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也要死在编制里” “编制”情结 为何纠结

2009—2013年国考报名审核通过人数统计图 　　数据来源：中公教育

　　源

　　环卫成求职“香饽饽”

　　编制竟有强大号召力

“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这恐怕是近几天最热的网络流行语之一。据报道，尽管落选了哈尔滨环卫工的招考，研究生毕业的王洋说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表达了自己对“编制”的痴情。29名报考的研究生中，只有7名通过考试，正式走上了哈尔滨的清扫保洁岗位，拥有了他们孜孜以求的铁饭碗。据介绍，此次参加竞争的7000余人中，超过四成应征者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编制”，这个富有中国特色的词语，在大学生的就业抉择中所占权重越来越大。不仅是环卫工，即便是号称“冷岗位”、被多数人觉得有点晦气的殡葬业，也因为有着“事业编制”的标签，在就业市场上颇受追捧。上海市殡葬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大学毕业生数量已逾从业人员的30％，2009年入行的108名大学毕业生，至去年3月份在职比例超过85％。 

其实，政府部门的“编制”有着更为强大的号召力。近年来，号称“国考”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热得烫手，报考人数每年都在100万人以上的高位运行。其中，2013年国考最热岗位的考录比竟然达到了令人咋舌的8436∶1。而前不久，一则考生开着豪车参加国考的新闻，更成为“编制”诱惑的有力注脚。国考的红火还“烘焙”出培训市场的“大蛋糕”，以10万元起家的公务员考试培训机构华图教育，凭借国考东风成长为营业额过亿元的“大户”。而整个公务员培训的市场规模，据称已有数十亿元之巨。

国企“编制”也“一票难求”。在很多人眼中，国企的工作不仅稳定，而且收入高、很体面。据人人网发布的《2013应届毕业生求职意向调研报告》显示，2013届毕业生最愿意去的单位是国有企业。

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人主动跳出体制纷纷“下海”，曾一度形成风潮。而如今，年轻人却越来越偏爱“编制”、回归体制内。稳定性、低风险、高保障，被不少人视作体制内的优势。但专家指出，体制内诱惑的精髓之处，在于隐性权利、身份赋予等账面之外的好处，这也是众人逐鹿的真正动力。

　　析

　　转型风险催生求稳心理

　　资源富集诱发编制情结

“非编制不要”的心态之所以盛行，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文东茅教授看来，与就业市场供大于求的大背景和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有关。

“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为体制内工作带来了较高的社会声誉，今天的环卫工人有可能就是明天的环保局长。”文东茅说。

而社会的急剧转型所带来的职业选择风险，加剧了人们“求稳图安”的心理。“体制内的工作因为稳定、未来可预见，成为规避风险的极佳选择。”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李家华说，“同时体制外工作的社会保障体系尚待完善，升迁渠道很受局限，这就可能迫使一个研究生宁愿选择环卫工这样的边缘岗位，也不愿意进入薪酬较高的私企。”

一方面是社会保障的缺失，另一方面却是体制内部门的“过度”保障。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小章认为，目前中国的制度环境使资源高度集中于公权力部门。而个人找工作的标准，多是寻求利益的最大化，体制内为求职者提供了体制外无法获取的资源，显然更为诱人。

所以，有网友认为，大学生热衷报考公务员，不过是基于现行资源配置倾斜体制内部门而作出的利益最大化选择，不宜过度指责。

体制内心态不仅是中国的热议话题，还具有世界语境。李家华认为体制内心态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包括美国、新加坡、香港等地区都有这种情况。

据了解，在香港，公务员同样也是大学毕业生热捧的铁饭碗。以2010年为例，香港特区政府推出5154个职位，共接到超过65.5万份申请，相比内地“国考”毫不逊色。

不过，香港中文大学政治行政学教授黄伟豪表示，香港大学生对公务员的崇拜尚算理性，与内地的“国考热”不是一回事。

黄伟豪解释道，一来，香港大学生在报读专业时已对未来有了初步职业规划，报考公务员的学生多为政治行政系或公共管理系的大学生，其他专业的学生对公务员的兴趣并不高。二来，公务员的福利待遇虽然不俗，但在香港市场经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就业取向多元化的大环境下，从事其他工作也可以达到相当的生活水准甚至更好。

　　解

　　安逸心态可能扼杀创新力

　　靠法治挤掉编制多余水分

“编制”情结，看上去只是个人选择，然而它会形成强大的示范效应，对社会带来的隐患不容忽视。王小章认为，优秀人才过度集中于公职部门，可能令其他行业沦为人力资源的洼地，致使人才供需结构不均衡，最终可能导致个人的最优选与社会的最优需之间不能有效匹配。

纵容“编制”情结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扼杀社会的创造力和活力。西南政法大学社会法学教授陈布雷认为，在法治社会中，公务员只需循规蹈矩即可获得一定程度的升迁。但是，真正的一流人才应当去更具挑战性、创造性、高收益的岗位，这样才能激发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

社会创新的制约威胁，不只是中国在面对，即使在市场机制比较健全的韩国，公务员热也引发了本国舆论的担忧：太多的青年追求稳定，可能导致国家失去创新力和发展力。

“体制内对于创新价值的鼓励不足，而大学生也看不到创造性劳动的价值，这就让社会越来越远离创造性。”李家华说，“我们需要引导学生认识到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层次的，尤其在强调创新的中小企业，急需优秀大学生的加盟。”

但是，目前中小企业却遭遇了“人才荒”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教授表示，现在大学生都不愿意到中小企业去，因为中小企业在薪资、社会保障等方面都不如大企业和国家机关规范。

“我们依然需要通过改革用工体制，将体制内岗位所附加的不正当利益剔除，为体制外岗位提供更多的保障，使之招工、用工逐渐规范，拓宽和延伸升迁通道，如此才能引导就业正常化。只有真正实现不同工种、不同岗位的同工同酬，只有实行相对公平的分配制度，才能使人们摆脱对体制内的盲目留恋。”陈布雷说。

有人建议，政府应制定政策，加强引导，让年轻人摒弃非编制不要的心态，鼓励他们走入市场，在充分竞争中寻找到真正的自我定位，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然而，专家认为这种观点只是治标之策。“体制机制的修补及对青年就业观念的引导只能治标，我们要从根上将体制内部门拉回合理的性价比区间。”建立法治社会，用制度约束公权力，被王小章视作扭转心态的根本之道。

他建议，要将公权力置于法律法规的监督与制约之下，还应该使之受到民众监督，建立公权力与民众之间的制度化联系，“只有这样，人才的职业选择才会更加多元，主动分流才能成为可能。”

（实习生莫梓芫、王雨琦对本文有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