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党是英国政坛的左翼政党，诞生以来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在不同的执政时期，执行了部分国有化的政策，但是在国有化企业弊端显现、工人和社会的不满增长的情况下，工党认真研究形势的变化，分别在1960年代和1990年代对政治纲领做了较大的调整。
　　在1959年工党年会上，工党领袖盖茨克尔提出了修改主张公有制的党章第四条款的建议，这一建议立即在党内引起轩然大波，盖茨克尔修改党章的建议没有得到批准。但是，这一建议仍然推动了工党的学习和调整，1960年10月工党发表的《工党的目标》宣布：“由于认识到公营和合营企业在经济中各有其一定的地位，工党相信进一步扩大公有制的措施应按照这些目标并根据情况适当地考虑到有关工人和消费者的观点，逐步加以决定。”这个声明实际上肯定了“混合经济”，否定了以往全面国有化的主张。
　　1983年，工党政治家金诺克发起了党内著名的“政策反省运动”，提出“对所有的政策进行反省”。这次“政策反省”肯定了市场经济和私营企业的作用，不再片面强调公有制，为工党最终取消党章公有制第四条款奠定了基础；强调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协调作用，不再突出政府命令式的干预；工党的国家福利思想也发生了本质变化，新的福利思想认为福利支出应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强调经济发展在前，福利支出在后。在1995年4月的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在布莱尔的坚持下，党章修正案获得通过。修改后的党章第四条是这样写的：“本党赞成在公共利益的基础上管理强大而来源丰富的公共服务，这种服务的存在既是公正社会也是有生命力的成功经济的重要基础；本党既需要有社会责任感和适当控制的私有因素，也需要有奠定在效率和公平基础上的公有制。”
　　通过艰苦学习而成功地调整了政治纲领的工党，在长期在野后，重新吸引了社会的广泛支持，终于在1997年再次取得执政地位。
　　我们考察政党学习和调整取得成功和遭到失败的例子发现：学习取得成功，很大原因是存在着强大的学习动力；遭到失败，其部分原因是没有学习的动力，部分原因是虽有动力但没有学习的能力。在国外，包括英国，促使政党不断学习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是政党要得到人民选票的支持，才能登上执政地位或即使不执政也保持强大影响力，这就迫使政党不断做出努力，深入考察人民的需要，并研究能够满足人民要求的政策，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二是利益集团的权利运动，如女权运动、黑人民权运动、环保运动等，会不断提出主张，并推动政党接受这些主张，这是一个外部力量引导政党学习的过程。
　　选举的失败可以说是英国工党学习的最大推动力。英国工党在1960年代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学习和讨论活动，很大原因是工党在50年代大选中连续3次失败，工党在1951年得票率48.8%，1955年得票率46.4%，1959年得票率43.8%，均败给了保守党。这些失败刺激了工党，党内开始反思自己的政策和纲领。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学习运动也是工党在选举中失败所推动的，工党自1979年起，连续四次大选失败，1979年得票率 36.9%，1983得票率27.6%，1987年得票率 30.8%，1992年得票率34.4%。其中1983年的得票率是工党有史以来最低的得票率，工党在这次选举中的成绩可以用惨败来形容。这些失败极大地刺激并推动了工党的学习和调整运动。布莱尔在1995年11月发表讲话，说：“总是生活在过去的一个党，注定要灭亡；忽视未来的党，注定要失败。我们的工作是要尊重历史，面向未来。”“这些年来，工党的一个缺点就是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却拒绝与其一起变化。”这些言论可以看作是工党的学习宣言。
　　英国议会是各党的领袖相互讨论、诘问、反诘的地点，因此它是信息、观点、观念高强度交流的场所。这使它成为各党从本党、友党以及对立党派那里学习的平台和促使本党自身深入学习和思考相关问题的平台。
　　目前，英国下院每位议员每天可以提出两个口头质询。在上院，议员每次可以提出1次质询。1995—1996年年会期间，下院提交了4464个口头质询。每天每位议员提出书面质询的数量则不受限制，书面质询占议员质询总量的绝对多数。如1995—1996年年会期间，下院议员提交的质询总数为40307件，其中35843件为书面质询，占质询总数的89%，平均每天246件。同期内上院书面质询总数为2471件。在下院，政府每部平均每月一次答复下院口头质询，每月4周，每周4天（每周一至周四下午），每天1小时。政府部门由国务大臣挂帅答复口头质询，无国务大臣的部门由本部第一大臣负责答复。下院专门设置首相答复质询的机制始于1961年7月。从此至1997年4月，首相答复质询的时间为每周二、四下午的3:15—3:30。1997年5月，布莱尔首相将答询时间改为每周一次（每周三下午），每次30分钟。这些质询和答辩是高强度的学习过程。
　　此外，英国政党也各自有联系紧密的智库，如社会正义研究中心、亚当 斯密研究所、经济事务研究所、政策研究中心、大卫 休谟研究所、社会市场基金会等智库与保守党关系密切。费边社、经济绩效研究中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公共政策研究所、史密斯研究所、外交政策中心、新经济基金会等智库与工党的关系密切。智库与政党之间存在紧密的人才和知识交流，促进政党的学习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