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 >> 理论 >>
为什么一些干部缺乏敢于担当、敢于碰硬、敢于创新的激情
祁金利
2013年01月29日13:49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字号 】 打印 社区 手机点评  纠错 E-mail推荐: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


1月22日,近平同志在中纪委二次会议上指出,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把党的作风抓下去。“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几个字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字里行间透露出动真格、敢碰硬、敢担当、收实效的决心和气度,“敢”字当先本身就体现了优良的作风。面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艰巨的任务,我们特别需要敢字当先,敢于担当、敢于碰硬、敢于创新。

现实生活中,缺乏敢于担当、敢于碰硬、敢于创新作风的表现有很多:责任意识淡漠,在其位不谋其政;遇事做和事老,无原则地和稀泥;隐瞒自己的观点,对于错误的人事不敢作斗争,把一团和气当做宽容;不敢坚持真理,一切唯书、唯上不唯实;以执行上级指示为理由,被动地完成规定动作,你不推就不动;贪图名利,以少干、多挣、省劲为能事;发生问题,推诿扯皮,敷衍责任,热衷于嘴皮子功夫;害怕得罪人,害怕挑战,害怕失败,遇到“难缠”的人、事躲着走;愿意干打死老虎的事情、锦上添花的事情、顺水人情的事情,不愿意做真较劲的、雪中送炭的事情;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看风向做事,说话办事慢三拍;做表面文章,图风光热闹,雷声大雨点小;如此等等。

为什么不敢?有着主观和客观方面的深刻原因。从主观方面来说,对“入党为什么、做官为什么、怎样做党员、怎样做干部”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着一个党员干部的不同精神状态。

“怕死不当共产党!”出自年仅十五岁的共产党员刘胡兰之口,却道出了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共产党人的信仰。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党的事业高于一切,把“小我”融入“大我”,把短暂的生命融入不朽的事业,便增添了舍我其谁的无限责任感和使命感,增添了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的巨大勇气,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让一切敌人和困难在共产党人面前屈服。我们的队伍中也出现过王连举、甫志高之流。面对死亡,他们害怕了、动摇了。“党给了我什么好处?凭什么要我为你们卖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他们对于“为什么入党”、“为什么当官”的回答,反映出在他们内心深处,人民利益、党的利益抵不过一个“私”字。

和平时期,固然没有生死的考验,但是却有个人利益的考验。在一些人看来,和个人的面子、位子、车子、票子、房子相比,人民利益、党的利益,都是第二位的东西。如果发扬“三敢”精神而带来“丢面子、打板子、抓辫子、挪位子”,是得不偿失的,是不能承受之重。有了这样的观念,发生“三不敢”的问题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当然,我们绝不能把“三不敢”现象同战争年代背叛革命的行为混淆起来,更不能把有这样想法的党员干部等同于革命队伍中的叛徒和动摇者。但从主观思想根源来说,都是没有真正把人民利益、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当做行动的最高准绳,都是在思想深处藏着一个“私”字,藏着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政绩观。在今天,这样的党员至少不能算是合格的党员,这样的干部也不能算是合格的干部。当一个干部把“私”的利益绝对地置于人民利益、党的利益之上的时候,他就会或迟或早地走到人民和党的对立面。腐败分子徐其耀写给儿子的信上就谆谆告诫孩子,“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这里的利益毫无疑问是个人的私利。

从客观方面来说,我们现在长期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发扬“三敢”精神受到很多现实因素的滋扰。

其一、干部从职业革命者到职业化转变的考验。在革命战争年代,“投身革命即为家”,党的干部多是职业革命家,革命就是干部的一切,靠参加革命来养家糊口,客观上也不可能。延安时期,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同战士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的衣服,亲自带头参加生产劳动。不同的是,中央委员以上的党政领导人每人每月享受5元的津贴,以下逐级递减,但最低的学员、战士及勤务员等也有1.15元。可见高级干部和战士的待遇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在和平时期,随着我们在经济上不断取得成功,相应改善干部待遇既合情理又有基础。一方面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担负着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的神圣使命,另一方面,自身的职位也是用以养家糊口的“职业”。在一些人看来,当干部和公务员是一份非常好的职业,意味着权力、地位、待遇,意味着更多关照家庭、家族、老乡、单位等“小团体”利益的资源。据调查,多数大学生认为最好的职业是当市长,而目前最热门的职业就是当公务员。据报道,国家某部委的公务员招考比例已经超过2000:1。丢掉官位就等于失掉了一切。正因为如此,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稳妥保乌纱是一条相对风险小、收益大的选择。当一个干部为了维持“干部”这份职业而工作的时候,出现“三不敢”的情况就不奇怪了。

也可能会有一些党员干部,曾经想清楚过入党为什么、当干部为什么,但是在一些现实因素的影响下,不知不觉中又模糊了。正如陈云同志指出的那样,有的同志最初入党是为了做工作,后来变成又做工作又做官,到后来就只做官不做工作了。一个官僚主义者,要做到“三敢”,更是不容易。

其二、从革命到建设主题转变带来的考验。在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时期,敌我矛盾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武装斗争是斗争的主要形式。敌我矛盾你死我活的斗争,把我们时时刻刻置于人民和敌人的双重监督下,我们必须坚决、果断、勇猛地斗争,丝毫的怜悯、妥协、懈怠都会导致血淋淋的失败。武装斗争这种形式,也使得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不是你想不想碰、敢不敢碰的问题,而是敌人根本不给你逃避、喘气的机会,不敢负责、不敢碰硬、不敢创新,就意味着自我淘汰和灭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种情况逼迫着我们焕发出无穷的动力,敢于担当、敢于碰硬、敢于创新,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胜利之道。

在建设和改革时期,我们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相应的工作方法以说服、教育、协调、沟通等为主。相对来说,在尖锐对立的敌我矛盾面前,我们的同志比较容易分清是非,坚持原则,保持斗志。但是在形势比较缓和的情况下,人们比较容易放松警惕,模糊是非,涣散斗志。毛泽东同志告诫我们的,有些同志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却可能在不拿枪的敌人面前要打败仗,就是这个道理。同时,人民内部利益诉求日益呈现多样化趋势,绝大多数事情不属于大是大非问题,甚至不是是非问题。这种情况下,“三敢”面对的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民”,搞得不好,会得罪人、失掉选票甚至位子。另外,和打仗不一样,很多事情拖一拖、放一放、凑合一下、躲避一下,并不见得会一下子坏到哪里,而要想干得出色一点,则需要多付出成倍的努力。这种情况也助长了“三不敢”现象。

三是民族传统文化中糟粕的影响。我们是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里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在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着丰厚营养的同时,我们也自觉不自觉地受着传统文化中糟粕的毒害。诸如:明哲保身,中庸之道,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世路多歧未许游,得休休处且休休”等等,增添了不敢负责、不敢创新等消极思想。加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左倾”、“右倾”主义错误,一些好同志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一些善于收敛锋芒、老于世故、见风使舵的人则能平安无事,甚至得到重用。这或多或少强化了一些干部“三不敢”的倾向。

四是制度和政策的不完善、不到位。制度和政策具有重要规范和导向作用。从制度和政策层面来说,并不全是有利于“三敢”干部脱颖而出的。如在干部的考评提拔方面,对群众投票不加分析,一时得票高的就是好、不高的就是不好;个别领导干部也不喜欢“三敢”干部,认为他们会“惹事”,因而不支持、不鼓励;对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求全责备,以成败论英雄,不允许失败,不允许改正;把提拔干部当做福利待遇,论资排辈,看年头提拔,把无错当做晋升提拔的充要条件;对于创新型干部也缺乏提拔和成长的绿色通道等等。在工作分工方面,权力过分集中,副职、不同层级的干部缺乏相应的权力,干事创业的舞台不够大,使他们想负责没有事做,敢碰硬没有权力,想创新缺少空间。在具体工作中,一方面提倡“三敢”精神,但是在干部如何负责、如何碰硬、如何创新方面,缺乏方向性、原则性的指导,增加了“三敢”的成本和风险,影响了“三敢”精神的发扬。

怕字当头,归根到底也是精神懈怠的一种表现,形成了风气,同样会腐蚀我们党和干部队伍的肌体,危害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因而必须要认真对待,研究新形势下其形成发展的原因特点,对症下药,一靠加强教育提高认识,二靠更新干部考核和选拔的理念和方式,三靠广大群众的监督和支持,不断保持我们队伍的生机和活力。

(作者为前线杂志社副总编辑,博士,研究员)

人民网记者赵晶独家约稿

(责编:赵晶、秦华)

相关专题
· 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纠正“四风”
· 学习贯彻第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

  • 最新评论
  • 热门评论
查看全部留言


·焦点新闻
48小时排行榜 48小时评论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