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对于没有天敌的人类而言，主观出发的“生育民主”一旦形成超自然的压力，就逃脱不了自然法则的惩罚。

　　●指责计划生育破坏“人口红利”本身存在逻辑问题，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人口红利，只有具体素质的人口，具体的产业，以及这种产业的就业容量、竞争力和获利水平。

　　●当年人口超越6亿的增长导致今日如此严重的养老问题。继续放开人口将导致进一步演绎为未老即贫。

　　●实际上，控制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性别比问题的扩大化，放开人口则可能扩大男女比例失衡。

　　人口政策上的任何失误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深远影响。目前要求放开人口的说法违背人口理论逻辑起点：人口压力不能超越生态环境支撑能力；人口再生产方式应促进生产力提高。中国近代以来人口压力导致落后的农业及文化问题未得到根本改善，人口包袱牵制结构转型和进一步的改革开放。

　　误区一：只有赋予人完全的生育权才是民主的具体体现，因此，生育必须“赋权于民、还权于民”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包括人的数量在内的各种法权及民主规范的逻辑起点。但是，“生育自由”只字未提人的这种“民主”是否会超越生态承载能力，最终毁及自身；也未提及落后社会形态中，生育往往形成与自身异化的利益关系，如奴隶社会；以及，为什么在有些国度，生育的民主势必带来贫困，而贫困又催生人口，形成恶性循环，但在另一些社会里，生育却是追求人口素质，而非人口数量的盲目扩张。把人看作万物的尺度，是对人本主义的歪曲，超自然的生育民主无论是人还是其他任何物种，注定难逃没落结局。当绵羊过量繁殖，啃食草地，草场荒漠化而危及自身时，只是因为缺少天敌和种群竞争（如山羊），客观偶然机会赋予的“生育民主”，由此而演绎的结局却是自身的悲剧。对于没有天敌的人类而言，主观出发的“生育民主”一旦形成超自然的压力，同样逃脱不了自然法则的惩罚。颠倒生态规律规范人口数量的自然原理，以及人口规律受制于生产方式的演替关系，“人的本质力量”便沦落为超越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数量扩张，由此形成的特权及“民主”注定威胁人的生存基础和自身的发展。

　　误区二：对比日本、印度，认为中国人口密度低于日本；印度国土疆域远小于中国，却拥有10亿人口，因此应该大胆放开人口

　　撇开人口压力与生产力进步问题，仅就环境容量而言，人口承载力并非人口密度概念，还需考察单位面积上生态承载能力。离开这一条件，仅就单位面积的人口对比，得出环境容量的富裕程度，岂不是会推演出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人口容量优势最大的结论？岛国的环境承载力超过临海地区是地理学的基本概念。我国临海的人口密度均超日本，如：广东省人口密度是日本的1.72倍（广东全省人口密度为580人/平方公里。而日本人口密度仅为338人/平方公里）。一些内地的人口密度居然超过日本一倍甚至更多。印度虽然国土面积小于我国，但地理环境和地形地貌条件相对优越，人均耕地是我国的1.5倍左右，此外，我国处在大气环流西风带控制区，青藏高原阻挡暖湿气流北上，暖湿气流在喜马拉雅山脉南坡爬升降温脱水，滋润我国西部的降水因此转而浇灌印度耕地，使得2/3的我国国土生态脆弱，许多区域整体沦为生态贫区和禁区。如果综合人均耕地及水资源状况，按照印度10亿人承载力推算，中国仅能承载6亿，甚至更少的人口。

　　误区三：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结束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因此主张立即放开人口

　　从产业进步的支撑要素分析，不存在脱离资源环境、生产资料，而仅仅依赖劳动人口的获利增加。相反，随着科技进步，农业、资源和加工业从业人口呈下降趋势。同时，“退一进二”、“退二进三”均以生产力进步为前提，人口盲目扩张势必扼杀产业发展和就业转移。我国第三产业步履艰难，扩大就业困难重重，根源在于人口扩张破坏了生产力发展。历史上人口爆发最快的清代，未见“人口红利”的踪影。批判马寅初之后，数亿年轻人不断涌现，经济却无情地滑向崩溃。巨大的人口压力又牵制改革开放的步伐，计划生育旨在保护环境、提高生产力及提高就业率。计划生育刚推行的一段时间会出现老龄化比例尚不高，少儿抚养比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的阶段，被视为“人口红利期”，因此，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几十年后，指责它破坏“人口红利”本身存在逻辑问题。这种“人口红利”掩盖了资源环境、结构转型、社会分配等一系列问题的巨大成本，形成目前深化改革的种种牵制；此外，劳动力的大量供给及劳动力价格低水平成为“优势”，扫荡了产业对研究开发的预期；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背后不能回避简单劳动大量供给对产业的影响。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人口红利，只有具体素质的人口，从事具体的产业，以及这种产业的就业容量、竞争力和获利水平。人类已经进入知识和科技加快翻倍发展的时代，一个民族如果不具有掌握和更新知识的强大能力，必将落伍于世界潮流。人口政策应该反映生产力进步的理念。

　　误区四：控制人口导致“未富先老”，因此，为了解决养老问题应该放开人口

　　放开人口的要求主张以人口积累和人口分配替换社会积累及分配，提出依托人的数量才能解决养老和地区差异问题。遗憾的是，这里特指的养老群体正是当年马寅初要求控制出生的对象，当年批判马寅初而放开人口，多出生的人口反倒扩大了“未富先老”和“未备而老”的数量。按照经济学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率，推升剩余水平及社会积累能力。脱离生产力提高强调增加生育，只能带来贫困，并摧毁社会保障。“未富先老”和“未备而老”正是脱离生产力的客体条件，盲目扩张人口，破坏生产力发展而导致的必然结果。目前我国18亿亩耕地中不乏强占自然的部分，但屈从于人口压力又难以退还，例如，我国淮河以北降水量不足全国总降水量的20%，耕地却占到62%。不顾资源条件，藐视产业进步对人口转型的要求，当年人口超越6亿的增长导致今日如此严重的养老问题。继续放开人口导致结果将进一步演绎为未老即贫。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才可能增加养老的社会积累，在资源严重约束和环境超载条件下，社会生产力提高的关键在于人口数量下降，素质提高。

　　误区五：农村的兴旺在于人口，“新农村建设需要人口支撑”，因此，应该放开人口以协同新农村建设

　　农村的兴旺在于农业生产力提高，但障碍在于剩余劳动力转移难。把农村剩余人口当作农村兴旺的前提，这种繁荣只是工业文明之前，滞留于封建社会之中的农村状况，与这种“兴旺”伴生的一定是生存压力下的“走西口”、“闯关东”，及破坏生态贫区和禁区。农业生产力，从而社会生产力发展势必冲破落后的人口机制，迎接社会的进步。传统小农经济的逐渐消亡正在“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共产党宣言），“新农村建设”只有伴随农业剩余人口转移，生产力提高，才能赋予其真正的内涵。反之，农村大兴土木，人口滞留堆积，突破自然承载力，这种“新农村”与封建社会的农村没有本质区别。

　　误区六：控制人口及计划生育导致“男女比例失衡”，因此，矫正男女比例失衡应该放开人口

　　性别问题也要打上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烙印。实证显示，我国城市普遍严格一胎，未见男女比例失衡。大城市城郊结合部的农村，许多允许二胎家庭放弃再生，也未出现性别比失衡。恰恰是那些普遍二胎，甚至多胎的农村出现了严重失衡。如果实事求是，杜绝受重男轻女观念支配的生育科技干预，控制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性别比问题的扩大化。同样是落后农业基础，但是放松人口控制的印度，男女比例问题远超我国，说明了问题实质。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如果依旧处于依赖体力的落后形态，那么放开人口本身意味扩大男女比例失衡。

　　（作者为杭州行政学院经济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