两只手

　　在中国，基础设施等投资的主体长期是政府，民营企业在基础设施投资中的占比很小。新结构经济学如何看待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林毅夫认为，如果经济发展相当大的程度靠投资作为驱动力，投资则分成两部分，一个是技术创新的投资、产业升级的投资，一个是基础设施的改善投资，那么在技术的创新、产业的升级应该是以企业为主体。“不过有些东西企业是做不了的。”林毅夫举例说，比如基础性的研发，在这方面应该以政府为主导来做。

　　林毅夫同时指出，在中国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资金相对薄弱，投资建设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对于民营企业而言风险太高。“靠市场和政府两只手，发展中国家就有办法挖掘每年8%的增长潜力。”林毅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