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推举的第四难题：

权力与资本结盟加剧，如何防范绑架公共权力

总得票率：82.36%

紧迫程度3.85 复杂程度3.65 尖锐程度3.68 关注程度3.68

(最高值为5，最低值为1)

入选理由：权力与资本结盟的状况早就存在，但近年来愈演愈烈。只要有利益的地方，就会存在权力与资本的结盟。它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还严重干扰了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进程。权力一旦和资本联系在一起，不仅会绑架权力、侵蚀资本，而且会在整个社会层面引发信任和安定的危机。

十八大报告：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权力与资本结盟加剧”作为国家级难题之一，得票率高居第四位，可以看出公众对此现象可谓是深恶痛绝。党的十八大提出，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要坚持从严治党，全面加强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下面结合十八大报告，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科学执政”不够，还要“民主执政”、“法治执政”

对于共产党领导搞市场经济，建立以劳动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不仅要重塑市场和法人，也需要对共产党执政的内涵和方式做出符合市场经济需要和人民至上理念的调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经验证明，根据市场经济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等发展需要，共产党的领导，仅仅实行“科学执政”还不够，必须把“民主执政”与“法治执政”真正落到实处。过去的党权独断和高高在上的权力垄断性执政，以及由此造成的体制性腐败，已经不符合进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实践需要和人民对深化改革的期待。向真正的人民民主与法治化执政转型，真正学会运用民主的方式和法治的方式实现执政目的，牢固确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立场和主体地位，这是中国深化改革和建设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建设与共产党领导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选择。但现实的实际情况是，人们目前最忧虑和最担心的，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恰恰是缺乏民主法治约束的贪腐权力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干预以及寻租，形成人们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或“权贵分利集团”，垄断市场并巧取豪夺市场经济资源和公共利益。这种钱权捆绑和利益交换的贪腐局面，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分化和分配不公，会毁掉改革开放以来党和人民辛辛苦苦奋斗了几十年取得的一切成果。解决权力缺乏民主法治约束造成的腐败蔓延问题，必须提上中国执政党最重要的议事日程，甚至应作为党的执政建设的头等重要大事来抓，以切实的民主法治措施与制度建设，学习新加坡等廉政国家的反腐败建设经验，在1-2个五年规划期间内，坚决解决腐败问题。真正的共产党人绝不能、也不应该拖延腐败问题的解决，腐败会危及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甚至亡党亡国。

解决权力与资本结盟的两个成功案例

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实际具有双重目标，一是服务和保障市场经济建设和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权利保障和政治参与积极性的需要;二是反权力贪腐、反脱离群众、反形式主义、反官僚主义的需要。一个是经济社会发展对政治体制提出的改革要求;一个是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建设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改革要求。究竟应以什么样的改革路径和经验策略推进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这需要共产党人和新一代领导集体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充分运用政治经验和实践智慧。若像目前这样把它作为“发展中的问题”，通过保发展来渐进性解决，显然面临巨大的危险：贪腐局面的蔓延和集团化、社会化，会毁掉党和国家现代化事业。要想既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又能够有力地解决腐败问题和脱离群众等问题，有两种成功的个案值得选择性借鉴。

一是我们党过去从延安时期就形成的依靠党性自律、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人民群众参与和监督的整党整风运动。经验证明，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参与和监督，对解决党风问题和贪腐问题非常成功有效。但目前各级党的领导集体是否还具有过去那样“真金不怕火炼”的硬功夫，需要做实事求是的评估。没有自身的硬功夫，采取人民群众参与整党的传统做法，无异于“泥菩萨过河”。打铁确实还需自身硬，但“假李逵反不了真李逵”。体制性腐败靠党自身整顿难以解决问题，必须借助于外力。这个外力，实质是党的真正新生力，就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只要人人负起责任，就不会人亡政息”。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普遍难以解决的权力贪腐问题，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执政党的最本质的特征和最显著的标志。但把群众运动的做法引入新时期整党整风，最需要改进的是与法治建设相结合。法治化的群众参与能从根本上避免领导人意志造成的无法无天、有法不依和以权乱法等问题。要充分借鉴依靠法治保障权利、自由平等和重视程序性、规范性和制度化等现代依法治党的经验，把人民参与、保障权利和程序正义有机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既超越传统整党经验又超越现代、以法治程序正义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新模式。

二是借鉴新加坡运用“形式民主”与“形式法治”，实现可持续执政的成功经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运用民主与法治作为执政工具，不仅解决了执政的形式合法性问题，也解决了与党治权威并存的结合问题，而且实现了执政党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和服务民生的制度化。民主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力量;法治更是一种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执政工具。现代化的政党都应该熟练掌握这两种政治工具。新加坡实行议会内阁制，议员由全国各选区通过直选产生，内阁总理由议会选举获胜的政党出任。尽管人民行动党实际操纵选举规则的制定，利用选区的划分和人民议会制度服务于党的胜选需要，但既然是一种竞争选举制度，就会有选票的压力，要让民众把手中的选票投给你，必然迫使党议员与基层民众建立密切的联系和服务民生的关系。人民行动党议员办公室的周接待制度和家访制度，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制度和利用人民协会服务社区居民制度，都把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和服务民生落实到制度层面，切切实实地实现了常态化。人民行动党中央党部不过十几个人，办公小楼是一个不起眼的二层建筑，它的党员和组织活动都在基层和政府之中、在人民大众之中、在基层选区之中。这种基层化和通过政府执政的党治，为人民行动党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坚实的可持续执政基础。新加坡还通过高薪吸纳人才、领导人财产公开、反贪调查局、中央公益金制度、独立司法和公务员体制以及对官员有罪推定、强调对贪腐的惩治概率等一系列形式法治的制度设计，成功解决了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的权力贪腐问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