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周易的态度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截然地分为了“占”与“不占”两种,其中“不占”的传统占据了主流和正统的地位。

节日期间偶染微恙,从医院处理完毕出来,发现沿着马路几百米的距离内,一字排开至少十几个算命的摊子,其中不乏打有“周易”之旗号者。近几年国学大热,知名高校开设面向政府官员、企业老总等高端群体的“国学班”蔚然成风,但据笔者了解,这些国学班的学员们最感兴趣的课程就是“易学”,正常的课程安排不能满足他们,往往还要求加课,国学班经常变成了易学班。再联想到一日比一日红火的寺院经济,排队等着上市的寺庙、道观,一股浓浓的“占卜”迷信之风确然已弥漫了整个社会。

人类早期由于对自然界的了解很少,自身力量相对又比较渺小,因此普遍通过各种各样的巫术活动来预测重大活动(比如战争)的吉凶祸福,现今出土的商代甲骨文几乎全是当时占卜的记录,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但中国社会并没有像欧洲、中东或者印度那样逐渐产生出一种严谨的制度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或佛教),反而一早就实现“脱魅”,进入世俗政权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这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最大特殊性所在。

学界关于中国社会较早实现理性化的讨论很多,影响较大的有“治水说”“战争说”等,即由于中国上古时期水患严重、战争频繁,严酷的生存环境逼迫人们不得不更理性地处理重大事务、规划社会秩序,因此形成了世俗王权占据绝对权威的国家形式。至于本该由宗教发挥的情感纽带作用,由于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定居农业”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人们世代居于一地,绝少迁徙,因此逐渐形成了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血缘宗族体制。不同于西方历史上以教堂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古代社会基本是以家庙或者宗祠为凝聚族群的载体,并由此形成了家——国——天下逐级实现又相互统一的伦理政治一体的社会体制。

商朝人非常迷信,凡有大事皆要占卜。相传为周文王所作的周易同样是一本占卜书,但周易相比商朝的占卜在理性程度上大大进了一步。严格说来,商朝的“占”才叫卜,方法是用火烧灼龟甲或兽骨,使之裂开,通过研究上面的裂纹来预测吉凶祸福；周易的“占”叫做“筮”,以一种蓍草为工具,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数字演算(后世“算”命的由来)来预测吉凶祸福。随后周公“制礼作乐”,通过建立一整套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规范(即“周礼”),基本取代了巫术迷信活动在重大事务中的决定作用,实现了整个国家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和理性化。

礼教制度确立之后,周易作为占卜用书已经失去了其在施政活动中发生作用的现实基础。其后对待周易的态度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截然地分为了“占”与“不占”两种,李泽厚先生更以之作为中国思想史“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一个重要分野。作为儒家“五经”之一,孔子通过作《易传》的形式进一步对周易进行了理性化改造,如我们熟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就是出自《易传》,强调君子应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而非“求神问卜”。孔子自己对周易的态度也是“不占”(“不占而已矣”“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认为做人更应该加强自身修养,以仁义的标准行事,则福吉自来,没必要祭祀卜筮。随后荀子更以一句“善为易者不占”为后世思想大传统中对周易的态度奠定了基调。另一方面,作为中国思想小传统中的周易,其“占筮”功能在民间一直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并广泛存在于算命、相术、风水、堪舆等迷信活动以及各式各样的民间宗教中,虽则也起到了一定的心灵慰安、精神寄托的作用,但却从来不曾占有主流的地位。

现代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相比过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传统的血缘宗族纽带基本瓦解,人们居住在相互之间都是陌生人的城市社会,再加上社会竞争空前激烈,处在各种现实压力之下的人们对心灵慰安、精神寄托有着强烈的需求,这是当前周易“占筮”传统突然兴盛的时代背景。但我们同样应该认识到,周易还有一条“不占”的传统,而且是历史上一直占据主流和正统地位的传统。既然我们的先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理性地看待周易,并着重发掘和继承其合理的成分,今天的我们难道不应该继续秉持这种理性精神,把日渐滑入歧途的周易拉回正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