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并非小事，也不是小题大做，在人民生活水平总体已经实现小康的当今中国尤其如此。
勤俭是修身养性、成就事业的基本前提。勤俭，则兢兢业业，毫不懈怠，崇尚俭朴，反对奢侈，艰苦奋斗，沿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奋勇前进。奢侈是败家误国、走向没落的不二表征。奢侈，则贪图享受，好逸恶劳，讲求排场，竞相斗富，害怕吃苦，不愿意做艰苦的工作。还是我们的老祖先概括得精当：“成由勤俭败由奢”。
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党处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中，我们的党员和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经常连吃饭穿衣都得不到保障，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我们的党员、党员领导干部和革命战士，由于敌人的封锁和围追堵截，不得不用皮带和草根来充饥。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没有一个人被困难和危险所屈服。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革命前辈们用自己的行动铸就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形成了艰苦奋斗的传统和作风。我们的革命战士，人人以俭朴为荣，视奢侈为耻，个个竭尽全力，为理想而奋斗，勇往直前，视死如归，在与对手荣华富贵的对比面前，绝大多数人视钱财如粪土，经受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考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革命战争年代所涌现的千千万万自身一贫如洗，却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的共产主义英雄战士，他们的光辉业绩，给我们留下了名垂青史的感人诗章，如今，每当读起这样的诗章，都会倍增对前辈英雄的崇敬之情并使自己的灵魂经受洗礼。不可想象也不堪想象，如果没有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作风作支撑，当年我们的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队伍会是个什么样子？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否会取得胜利？
现在，经过六十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我们各方面的条件都比战争年代好多了，我们党也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然而，我们党的作风建设却仍然经受着与战争年代同等严峻的考验。毛泽东主席在建国前夕就预见到了这种考验，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同志：“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预测与告诫，是在总结了中国历朝历代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的，它至今仍然对于我们党的作风建设具有十分现实的警示意义。
（二）
成由勤俭败由奢，是来自于生活的警世之言，而不是吓唬人的话。
贪图享乐者，必定好逸恶劳，讲求奢糜者，每每巧取豪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好逸恶劳、巧取豪夺就必然失去崇高情怀与积极向上的志向。作为赏罚分明干部来说，没有理想，失去拚搏上进精神，自然就不可能有党性。
“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君子多欲而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 （司马光《训俭示康》）。当今的干部，大凡理想淡漠、意志衰退、贪图享受、行贿受贿、跑官要官、陷入声色犬马者，无外乎心里都装着一个“贪”字，或贪钱财，或贪权位，或贪名气，或贪色相，而“贪”的目的是为了享乐、为了奢华、为了显示出人头地。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都是“经济人”和“社会人”的统一体。 “经济人”的突出特征，就是追求自身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也就是说，以追求最多的财富和最大的效用为自己人生的最高目标。“社会人”的突出特征，就是在追求自身利益和效用最大化的同时，还追求社会的承认、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共产党员虽然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但终究也是“经济人”和“社会人”的统一体，也有自己合理的利益和效用，也追求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然而，共产党员的追求与一般人的追求是有区别的，是以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为最大利益和最大效用的，这种最大利益和最大效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最大效用是一致的，除此之外，共产党员没有自己的特殊追求。在自身利益与人民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而保全人民的利益。这就是共产党员党性的集中体现。也就是说，只有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实现的条件下，共产党员的自身利益才能随之得到实现。这就要求共产党员把自己锻炼成为既保持普通百姓的本色又做到心底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并非轻而易举，是要战胜很多诱惑，摆脱很多束缚的。
实事求地说，人都有乐于奢华而不愿意过俭朴生活、乐于少劳多得或不劳而获的消极的一面，这是人的本性的组成部份，共产党员也不例外。问题在于是否有愿望、有决心、有毅力克服这种消极因素，能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克服这种消极因素。正因为如此，共产党员的党性和忧良作风才显得那么重要和珍贵。
丧失党性而沦为人民罪人的人，毫无例外地都是抵御各种诱惑、战胜自身存在的消极因素的能力较弱的人，都是陷入了贪图物质享受泥坑的人。权欲、钱欲、物欲、色欲等的诱惑历朝历代都存在，在诱惑面前能守身如玉或一败涂地的人，也历朝历代都有。“今之为吏者，一袭之袭值二三百金，其他锦秀视此矣；优人之饰，必数千金，其他玩物视此矣......奇巧之器，不可胜数。若是者，谓之能吏，市人慕之，乡党尊之，教子弟者劝之。有为吏而廉者，出无舆，食无肉，衣无袭，谓之无能，市人贱之，乡党笑之，教子弟者戒之，盖贪之锢人心也甚矣！”这就是清朝时候的世风对“为吏者”的消极诱惑。在这种世风的诱惑下，清朝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所获既多，则有陵已者负箧而去。既亡于上，复取于下，转亡转取，如填沟壑，不可满也”（以上两段引文均见《训俭示康》）。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已经进步得多、文明得多了，远非封建时代可以比拟。但是，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羡慕权贵、羡慕奢华、鄙视清贫、不分荣辱等作风不正、思想不纯现象还依然存在，好多人已经在这种消极诱惑面前落了马。这正是我们党作风建设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也说明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还必须大力提倡，努力宏扬。勤俭与否，事关兴衰成败，绝不可等闲视之。
（三）
在新形势下培育俭朴作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需要作以下努力：
一是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
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精神支柱，有了这一精神支柱，才能自觉地进行自身的党性锻炼，才能自觉地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才能自觉坚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作风，才能自觉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努力奋斗。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否牢固，与对马克思主义真信还是假信有着直接的关系。只有真正在灵魂深处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真理，才会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如果只是口头上相信而内心里怀疑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真理，就不可能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因此，要在全党进一步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热潮，使我们的每个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和新入党的同志，都较为系统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都不仅知道是什么，还能说清为什么是，以彻底解决我们的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真信问题。要通过有效的教育，使每个党员都具有高度的践行“两个务必”的内在动力。
二是进一步引导党员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规定着人的行为轨迹。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决定着不同的言行举止。我们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共产党员所提出的新要求出发，进一步引导党员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我们的每个党员都自觉地正确对待名利、地位，正确对待组织、对待群众、对待生活，正确认识得失，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
得与失是辩证统一的，有所得就必然有所失，有所失也就必然有所得。权衡得与失，要从大处着眼，要深谋远虑，不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宋朝的张文节就很会权衡。“张文节为相，自奉养如为河阳掌书记时，所亲或规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虽自信清约，外人颇有公孙布之讥。公宜少从众。’公叹曰：‘吾今日之俸，虽举家锦衣玉食，何患不能？顾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身岂能常存？一旦异于今日，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减，必致失所。岂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常如一日乎？’”司马光赞叹这样的权衡说：“呜呼！大贤之深谋远虑，岂庸人所及哉”（《训俭示康》）？作为共产党员，我们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无私奉献，我们坚持廉洁从政，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反对奢华，我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能不说是有所失的，但是，我们所失的只是“鱼”，而得到的却是“熊掌”。
三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
干部的使用对于党的作风建设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干部用好了，对党的作风建设是无言的推进，干部用不好，对党风建设的消极影响也无法估量。多年来，我们党坚持了“革命化、年青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用人标准，对我们党的党性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四是加强党内、舆论和群众的监督。
接受党内外的监督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宏扬艰苦奋斗精神必不可少的措施。
在党内，党员之间是平等的，每个党员都有接受监督和监督他人的权利和义务。党内相互之间的日常监督，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实现，党内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生活制度，是实现这种监督的有效载体。
舆论是人民群众的心声，代表着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我们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政党，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而，所有党员都必须接受人民的舆论监督，做到“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
舆论监督也是群众监督的形式之一，但它毕竟是间接的监督，要强化党风建设、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还必须有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只有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建立健全群众直接监督的体制和机制，畅通群众监督的渠道，使每个共产党员都切实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才能得到根本转变，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有希望进一步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