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部分央企主要负责人在面对经济效益大幅下滑的压力时带头降薪。对此有专家认为,部分央企高管降薪行为的象征意义更大,本质上依然是一种行政化、官员化色彩比较浓的行为。(1月21日《中国青年报》)

　　国资委数据显示,2012年1-11月,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4.2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实现利润1.7万亿元,同比下降6.9%。在经营形势严峻、企业效益大幅下滑的语境下,高管带头降薪可谓是天经地义。在西方发达国家,更是非常普遍。比如美国,为应对那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企业高管纷纷身先士卒主动降薪,美国银行董事长兼CEO肯尼斯、摩根大通董事长兼CEO詹姆斯等8家银行高管均放弃2008年的年薪。高盛总裁布兰克费恩和另外六位高层主管均放弃2008年分红,意志银行的前十位高管也放弃2008年的所有奖金。

　　从企业角度而言,经营业绩下滑或者出现亏损,说明企业经营失败,作为企业高管理应承担责任,选择降薪或放弃薪酬,是自律和他律的双重结果——换言之,企业管理层薪酬的上涨与下降应依托规范合理的薪酬管理制度,既要体现激励性又要实现约束性。但与国外成熟的“企业高管降薪行为”相比,国内国企高管的降薪(或者其他形式)多取决于高管个人的道德感。降薪不是必须要做的事儿,而是“讲风格”和率先垂范的高风亮节。正因如此,高管主动降薪所引起的舆论反应很平淡,基本上所有人都认为此举徒具象征意义,实际价值不大。

　　其实早在2009年,就有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2009年只领1元年薪、全体董事降薪90%、集团高管降薪50%的消息。其后,也陆续有不少企业高管放弃薪酬与企业共甘共苦。有人说这是作秀,其实主动降薪的秀做了比不做好——与过去相比,终归是一种可喜的进步,代表着利益坚冰是可以被打破、公正薪酬体系的铺设不是不可以完成——非常“罕见”的事儿,效仿得多了,也就会逐步成为常态。这是值得期待的。

　　当然,与国企高管主动降薪的道德精神相比,我们更愿意看到国企能以经济危机为契机,以个体的道德感为催化剂,催生出企业制度的进化——构建起公正合理的内部薪酬分配机制以及薪酬涨跌与企业业绩挂钩的联动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国资委与其呼吁更多的央企高管效仿降薪的道德行为,“带头过紧日子”,不如从监管和制度入手,让国企高管薪酬管理真正实现“奖惩有度”、激励与约束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