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岁的王桦(化名)最近很是烦闷，他的妻子不久前被检出患有晚期乳腺癌，这对仅靠王桦一人打工挣钱、年收入不足3万元人民币的农村家庭无异于晴天霹雳。

“好在有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要不我们这个家早就破产了。”王桦苦笑着说。

王桦之妻被检出癌症时，检测费加上住院费共计6000余元，王桦家出了3000余元，余下的2000余元靠“国家埋单”。这笔省下来的钱尚不足以为“城里人”添置一台高端手机，却对王桦一家四口意味深远。

作为中国医疗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新农合自2003年开始试点以来，在不断探索完善的同时，已为数以亿计的农村困难家庭解决了燃眉之急，在中国公共资源均衡化推进过程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21日称，2012年，中国8.05亿人参加新农合，参合率98%。人均筹资水平达300元，最高支付限额逾6万元。15亿人次享受到新农合补偿，农民住院自负费用占人均年收入的比重从2011年的28%下降到24%。

“不可否认，在医疗改革推进的过程中，医疗资源的均衡化正在向积极的方向迈进。”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医改方案起草者之一、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周子君如是说。

但周子君坦陈，在推进医疗资源均衡化的过程中，农村医疗、社区医疗仍是极其薄弱的环节，很多农民及城市低收入者“大病返贫”的现象仍普遍存在，未来一年，应加大在这方面的投入水平，进一步完善医疗资源的均衡化。

王桦的妻子自知难以痊愈，不愿给贫寒的家庭徒增负担，已然自行出院，在家服药治疗，但自行购买药物需“自掏腰包”，成为这个家庭沉重的负担。

所幸的是，他们的女儿已然在南方某省打工，不再向家里伸手要钱。小儿子正在念小学六年级，尚可受惠于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全免的政策，该政策始于2005年底，其时，国务院发出通知宣布，从2006年开始，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2007年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

“过去十年，中国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对中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的倾斜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知名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中新社记者说，“但教育公平离公众的期待还有很大。”

王桦对此深有感触，长期在北京打工的他，本想带上妻儿一同前往，可北京过高的学费，加上考虑到儿子将来仍要回乡高考，这一计划最终未能成行。于是乎，一纸户口让他的小儿子成为长期与父母分居两地的“留守儿童”。

“这一现象(异地高考难)必须尽快解决，否则不仅会给留守儿童等孩子心灵造成伤害，甚至有可能滋生仇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不无担忧地说。

可以预期，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的均衡化仍将是一个热点话题。

“应该看到，教育问题的症结在于深层次的制度，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应满足于对具体问题的小修小补，而应该是着眼于相应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熊丙奇建言，政府应在教育领域进一步放权，着力于推进教育机构的自主性和平等竞争，与此同时，通过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利益等手段，深入推进异地高考改革。

至于进入“深水区”的医疗改革，周子君建言，当务之急，应着力于打破行政垄断，促使政府和各级医院的管办分离，同时引导优质医疗资源“向下(基层)走”，方能打破资源配置不公这一医改坚冰，进一步推进医疗资源的均衡化。

“不指望能拿国家多少钱，只要国家能在我们最困难时帮俺一把，已经很知足了。”王桦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