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眼中的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 （下）

中国“海洋石油981”最大作业水深3000米，钻井深度可达10000米，配备了国际最先进的第三代动力定位系统，中海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代表了当今世界海洋石油钻井平台技术的最高水平。图为中国“海洋石油981”3000米超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　 　　新华社发

　　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倒逼出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是否能够紧紧抓住、切实用好这样的新机遇，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将决定我们能否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谋求更大的国家利益。

　　扩大内需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点，对发展具有持久拉动作用。扩大内需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副主任马库斯·罗勒：对中国来说，如果要保持经济增长，国内需求、特别是私人消费崛起将成为一个更重要的引擎，这通常被称为“经济再平衡”。经济再平衡是中期内中国的一个优先任务，这意味着，中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向更多地依赖家庭消费。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应继续推行金融部门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允许人民币继续逐步升值，并加快服务业发展。这种增长模式的转变，将持续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平，使经济增长更加平衡、包容和可持续。

　　法国战略协会主席德·拉麦松内夫：近年来，国际以及中国国内的许多专家提议重新定位“中国模式”，即扩大内需。目前内需消费仅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5%，法国这个比例是70%。如要将内需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提高5到10个百分点，有两种方法：一是增加进口，即降低进口商品关税；二是大幅提高社会保障预算。提高社会保障预算，首当其冲的是医疗卫生和退休保障。未来的战略机遇期将有赖于服务经济，即满足个人需求的第三产业。这一经济空间广阔，现代通信手段为其发展也提供了便利条件。

　　日本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江原规由：目前，中国正在摸索由依靠外需转为依靠内需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初级成果已经显现出来。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9月，最终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55%，消费超过投资的贡献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个数字仍然较低，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是中国内需扩大的王牌。2011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为51%，半数以上的人口都住在城镇里。预计，2020年这个数字将增至60%。随着农村人口进一步向城镇迁移，消费的扩大值得期待。与此同时，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潜藏着泡沫经济，将该风险降至最低程度，防止中国经济“虚拟经济化”、防止“城市病”，是中国经济成长的重大课题。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有不少具体的政策对促进内需、平衡经济会有帮助，也许最重要的一环是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力量在中国利率确定中发挥更大作用。

　　自2004年以来，中国年均储蓄利率是负的。而回顾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3年，中国国内储蓄的真实回报率也仅为年均3%。低利率状况对国内私人消费非常不利。银行存款是许多家庭主要的金融资产形式，利息收入下降，家庭收入的增长就受抑制，而收入减少，家庭消费就会减少。大部分中国家庭储蓄是预防性储蓄，中国家庭对２００４年之后相对于通胀而言的负利率状况的一个反应是，他们把更多的钱存起来，这进一步打击了消费支出。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另一个好处是，中国的储蓄利率上升后，银行贷款的利率也会相应上升，这有助于抑制投资冲动，促进经济平衡增长。如果促进内需增长的政策到位的话，那么，未来１０年，中国仍可保持相当快的、年均７％—８％的增长率，这样，８至９年后，中国经济总量将翻一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１万—１.２万美元。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陈抗：中国内需拉不上去，主要是居民消费的大部分钱用来买房，大部分居民收入流入楼市，就不可能在其他方面消费，这对整体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生极大影响。所以，短期内控制房价，积极推进住房政策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对于今后能不能提高内需，能不能实现比较好的城镇化道路都有很大的作用。此外，服务业不发展直接影响扩大内需，例如看病难就是服务业不发达的典型例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区域制造业联系更加紧密，制造业产品市场更加统一，但是国内服务业市场分割更加厉害，也遭遇地方保护。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别尔格尔：扩大内需需要提高居民收入，然而中国居民收入增长却比企业和国家收入增长慢得多。为此，需要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极其复杂的改革，不过这将遭遇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此外，必须实现大规模城镇化，改变社会结构，使中国国内出现大量中产阶层，使他们成为国内产品服务的主要需求者；需要积极提高农业福利及服务保障水平，使农村与城市一同发展；还需要建立覆盖所有群体的养老和医疗保险体系，使得民众不再因为防范意外而大规模储蓄。这些行动将谋得新的战略机遇，确保中国在不高度依赖国外的情况下长期稳定发展。

　　提高创新能力

　　保持充满活力、持续向上的发展态势，关键是要跟上世界科技革命和新兴产业发展潮流，不断形成新的战略支点。中国要超越低成本优势，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推动知识型经济的发展。

　　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中国要超越低成本优势，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推动知识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在继续引进外国技术的同时，应通过深化企业改革，加强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与动因。

　　中国需要营造一个鼓励、引导、支持与保护创新的环境。完善市场机制，确保公平竞争，保护产权与合同各方的权益，培育和提倡商业诚信；支持公共和基础科技的研发；通过产业政策对自主创新加以鼓励、引导与支持；建立鼓励冒险、分散风险的风险投资制度，为自主创新提供金融支持体系；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对创新进行保护等。 

　　中国需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推动知识型经济的发展。包括进一步增加国家对教育与科研的投入，培养更多的科技人员，同时要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增强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和市场的联系，使高等教育与科研更加符合市场需要，提高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率等。

　　牛津大学技术、管理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傅晓岚：随着中国科技投入规模不断增长，世界研究投入主要集中在美欧日三极的格局逐渐改变。2011年中国研发投入总量世界第二，为中国的国际科技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科学问题上有广泛的利益交织点，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科技合作，不仅有利于推进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升级，也有利于世界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中国已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国际科技合作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如何创新和完善合作方式，深化科技合作，互利共赢将是下一步的关注重点。在研发国际化和开放创新的时代，科技创新要素的跨国流动正在加速世界范围的产业转型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国际科技合作成为推进科技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支撑。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别尔格尔：中国需要降低对外来科技的依赖性，加大著名国内品牌产品的生产。实现这个目标很不容易，中国需要在科研及设计加工领域取得极大发展，同时还要培养大批熟练的工人和掌握新技术、开发新产品的技术人员。

　　南非金山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高级讲师库阿库：目前中国正在加快创新战略，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之一。近期专利数据显示，中国研究者和投资者正在注册的各领域专利数量迅速增加，中国在创新领域奋起直追，中国工程师也在采用新的和创新性技术，中国在世界越来越具有竞争力。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推动绿色经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提高中国与世界经济互动中的资本利用质量和使用效益。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必须解决目前发展方式的利益链条，改变利益格局。

　　牛津大学技术、管理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傅晓岚：中国应按照自己的日程表，有序地、坚定不移地进行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借助这一变化，调整外资流入的行业结构和提高外资质量；强化全球产业链在本国经济中的嵌入程度，提高中国与世界经济互动中的资本的利用质量和使用效益。转变中国外贸发展方式，同时实现其贸易结构的3个转变（即从劳动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从低质品向高质品转变、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转变），是规避贸易摩擦的长远规划。严峻的国际贸易环境，也对国内加强行业无序竞争的管理及改变政府职能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深化要素市场改革，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的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水平仍然很低。要素价格的扭曲、要素流动的限制，导致了资源分配使用的低效、经济结构的失衡、收入差距的扩大等。此外，推动绿色经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避免资源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关键是要控制与减少各种污染的排放。进一步推进能源价格改革、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利用市场机制如建立碳排放许可证交易市场降低减排成本；推动技术创新、发展新能源与清洁能源；提高全民推动绿色经济、保护环境的意识；加强能源方面的国际技术与知识交流合作等。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陈抗：从本质上来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解决目前发展方式的利益链条，改变利益格局。这任重而道远。比如，资本市场的发育，和地方政府的政绩观有很大联系。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下，地方政府需要大量资金来创造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导致资本市场开放不足。而房价则和土地财政相关联。中国的市场化道路中，最落后的是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直接影响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行业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同时是转型经济体，这些因素使得中国的改革还没有模式可循，其他国家的经验也不一定适合中国。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中国有非常好的出口企业结构，这使得中国在未来全球贸易竞争中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民营企业竞争力很强，它们反应灵敏，知道哪里能挣到钱，知道怎么去融资、开拓市场、研发新产品。我对中国未来继续保持贸易大国地位持乐观态度。中国要进一步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过去几年，从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看，民营企业获得了更多贷款，但它们仍然有点儿受困于信贷短缺。一些有利于民营部门发展的经济政策，例如，方便民营经济获得信贷、放宽民营经济市场准入，将推动民营企业经济增长和出口增长的更强大动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副主任马库斯·罗勒：地方政府肩负着提供社会服务的直接责任，因而在促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社会群体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地方政府缺乏充足的财政来源，除了一些改革试点地区，它们被禁止在预算内举债。许多地方政府被迫通过预算外融资平台来为投资项目融资。这激励地方政府通过卖地或者担保来增加收入。其负面后果在地方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能力、金融体系向地方政府实体提供贷款以及公共债务的动态变化等方面体现出来。地方政府财政问题的解决方案，应包括明晰地方政府开支任务、确保财力满足这些开支要求、建立一个能够密切监控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相关风险的体系。

　　与世界共同发展

　　中国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除了修炼内功外，保持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动依然重要，将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一个和谐的外部经济环境对中国的持续增长与发展至关重要。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进一步强调共同发展，一是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充分考虑外溢效果，同时增加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建立和增强同贸易和经济合作伙伴的互信。二是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平台的多边经济合作与政策协调，增加对国际经济政策与治理结构的影响力。三是增加内需，加强南南经济合作，支持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四是增加对全球公共产品如预防气候变暖等的贡献。

　　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姚树洁：中国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除结构转型、产业升级以外，保持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动依然重要。短期内，必须尽力消解贸易摩擦，提升外资流入的质量。长期来看，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加快贸易地区多极化，推动双边及多边的自由贸易；坚持灵活的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把对外投资和贸易紧密联系起来；确保国家安全，把开拓市场和寻求资源及先进技术联系起来。中国对外投资规模越来越大，不仅是为了寻求战略资源，为了寻求市场和技术，更重要的是为了加强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以提高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日本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江原规由：中国在战略机遇期需要大力推进“中国经济国际化”。目前，中国实际上正接受着世界上最多的外资企业。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正在积极开展对外投资，这也成为世界经济的新潮流。中国有必要将这两大潮流看作机遇，构筑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战略。随着中国对外投资增加，有助于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投资也有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别尔格尔：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还是拥有新的竞争优势。中国的人口潜力开始再次促进经济增长，这次是以世界最大的高技术人才储备库重新吸引世界投资。

　　公平参与 公平受益

　　中国应汲取其他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教训，避免重复别国错误。使所有人都能有公平的机会参与增长过程并从中得益，从而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包容性增长，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使所有人都能有公平的机会参与增长过程并从中得益，从而缩小收入差距，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所在，也是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和谐社会的关键一环。包容性增长也需要有一套公平合理的税收制度。保持宏观经济与金融系统的基本稳定也将是中国将来20年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之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副主任马库斯·罗勒：强化金融体系的措施将帮助避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将改善金融资源的分配，特别是支持更具活力的私营部门，提升家庭部门的资本收益同时抑制低收益项目的投资，进而促进内部经济再平衡。当前，金融图景发生了重大变化，金融载体从传统的银行贷款和存款，向一些替代性工具，如公司债券、理财产品和信托贷款转变。如果这些替代性金融形式没有得到有效监管的话，就会带来金融风险。因此，金融部门改革变得迫切，而优先任务包括，强化金融监管，推动利率自由化，改善处置框架，以及转向利用货币市场利率作为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对金融改革来说，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确保不会造成无益的货币宽松环境。这在许多国家发生过，信贷的膨胀带来了脆弱性。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主任戴雨果：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也会面临与西方相同的挑战。成功战胜这些挑战的关键是，正确汲取西方发展过程中的教训，避免重复西方的错误。如果中国能继续维持和利用自己的传统文化优势——如勤奋工作以及家庭和社会的密切联系，同时又能避免经济发展之后出现过度消费、赤字消费的陷阱，加之自身其它资源，中国将拥有极为光明的未来。

　　德国波茨坦大学国际和比较政治学教授雷蒙德·克雷默：中国要把握下一个战略机遇期，建设性地引导区域安全局势是一大前提挑战，这也是下一个战略机遇期的外部条件。亚洲地区国家要通过设立安全机制建立互信，当前的上海合作组织，是在该领域的一种成功尝试。更重要的是，这种安全机制应该是跨太平洋的机制。建立区域安全机制，在保留各自利益的前提下建立共同的和平发展空间，是实现多极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本报记者吴成良、李志伟、刘军国、王慧、谢亚宏、韩硕、苑基荣、李文云、黄发红、赵明昊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