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融合并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的发展更经历了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为了探寻一条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他们的实践精神和理论勇气，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探索和总结，最终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建立了新中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以“三个代表”等重要思想为标志，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科学总结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实践证明，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树立并逐步深化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方法论，不断引导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胜利前进的航程。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开辟自身的发展道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反映了中国时代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也就是在实践基础上发展真理的过程。如果脱离实践这个基础，思想就会僵化，真理就会被窒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是同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的，完整、鲜明地贯彻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现代化历程是一条充满诸多困难和矛盾的曲折艰辛的道路，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尊重客观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发挥科学理论指导作用的根本前提。二是立足我国思想文化现实，进行党的思想路线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立足我国思想文化现实，进行党的思想路线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驱动力。

　　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已经取得如下进展：一是回顾和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过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科学、全面的概括，已经形成了分析、回答“基本问题”的理论范式；二是突出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三是及时回答了实践发展中提出的新问题。展望未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继续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中西文化互补共生与综合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各种不同文化的冲突、融合与选择的过程，只有坚持“综合创新”，才能既实现马克思主义对其他文化的整合，又满足中国传统文化自身更新和不断进化的内在需求，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丰富与发展，永葆其生机与活力。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活力源泉。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在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开辟自身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要有效地指导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结合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符合创新的内生机制与外在机制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是发展，是中国社会的发展。社会变迁，时代进步，理论发展的需要和中国实践的结合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其核心都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和事物自身发展的需要。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作为执政党的制度和机制必须能够保证领导人民不断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积极推动社会各项事业朝着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过程，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无止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止境。只有把党的思想路线作为一切活动的指南，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不同的时期形成不同的飞跃发展，不断适应前进道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新阶段的特点，才能在更高水平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10490801〕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