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场灾害性的大气污染确实敲响了警钟。它在告诉我们，当前的发展方式如果不做调整地继续强化，继续走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经济道路，只会窒息我们的前景

昨天中午，我的一个同事刚从北京出差回来，这是一位年富力强的女同事，身体素来健康，她说：“我是从来没事的，这回在北京也实在受不了了。”

北京空气质量从10日连续跨越三级和四级，直接转入五级重污染。最近几天，全国中东部地区也陷入严重的雾霾天之中，中央气象台为此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环保部门的数据显示，从东北到西北，从华北到中部乃至黄淮、江南地区，都出现了大范围的重度和严重污染。北京全市普遍长时间达到极重污染程度，多地PM2.5浓度“爆表”。

可供选择的技术手段不多了

对于北京来说，大气质量状态恶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凭良心说，北京市政府这次的应对措施还是十分迅速，动作幅度也相当有力。比如，及时启动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方案的各项措施，除通过各渠道发布健康和提醒信息外，机关公车大比例停驶；建筑工地暂时停工,污染物排放量几十倍于绿标车的工地黄标车不得上路；废气高排放企业要减产限产；中小学要强制取消户外运动甚至暂时停课。过去几年内，北京市政府是扎扎实实采取了不少重大技术举措，如首钢搬迁，私家车的数量管控，以及在中央有关方面的协调下，在首都上风向的河北一些地区固沙造林等等，然而，以上种种，并没有使得首都的空气质量态势得到扭转，反而有继续下行的趋势。对于北京市方面来说，可供选择的进一步的技术手段确实不多了。

2008奥运会前夕，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说过：“我不能隐瞒这样的事实，即如今在北京存在空气污染的危险。但是，我们的中国朋友正在为减少空气污染作出巨大努力，这不仅将在今年8月的奥运会上，而且在今后几十年都将产生良好效果。”罗格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当年8月19日，北京市环保局宣布：奥运会开幕以来空气质量天天达标，一级天占50%以上，为10年来历史最好水平。这个数据，基本和北京市民在奥运期间的切身感受接近。遗憾的是，3年后，2011年9月26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空气质量数据汇总，北京的空气质量在91个国家近1100座城市中排名第1036位。奥运期间，北京市政府用行政手段关停北京及周边部分工厂、长达两个月的单双号限行、奥运期间无需供暖、没有大雾天气，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彼时北京的“蓝天计划”能实现了。而这些在特定条件下对于社会资源的超常态动员，没有可持续性，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具备可复制性，无法推而广之。

破坏型增长模式必须彻底改变

对于全国各地在几乎同一个时间里出现空气质量大面积急剧下滑的惊人事实，一些地方政府和有关方面的一些专家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有归于“老天爷不帮忙”的，有说受邻近地区影响的，等等。而其中比较集中又有说服力的看法，是认为此次雾霾天气的罪魁乃机动车尾气排放和燃煤污染，这就把问题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环境污染治理的紧迫感。

应该看到，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其实为经济增长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有些地区实行的是以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破坏型增长。经过几十年的掠夺式“发展”之后，中国的生态系统已经相当脆弱。可在当前的经济格局下，这种地方政府以GDP政绩为主要推动力的发展模式，却似乎仍然很难得到根本遏制，环境治理举步维艰，生态破坏依然持续，空气污染日益严重。

中国的环境污染仍在积累中，近年的治理虽有一定收效，但问题的严峻性没有好转。宏观原因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仍未完成，基础建设方兴未艾。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工地，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而且正在成为全球最活跃的“汽车王国”。中国生产全球70%的钢铁，约一半的水泥。这一场灾害性的大气污染确实敲响了警钟。它在告诉我们，当前的发展方式如果不做调整地继续强化，继续走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经济道路，只会窒息我们的前景，最终无法实现我们富国强民的理想。

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与新型城镇化

经济发展再也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城市管理再也不能以“空气不好是小事”的心态来应对突发情况，只有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我们才可能拥有天蓝、地绿、水净、风清的美好家园。

我国正经历急剧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能源消耗不断增加，空气污染防治依然面临巨大挑战。城市中的每一个居民，显然都有责任为保护环境出力，比如，少开私家车，多乘公交车，节能减排，绿色出行。与此同时，还应当进一步清醒地看到，资源环境是制约城市规模和居民人口承载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土地资源、水资源等环境容量指标是城市合理规模人口承载量的自然基础，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是判断现阶段人口承载适宜度的基础条件。城市发展需要人口集聚，城市科学发展更需要城市规模和城市人口规模的科学调控。这就需要我们把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放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我们所说的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要不断提升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内涵，立足于实现环境与发展的平衡、效率与公正的平衡、市场发育与政府调控的平衡、当代与后代利益分配的平衡，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作者为上海市政协常委、市政协环境资源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