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中国农村如何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这是抓好三农工作的根本问题，也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关键所在。

　　改革的目的在于发展，人类社会对发展观的认识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经济发展观（发展＝经济增长），二是综合发展观（发展＝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三是可持续发展观（发展＝今天的发展+明天的发展），四是科学发展观（发展＝可持续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应该说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对发展观认识的最高境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义就是以人为本，这个“人”字应包涵四层含义，即全体人、多需人、多代人和具体人。

　　一是全体人。不是指哪一部分人，哪一个群体，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地域的人，而是所有的人，凡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我们都应珍惜珍爱。不应存在一部分人歧视另一部分人的现象。

　　我国是一种身份社会，尤其改革开放前更为突出：①按政治分的阶级身份，地富反坏右贫下中农等；②按户籍分为城市人、农村人；③按人事制度分为干部、工人；④按所有制分为全民、集体、个体；⑤按单位划分级别高低、地位高低、待遇高低。身份一旦确定就很难改变，好在社会各阶层互通的通道今天正在打开，但还有不少障碍。

　　在现实生活中，要特别注意一些阶层利益集团和强势群体的影响力，他们过度富裕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使得他们控制话语权，底层社会的声音很难到达决策层。如粮价，“低了是哭声，高了有呼声”，哭声自农村人，在底层，分散低沉，很难听到；呼声自城里人，在上层，集中响亮，很快就能到达决策层。2008年一个时期，我们的小麦玉米比国际市场价格低一倍，大米低五倍，政策照顾的是不种粮的人，而吃亏的是种粮的人。东部的发展以中西部的资源、环境和廉价劳动力为代价，几十年来他们却吃着中西部种的低于市价几倍的平价粮。因此，东中西部要统筹，城乡要统筹，人的身份要统筹，这样才能体现以全体人为本。

　　我国长期形成一种“二元制度——二元社会——二元文化——二元制度”的循环怪圈，因此城乡统筹不能建立一种“救济型”制度，而应建立“发展型”制度。城乡统筹必须跨越止血、补血、造血三重门。

　　奥运会开幕式姚明无数次低下头照看身边的小林浩。不论是经济巨人、文化巨人、政治巨人，社会各领域的巨人都应向姚明学习，时时低下头来关注一下身边的弱势群体。巨人之所以成为巨人的基础，正是由无数个矮人的付出奠定的，没有无数不是巨人的人，巨人也成不了巨人。决定一个舰队的速度不是最快的那艘而是最慢的那艘。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同样要看生活在最底层的那群人。

　　二是多需的人。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多种需求，而不是某一方面的需求，更不是吃饱了、穿暖了就万事大吉了。我们已经建立起消费型社会，消费型社会必须满足人们三类产品的消费需求，一是物质产品的消费，二是精神产品的消费，三是政治产品的消费。这三类产品的生产都必须不断根据人们的消费需求及时提供。

　　共产党宣言中描述人类社会的未来“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就是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想不通，不要觉得让人民群众吃饱了、穿暖了并且吃好了、穿好了，还不满足，这是不知足，所谓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今天不光是骂娘，还说肉越来越不好吃了。应该明白，这是正常现象，需求日益增长是规律，一个人天天吃山珍海味都会吃烦吃腻，想调调胃口。新中国的建立，我们结束了“挨打时代”，三十年改革，我们结束了“挨饿时代”，今天我们又进入了“挨骂时代”，高速发展国外在骂，分配不公国内在骂。我们需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面对骂声。

　　不能满足需求，一部分人就会起而争之，酿成群体事件，不了解民情，不解决民怨，就会造成民怒。诉而不听，必结为怨，怨而不理，必酿成怒，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风险源。一般来说，构建和谐社会有四大影响和谐的源头，我们称之为四大风险源：一是经济风险源，二是社会风险源，三是政治风险源，四是文化风险源。

　　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能就稳定抓稳定，务必坚持以人为本的标准。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问题上，已经形成过三个核心标准：一是实践的标准，二是生产力的标准，三是以人为本的标准。今天的解放思想，要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反对四个教条：一是马教条，即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动辄看马克思说过没有的本本主义。二是西教条，即照搬西方模式，动辄西方如何做的，不顾中国国情。三是新教条，即鼓吹市场万能，一切都市场化，否认政府的作用。如公共产品供给必须政府提供。四是老教条，遇事先看上面怎么说，再看外面怎么做，再看过去怎么做，就是不管事情本来应该怎么做。只有真正克服这四种教条主义，才能切实提供人们的多种需求，而不是机械地、呆板地、主观地向社会供给产品，不管社会需不需要，凭自己拍脑袋提供，弄得供需之间牛头不对马嘴。

　　在解放思想问题上，要“解”更要“放”，即要把解开的思想疙瘩放置到实践中去落实，不能只“解”不“放”，重“解”轻“放”，或大“解”小“放”，要边“解”边“放”，“解”后即“放”，“解”“放”并重。这样的解放思想才是有的放矢的解放，才有实效，才能达到“解放”的目的。不然思想解开了，不去实践，也就是说，想到了，不去做，还等于思想没解放。因此，我们已经认识到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在工作实践中务必时时处处事事树立起以人为本这个核心标杆。

　　我们30年来的高速发展，主要靠的是投资和出口拉动，而良性的经济结构应该靠内需拉动，发达国家内需占百分之七、八十，我们只占百分之三十多。启动内需是当务之急，只有启动内需，才能使国民经济结构趋于良性，才能不断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反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多种需求，也是优化国民经济结构的必由之路。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满足人的多种需求，不是什么需求都要满足，必须是合理合法的需求。因此在满足人们需求时，尤其要把握好社会价值的正向度，随时校正可能出现的偏差。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政治人社会”，政治高于一切。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一个“经济人社会”，物欲横流。今后应建立一个“知识人社会”，使社会不断迸发出创新力和竞争力。“政治人社会”，人多疯狂，失去理性，“文革”是最典型的疯狂；“经济人社会”，人多趋利，过度理性，一切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尤其对家庭的冲击）；“知识人社会”，人多智慧，创造力强。在满足社会多种需求时，务必引导社会重塑以“知识人社会”为导向的核心价值观，重构价值体系。在“知识人社会”里，也有一个核心价值观的问题，不是知识多了，价值观就自然正确了。曾见两个女的在机场因琐事骂架，为证明对方素质低，竟先后用四国语言骂，知识很多，素质却不高。掌控社会价值的正向度，不偏离人类文明发展的航向，应该说是领导干部为官一任、为一方造福最能体现价值的核心所在，比招多少商引多少资、上多少大项目的意义都大得多。

　　三是多代人。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既要考虑当代人，又要着眼于子孙后代，需要建立的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而不能只顾眼前，贻误子孙。我们今天所取得的发展成就，有一些是以对历史、对现实和对未来的透支为代价。所谓对历史的透支，如几千万年甚至上亿年形成的自然风景遭到破坏，无法修复；所谓对现实的透支，如对农民工只重利用，不管培训开发，过度透支人力资源；所谓对未来的透支，如污染环境几代人受害，过度消耗资源与子孙争饭吃。长此以往，我们将无法向历史、向未来、向子孙后代交代。专家研究指出，中国30年改革开放成功的模式在国外任何国家都无法复制，原因就在于：一是发展过程中的公平正义问题，“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两极大分化”；二是巨大的生态代价和资源消耗；三是巨额的行政成本。

　　可持续发展事关中华民族的未来，事关子孙后代的福祉，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在推进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统筹考虑历史、现实和未来，既要对历史负责，高度重视人文自然环境的保护和优化；又要重视经济增长，积极实现当前发展的目标，为当代人创造更富裕、更文明、更美好的生活；更要重视资源环境，努力实现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为未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和空间，努力使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给后人留下赞叹，而不是造成遗憾。“万丈高楼平地起，留给了孙还利息”的行为该反思了，全社会都应思考一个问题，“今天我要快发展，我拿什么比明天”。

　　四是具体人。过去我们说的“为人民服务”、为“农民”服务，这些对象的概念既抽象又笼统，今天的政策设计必须细化到不同需求的目标人群。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这个概念使用最频繁，方方面面、上上下下、无所不在。然而相当长的时间里，“人民”往往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而“人民”一旦成为抽象的而非具体的存在时，就会导致很多恶果。

　　“人民”从抽象变得具体，有很多衡量的指标，最基本的可以归纳成两条：一是“人民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即人民对政府能参与和监督到什么程度；二是“人民币”与人民的关系，即人民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能得到多少实惠。如果我们的体制不以人为本，那什么可怕的恶行都会发生。“文革”时期，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都不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所保护，被折磨而死。四川大地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为死难的普通中国人民降国旗，如果按昔日的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不可能为四川八万多人降旗，八万多具体的中国人不等于“中国人民”！因此，过去的30年，最核心的改变就是在这个叫作“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里，“人民”正变得越来越具体，人民的实际利益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理顺“人民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以及“人民”与“人民币”的关系上取得了大的进步。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个细胞，每个人的发展才是社会最基础性的发展。就现实而言，比如农民这个群体已大大分化，按农民的话说：“一等人坐轿车（经商办厂），二等人坐火车（外出务工），三等人拉板车（在家种地），四等人在家等车（老弱病残，等急救车或者火化车）。”加上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农民工子女等，仍然用笼统的“农民”概念看待这一群体已经不合时宜。深化农村改革，必须把农民作为一个个具体人，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设计政策。比如在农民的职业定位问题上，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减少农民，让农民都往城里挤，而应在职业选择上引导他们视情而定：第一种是“不当农民”，这部分人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技能，并能够通过自己的技能在城市谋生和生存。第二种是“当好农民”，这部分人扎根农村，做职业化的农民。第三种是“兼当农民”，这部分人在工农之间往返，既在乡镇企业短期做工增加收入，又在农村种田种地。国家制定政策、设计制度时应区别对待，对第一种人应着重于创造条件，使他们进得了城、扎得下根；对第二种人应着重于支持，不断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扶持他们发展现代农业，逐步把他们培养成为新型农民；对第三种人应引导他们发展农村二、三产业。

　　总之，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标准，以人为本的这个“人”字，必须充分体现全体人、多需人、多代人和具体人的丰富内涵。“全体人”揭示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它要求在发展过程中应遵循协调的原则，不应有歧视性制度。“多需人”揭示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它要求在发展过程中要遵循全面的原则，不应只重某一方面的发展，而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齐头并进。“多代人”揭示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它要求在发展过程中应遵循可持续的原则，不应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具体人”揭示的是人与政治的关系，它要求在发展过程中应遵循务实的原则，不应抽象笼统的虚化“人”的概念，抽象的落实，具体的落空。

　　今天，我们正由民生时代向民权时代过渡。民权时代，深化改革的关键就在于“以什么为本”和“怎样为本”的问题，必须坚决走出“以GDP为本”、“以财政收入为本”、“以政绩为本”等不“以人为本”的误区。我们的改革思路、我们的制度建设，只有真正坚持“以人为本”，从上述四个层面把握好“以人为本”丰富深刻的时代内涵，政策设计才不致走偏，才符合“民权时代”的新思维，从而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0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