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现在世界上党员数量最多、组织队伍最为庞大的政党。从建党时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拥有8300多万党员，党成长的足迹充分显示了党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庞大的组织规模也给党的治理带来了许多难题。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关注研究政党组织规模的问题，这是很有必要的。然而，研究目的是什么？怎样研究？应该从研究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这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不弄清楚这些问题，研究很可能陷入误区。

　　一、对于执政党组织规模的辩证思考

　　任何组织都需要一定规模作为实现自身目标的载体，规模是政党组织存在的基础。政党有大有小，规模是一个变量。世界各国政党实践中，有从小变大的政党，也有从大变小的政党；有数个小政党合并为一个大政党的，也有一个大政党拆分成几个小政党的。政党规模大小的变化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但并不是杂乱无章、没有规律可循的。研究组织规模，就是要从规律上达到认识组织规模问题的自觉，从而促进政党的有效治理。

　　应该肯定，中国共产党队伍不断壮大的组织规模优势，是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保障。民主革命时期，党组织规模随着形势的变化而经历了波折。从1927年到1935年，由于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员人数从30万减少到3万多。党中央到达延安后，从领导中国革命的需要出发，大力扩展党的组织规模，到1949年，共产党员发展到400多万人。尽管如此，国民党原先的组织规模也要比共产党大得多。据学者王奇生的研究，国民党在1937年时党员人数超过100万。1947年9月，国民党将其党员、团员一律重新登记为党员，合并后其党员人数超过1000万。但到1948年11月，登记为国民党员者仅为132万。当然，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的胜利绝不是因为组织规模上压倒了国民党，但正是因为成千上万勇于献身的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的奋斗，才成就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党执政以后，伟大的事业需要大批量的共产党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新鲜血液不断补充到党的队伍中，党的组织规模不断扩大，为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组织保证。事实证明，政党组织规模的大小与其战斗力的强弱有着内在的关系。党员数量是政党力量的显示符号，没有数量的保证，政党作用的发挥就会受到限制。但是，政党组织规模与战斗力只是一种正向关系，而不是正比关系，也就是说，从两者的内在关系上并不能得出党员数量越大，党组织的战斗力就越强的结论。政党战斗力的强弱是一个由多重变量因素构成的复数，政党的兴衰存亡与组织规模的大小并无直接的关系。既有大党自我失败的案例，也有小党战胜大党的案例。大党不一定胜利，不一定就是当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既不是以党员数量取胜的，也不是靠组织规模来维持执政地位的。

　　以辩证的眼光看，在肯定政党组织规模优势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由此带来的问题。第一，组织规模越大，管理难度就越大。江泽民曾指出：我们党“这么大的一支队伍，要管理好不容易。如果放松管理，肯定会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0页）第二，组织规模越大，运营成本越高。积极分子培养、发展党员的一套工作程序、党员教育等，都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党员人数越多，各层级的机构设置、专门人员的配置和各种培训所带来的组织运营成本也越大。第三，组织规模大小还会对国家财政支出产生影响。就事实看，我国政党运作采取的也是科层制，党组织的干部也套用行政级别。机构编制、干部职数与党的组织规模有一定的关系，国家财政为此增加支出是客观事实。第四，组织规模越大，越容易产生党员思想上的“身份麻痹”。革命战争严酷环境下，秘密状态下的共产党员人数少但党性意识强，对自己先进性的身份具有高度的认同，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显著；执政时期和平环境下，公开状态的共产党员人数多却容易淡薄党性意识，模糊政治角色，将自己先进性的身份降低到一般群众水平，先锋模范作用反而不显著。

　　由上言之，组织规模问题确实是大党治理中值得重视和认真研究的问题：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大党规模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要正视执政党因组织规模大型而带来的问题。研究政党组织规模的目的，就是要在如何避免因组织规模过大而影响政党健康发展上形成科学的思路和对策。

　　二、不要将“适度”问题作为组织规模研究的关注点

　　就理论界研究的情况看，关注组织规模问题的基点是党员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这是正确的，一些研究成果就此作出的分析和形成的观点亦富有启发性。但是有个倾向值得指出，即将关注点放在政党组织以多大规模为“适度”的研究上，笔者认为这是一个误区。

　　查阅公开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提出“适度”问题的缘由是基于目前党的组织规模超大，发展速度过快。最近数年里，每年有200多万新党员被吸纳到党的队伍中，此外还有更多的具有入党志愿的积极分子。据中央组织部最新发表的调研报告，截至2012年6月，全国申请入党人数达2186.2万名，其中入党积极分子1053.1万名。（中央组织部组织一局：“不断增强党员队伍的生机活力——关于党的十七大以来党员队伍建设的调研报告”，《光明日报》，2012年10月29日第15版）按照近年来的党员发展实际，到2020年，党组织的规模将超过1亿人。一些研究者由此思考而显露的担忧，成为提出规模适度观点的缘由。这里，我们提出以下三个问题供讨论：

　　第一，当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是党员数量过多、组织规模过大的问题吗？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深刻变革，党的建设面临各种严峻挑战，风险系数增大。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在分析党建形势时指出了很多具体问题，如理想信念淡薄、组织涣散、战斗堡垒作用不强、干部腐败等。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提出“四种考验”和“四种危险”的告诫，表达了深刻的忧患意识。“患”在哪里？造成“患”的根源又是什么？显然不是党组织规模的问题，将组织规模研究关注在“适度”问题上，无助于解决党的建设问题。

　　第二，确定“适度”临界点的科学依据是什么？“适度”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概念，即做什么事都要适可而止，但这个“度”的临界点在哪里，总得有一个标准，有合理的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阐述过这个问题，实践中更难找到依据。有研究者提出：“判断党员队伍规模大小，基本指标是党员数量和全国人口之比，比较理想的是在3%~3.5%。” （吴德兴：“党员数量与质量关系的研究”，《上海党史与党建》，2012年第4期）但是，以比重关系作为政党组织规模“适度”的依据能站住脚吗？答案是否定的，并且，以3%~3.5%为理想比例的依据又是什么呢？笔者没有看到具有说服力的论证。从世界政党情况看，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组织的规模都比较大。目前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约占我国总人口的6.1%，而1989年苏联人口总数为2.86亿，党员2000多万，党员人数约占总人口的7.1%。这样的比例在多党制国家肯定是很高的，如日本自民党党员大约100万，占全国1.27亿总人口的比例仅为0.8%左右。但这能说明问题吗？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党员的比重大小并不影响其组织运作，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遭遇垮台失败也不是因为没有保持适度的组织规模。政党规模“适度”的临界点是无法确定的，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只能使研究陷入误区。

　　第三，组织规模能不能通过控制达到“适度”？有的研究者从党的组织规模庞大的现实出发，提出“必须严格控制党员数量”、“降低党员发展速度”的主张，认为“为了保证党的建设常态化、科学化，对党员发展的数量既要加强宏观控制，又要加强微观控制”。（陈志刚：“党员数量结构的新变化及其新挑战”，《探索》，2010年第6期）这个观点值得商榷。首先，一个政党能发展到多大规模，并不取决于政党的主观意志。政党组织当然可以做出规模发展的上限，做出缓发展、甚至暂时不发展的决定，但这并不能证明政党规模就是主观意志的结果。世界上许多国家面临政党组织规模萎缩、政党加入兴趣冷淡的困境，绝不是凭政党的主观意志就可以摆脱的。其次，政党规模无法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设定。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对政党的组织规模加以明确规定，即使是一些制定有《政党法》的国家，也没有在规模上做出硬性限制。就组织规模而言，政党资源与社会需求也是一种供求关系。在国内入党志愿较为普遍的情况下，以人为的控制以求“适度”，不仅理论上违背政治发展规律，实践上也缺乏可操作性。研究执政党组织规模的“适度”问题，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三、研究执政党组织规模需要关注的问题

　　那么，研究执政党组织规模问题的意义何在？简单地说，其意义在于认清大党治理如何实现组织规模与组织效能相统一的方向和路径。笔者认为，研究执政党组织规模应该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正确处理党员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走质量强党之路。大和小都是数量概念，大未必强，小未必弱。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大党，党员数量是宝贵的组织资源。这个强大资源如何充分利用好，效能如何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是研究组织规模问题的根本目的。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员的数量与质量这对关系都有着丰富和精辟的论述。他们一致认为，质量重于数量。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中央领导人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高度重视提高党员思想素质，采取各种举措，努力从质量上保证党的建设健康发展。这样的建党思想轨迹表明，走质量强党之路才是谋求规模与效能相统一的正确之道。

　　第二，立足于超大型政党的党情，将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和要求切实落实到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深刻认识超大型组织规模对执政党治理构成的严峻挑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革命战争年代从严治党突出的是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而执政条件下，从严治党不只是组织性和纪律性方面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党的宗旨、先锋作用的思想觉悟、群众路线和清正廉洁的作风等方面的要求。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整体协调发展，是伟大工程系统性的体现。从严治党必须注重党组织总体质量和水平的提升。

　　第三，必须将薪火相传、生命接续作为党的长远大计，把好党员发展关，认真研究党的组织规模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关系。胡锦涛同志指出，“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要靠千千万万高素质党员来体现”， “使党员真正成为牢记宗旨、心系群众的先进分子”，“提高发展党员质量，优化党员队伍结构，及时处理不合格党员”。（《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科学制定发展党员工作计划，切实加强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建设，全面推广发展党员工作公示制、票决制，进一步提高发展党员质量”，“建立党员党性定期分析制度，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同上，第225页）这些论述对于研究大党治理与组织规模的问题具有指导意义。保证党兴旺不衰，不在于组织规模的增减，而在于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保持和延伸。组织规模越大，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难度就越高。研究执政党组织规模问题，应该着眼于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战略视野。

　　第四，超大型组织规模的政党治理需要不断提高自身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任务，这是将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取向植入党的建设的体现。科学性的基本要求是要遵循政党发展的客观规律，遵循大党治理不同于小党的特殊规律。党员人数众多、机构建制庞大、组织规模超常，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党情，也是探索执政党建设规律的出发点。研究政党治理与组织规模问题，必须要将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作为要务，努力探寻超大型执政党建设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