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关于媒体的评论和分析在网络上非常热闹，作为媒体人，对此话题自然是有兴趣的。有一个观点认为，媒体本身具有植物一样的自我成长功能，外力不宜干涉太多。笔者对这个观点，是赞同的。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对官场文化有独到的见解，也曾以植物做比喻，来评论为官之道。在一篇文章中，柳宗元介绍了一个长安（今西安）城西种树的人。此人驼背，大家就叫他郭橐驼。

　　郭橐驼种的树，高大茂盛，果实结得又早又多，长安城里的豪门富人建造观赏游乐的园林，要么请他种树，要么买他的树，效果都很好，没有一棵不成活的。其他那些种树的，都学郭橐驼，结果都学不像。于是就奇怪，他是怎么种树的。

　　郭橐驼说，道理其实很简单，他不过是顺着树木的天性，使它的本性得到充分发展罢了，“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要点也简单：第一，树根要舒展；第二，培土要平，用熟土，砸密实。然后，就不用管它了。栽种的时候，要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种完以后，放到那里就如同扔掉一样，这样树木的天性没有被破坏，它的本性就得到发展了，“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

　　其他人怎么种树呢。他们过分关心它的生长，过多地忧虑它能不能活，早晨去看看，晚上去摸摸，刚刚离开又回来看看，甚至用指甲抠破树皮来检验树的死活，摇动树根来观察培的土是否结实，树的本性就逐渐被破坏了，“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从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

　　柳宗元从郭橐驼种树中，悟出了一个为官之道，套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不扰民。他借用郭橐驼的话说，一些做官的，喜欢颁布繁多的政令，似乎是很爱惜老百姓，最终却给老百姓带来了灾难。这是为官者需要引以为戒的。

　　柳宗元的文章，点出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权力的边界。在笔者看来，一个官员，一个掌握权力的人，无论你身居何位，权力有多大，你的权力总是有边界的，不能越界；权力一旦越界，不管侵犯的是民还是官（下属），都会制造混乱，带来不良后果。

　　但现实生活中，权力越界的事情屡有发生。还是通过柳宗元的文章，我们可以了解，这种事情不是现在才有，唐朝也有，是老大难了。

　　在“梓人传”一文中，柳宗元告诫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要抓大放小，抓大事，顾全局，不宜事必躬亲，陷入事务、文牍的圈子里面去。

　　他说，那些身居高位、不知道抓主要矛盾的人，恭谨地忙碌于日常琐事，还自认为一心为公，把处理文书等具体事务当作尊贵，卖弄才能、自夸名望，埋头于小事，干涉众官的权限，包揽各种具体事务，“以恪勤为公，以簿书为尊，炫能矜名，亲小劳，侵众官，窃取六职百役之事”，这样的人，不是很荒谬吗？

　　卖弄自己的文才，侵犯下属的权限。柳宗元此语，放到今天，放到2013年1月，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有很强的指向性。尤其是，他用了“窃取”二字，来挞伐这种可恶的行为，让人陡然产生穿越历史的感叹：唐朝的官也是这德行？真是没治了。

　　问题既然点出，问题既然出现，该如何解决呢？

　　指望官员的自省吗？这或许是一条途径，但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

　　类似的问题，只能通过继续改革才能解决。

　　最近一段时间，有两个关键词，热度非常高，一个是“十八大”，一个是“中国梦”。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评价十八大时表示，十八大结束了改革路线之争，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路线。吴敬琏说，近些年，有两种顶层设计在激烈争论。一种意见是继续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的路线向前进，建设一个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或者叫做规则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另外一种就是从本世纪初渐渐的发展起来，而且在前两三年在社会上、在舆论界、甚至在民间渐渐占有优势的一种思路，即“中国模式”，英国经济学人把它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十八大最重大的意义就是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顶层设计中间，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吴敬琏表示，“这个正确的方向正如最近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说法，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真正方向。当然，不仅是一个经济方面的体制，还包括建立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样的内容。”

　　只有通过法治这条路，我们才有可能实现中国梦。而法治之路，在笔者看来，就是一条权力的规范之路。我承认你有权力，但你也要承认，你的权力是有边界的，请不要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