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新形势下，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和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您认为造成这些危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冯俊：“四个危险”是胡锦涛在庆祝建党九十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的，主要涉及党员干部的能力和官员作风问题，这四者之间是互相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相互转化的。就其形成原因来说，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经济根源也有政治根源，既有文化根源也有社会根源，既有党自身建设的问题，也有外部因素的影响。

一是政治因素。我党领导人民取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中华民族翻身得解放，宪法确立了党的执政地位。执政后，党员干部拥有了权力，一方面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权力也会腐蚀人。长期执政容易导致精神懈怠和执政异化，把服务人民的公权力转化为控制人民的私权力，严重背离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二是经济因素。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政府职能转变、体制机制漏洞会给权力寻租留下空间，使一些人凭借手中权力违规插手市场交易活动，进行权钱交易，出现了权力与资本结盟，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有些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转移国有资产、占有特殊资源、权力寻租、裙带关系等方式获得财富，加剧了社会不满情绪。同时，市场经济激发人们对物的欲望，追求物质、消费、享乐日益成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

三是社会因素。社会进入急剧转型时期，各种改革不全面、不协调的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部分党员领导干部缺乏研究，执政能力不足，不能很好地去应对、去化解各种矛盾，导致了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党的公信力也越来越受到质疑。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诉求日益增长，群众对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对党员干部的执政能力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是历史文化因素。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封建文化传统对思想观念的影响源远流长，官本位意识的影响根深蒂固。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当官做老爷”的特权思想依然存在，经常以老百姓的“父母官”自居，经常“替民做主”，把自己凌驾于老百姓之上。

五是外部环境因素。当今世界发展趋势是多极化，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发生在独联体国家和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中东北非地区的持续骚乱，暴露出了西方国家强力输出政治价值的图谋。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斗争日趋复杂，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牵制遏制一刻也没有停止，他们利用“西藏问题”、“南海问题”挤压我国的战略空间和发展空间，给党的执政能力带来了严峻挑战，对党员干部的信心带来了严重考验。

六是自身结构变化因素。在新形势下，党员队伍的构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全党已经拥有8260万党员，2007年以来入党的达到1480多万。干部队伍整体性新老交替已经完成，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这是党有生机和活力，后继有人的重要标志。但是，他们也存在缺乏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对党的历史和政治传统了解得不够深入，缺乏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容易受到异质价值观的影响，等等，由此给党的建设带来一系列问题。

记者：近期以来，民众对网络反腐、领导干部财产公开的热切关注和呼吁，确实也反映出人们对执政党外部监督约束机制的重视。您认为党员干部除了继续强调理论学习、理想信念、价值观教育之外，对于强化权力监督约束机制，我们还应该做哪些工作？

冯俊：除了理论学习、理想信念、价值观教育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第一，进一步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首先要加强对决策权的制约和监督。要坚持和完善“三重一大”制度，即凡是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等重要问题，必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

第二，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权力公开，不仅是向部门或单位内部公开，也要向社会公开，接受本单位干部职工和社会公众的监督。要大力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公共事业单位办事制度公开，完善权力公开的机制，明确权力的幅度和依据，明确公开的内容、范围、形式、载体和时间，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第三，构建完善的监督体系。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都是外部监督，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就需要各方面的外部监督机制。目前党外监督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我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强化监督意识。强化监督主体的责任意识，加强涉及监督职能有关法规的宣传教育；强化监督客体接受监督的意识，要主动接受监督。二是畅通监督渠道。要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畅通下情上达、上情下传的渠道；认真受理党外监督的意见和反映，并及时反馈受理情况，保护其参与监督的积极性；确保网上监督信箱、监督电话的有效性。三是完善监督职能。要增强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监督作用，切实保障政协委员和党外人士的建议、批评、控告、检举等权利；提高舆论监督地位，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把握舆论监督的正确导向，注重舆论监督的社会效果；加强群众监督的保障。四是完善监督保障，形成监督合力。如定期召开党内外监督联系会议，及时分析监督形式，明确监督任务，确定监督重点，提出改进监督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记者：在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下，政党主要依靠外部竞争保持政党的活力，而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没有外部竞争的条件下保持自身的活力的？

冯俊：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在历史进程上，是伴随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和壮大而产生、发展和完善的。西方执政党的更替，本质上是大资产阶级的一个派别代替另一个派别，他们的根本利益和人民大众是根本对立的。西方两党或多党之间的争论和斗争的原则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争斗，凡是敌对政党提出来的主张，哪怕是对老百姓或对国家是有好处的也要反对。虽然西方的执政党也强调公众利益，但这一定是在满足其自身利益基础上才兼顾公众利益。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当前的中心任务是进行现代化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以，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外部竞争和挑战，那就是中华民族复兴面对的竞争和挑战。

西方预设了一个假定的前提：政党活力的唯一来源，就是两党或多党竞争。依据这一假设，由于中国没有多党制竞争，中国共产党自然没有活力，而没有活力的政党，早晚会垮台的。然而，几十年已经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活力。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活力来自哪里呢？

一是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并按照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要求，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不断加强干部教育培训，更新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提升他们的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二是密切联系群众，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从群众的实践中汲取营养、增长智慧，这是我们党保持活力和先进性的最根本的源泉。三是广纳贤才，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的事业中来，选贤任能，保持执政骨干队伍的活力。以事业感召、培养、造就人才，不断增加新鲜血液，始终保持党的蓬勃活力。西方人士或许无法相信，我们党内部的选贤任能竞争之激烈程度，能够超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组织。四是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造活力。党的发展历程反复证明，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进一步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健全民主制度，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营造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民主讨论的政治氛围、民主监督的制度环境，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使广大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真正发挥主体作用。

记者：马克思曾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就一般人的心理而言，我们越是强烈地追求什么、提出什么，往往也说明当时越缺乏什么、越担忧什么。从这个角度看，十八大报告提出我们要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可能恰恰反映出当前我们在这几方面的自信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您认为这种自信应当来自何处？

冯俊：首先，自信源于我们对道路、理论和制度的高度自觉。自信源于自觉，没有对事物的科学认识，自信就没有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者紧密相连，有机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比如改革开放30多来国民经济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连续超过西方一些老牌的发达国家，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出口国、第二大贸易进口国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国、连续1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展现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理论建设的党，我们始终强调理论上的成熟是一个政党成熟的标志。我们党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没有一个政党像我们党这样注重理论建设，有如此完备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不是书生们在书斋里空想出来的，它是亿万中国人民伟大实践的理论升华，是全党全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亿万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

西方人现在赞扬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认可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但他们反对我们整套的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这个制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各项具体制度。这一整套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才不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又扎根中国文化土壤的先进的制度体系。具有5000多年延绵不断文明历史的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有智慧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加先进的制度，我们应当有这样的制度自信。

其次，自信源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把握。没有系统规划、科学方略的自信，是盲目的自信、虚假的自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三个总”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科学展望，指明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略和路径，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即发展是第一要义，是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与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

再次，自信源于我们党自身建设的不断完善。我们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创造者、实践者和领导者，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实践中，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得到新的提高，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得到保持和发展，党的领导得到加强和改善，自身建设收获了丰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党领导人民取得的丰功伟绩充分证明，我们党完全能够担负起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但自信并不是自大，也不是可以漠视存在的问题，更不是不要进行改革创新。我国现在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恰恰需要我们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本文原载《社会科学报》2月28日第1351期 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