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毛泽东》，王子今著，西苑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是一位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政治人物。他的政治成功，与他的历史学素养有直接的关系。他对于历史的关心、重视和熟悉，超过许多政治家。他对于历史有着深刻的思考和独特的见解。借用斯诺对他“一位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的评价，我们也可以称他为“历史学者”。

　　■“商鞅徙木立信论”

　　现在我们所看到毛泽东的最早文章，是1912年6月写作的学生作文，题目是《商鞅徙木立信论》。署名“普通一班毛泽东”。18岁的毛泽东肯定商鞅是“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中“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而商鞅之法也是为“战胜诸国，统一中国”奠定基础的“良法”。这已经是一反传统史论主流意识的新见。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指出商鞅采用“徙木立信”的“非常”政治手段推行新法，背景在于“吾国民之愚”，在于“民智黑暗”。这种对“国民性”的反思，与毛泽东后来成为《新青年》“最热心的读者”思想轨迹是一致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得到阅卷先生的高度赞赏，指示同学“传观”。571字的短文，评语竟多达151字。先生写道：“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精理名言”，“积理宏富”，“具哲理思想”，“是有功于社会文字”。又说：“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大概先生发现了这个青年学生的文化资质将促成未来的发展。而历史识见，应是所谓“理”的基础。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历史学素养成为他得以“最充分发挥一个具有渊博学识(主要是指中国旧学)的知识分子的领导作用”，从而“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领导的威望”的重要条件之一。

　　■当历史“教员”

　　晚年毛泽东曾经多次强调自己只是一个“教员”。“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确实，毛泽东自青年时期起就经历多次担任历史教员的人生实践。

　　毛泽东有较多的从事教学实践的经历。而毛泽东执教，每每选择“历史”这一学科。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到自己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之后”的意向：“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他还说到自己“久思组织私塾”的念头，计划“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历史”是“国学”之根本，是毛泽东久已形成的观念。通过他当年冬季主持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附设夜学工作的实践，我们可以知道所谓“略通国学大要”，确实是以历史学为基本的。据《夜学日志首卷》记录：“十一月九日，是日为夜学开学之期。”任课教员名单，可见：“甲班历史，毛泽东。”十一月十日记录“前日在学校图书馆领来参考书如下”，毛泽东领到的是“高小历史教科书及教授法”。此后第4天，又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十一月十四日，甲班上课。……历史常识毛泽东出席，教历朝大势及上古事迹。”关于教学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写道：“其讲义宜用白话，简单几句标明。初，不发给，单用精神演讲；将终，取讲义略读一遍足矣。本日‘历史’，即改用此法，觉活泼得多。”

　　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课程，有分析中国历史的内容。据当时学员保存的笔记，在“中国政治史与中国地主阶级”的题目下，毛泽东讲道：“中国的历史甚多，而小说史如三国、说唐、水浒、说岳等，都是看过的。昔人的思想，多遍(偏)袒统治者即地主阶级。我们是革命者，这种思想，是不可要的。我们以前，虽多居乡，又为农家子弟，但对于农民的真正状况，是不大清晰的。即是说我们要造一个锄头。这个锄头，马克司(思)已竞(经)造出来了，即唯物史观之表现是也。”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完成的论著。据他自己说，“是红军大学的讲义”。其中不仅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还借鉴了更为久远的战争史——中国古代战争史的经验和教训。在关于“战略退却”一节，毛泽东举春秋时期著名的“曹刿论战”史例。毛泽东还说，“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1939年冬季完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课本。据《毛泽东选集》题解，其中“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同志修改的”。这一章的第一节“中华民族”和第二节“古代的封建社会”，倾注了作者对于中国历史的深沉思考。其中的主要论点，是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历史观的。而平时以历史知识来开导说服身边的战友和部下，是毛泽东常用的工作方式。

　　■“将来拟研究近代史”

　　毛泽东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领导的威望”的关键，是他表现出指挥军队在艰苦战争中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的指挥才能。《彭德怀自述》写道，毛泽东指挥战争，往往“灵活机动，所耗甚少，收获很大”。叶剑英《伟大的战略决战》也说，毛泽东甚至能够“使敌军完全听我调动，就我范围”。毛泽东军事艺术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早年的历史学积累以及长期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史的热心研习。

　　毛泽东曾经表露过专门研究历史学的心愿。他在1939年1月17日写给历史学家何干之的信中曾经说道，“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资料”，又说“将来拟研究近代史”。在1944年11月21日致郭沫若的信中，毛泽东也写道：“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

　　1957年5月，毛泽东在会见伏罗希洛夫时曾经表示：“我不想干了，太复杂。我想去当大学教授。”“当主席太复杂，麻烦人。我是想退下来当个大学教授。”在此前后，毛泽东身边一些了解他、热爱他的人，也认为他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门从事理论著述为好。田家英曾经说到这样一副有针对性的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就暗含摆脱事务，静心著书的劝告。联想到1939年致何干之信中“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的感叹以及“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的申明，我们有理由推想，这里所谓“成书”，应当是包括历史学著述的。1959年5月，毛泽东谈到，他要写一部自辛亥革命到蒋介石登台的大事记。他说，蒋介石集团本身的变化可以不写，但是蒋介石登台后的军阀战争要写进去。孙中山当临时总统，蔡锷反袁世凯，蒋桂之战，蒋冯阎之战等等都要写进去。看来，他对于“研究近代史”，已经有比较具体的考虑。

　　虽然毛泽东没有能够成为专门治历史学的学者，但是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历史学，是他长期修养自身，营养自心的最基本的文化内容。毛泽东作为大政治家，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也有不同凡响的历史见解。不过，他的历史观也有某些偏执的倾向。这些现象，或许可以通过激烈的阶级战争背景理解其时代原因。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历史思想对中国史学的导向曾经产生过影响。在这种影响的消极作用下史学作为政治附庸的弊端，已经有许多学者指出。

　　■“掌上千秋史”

　　文史大家高亨教授1963年曾经作《水调歌头》词表述读毛泽东诗词的感想：“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此作1964年2月寄呈毛泽东，又曾发表于《文史哲》1964年1期，《人民日报》1966年2月18日重新刊出。毛泽东次月复信：“高亨先生：寄书寄词，还有两位，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肃此。敬颂安吉!毛泽东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然而有意思的是，“文革”期间，高亨的《水调歌头》词竟然被误作毛泽东的作品被民间广泛传抄。我们今天在这里说到这一词作，是注意到高亨在颂扬毛泽东时，首先即以“掌上千秋史”肯定他的历史学养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