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新探索无疑是世界性的大事件。从中国的大历史看，30年这个数字对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并不算什么，但这30年所发生的巨大社会经济变迁却对中华民族复兴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就是说这30年为历史长河注入了前所未有并且注定会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一直处于艰难的探索之中。改革开放前30年，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尽管也有些制度创新，在一些时间段里也取得过不小的发展成就，但总体上还是苏联版本的计划经济和贫穷社会主义，仍然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前30年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奠定了基础结构，这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前提，而且其“试错”式的发展为后人留下很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如果不理解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历史，也很难甚至不能理解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因此，中国道路的探索应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

　　发展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并非非此即彼，就是说不是在告别了苏联模式后，就去选择西方模式，而是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以往对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价值，并在利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开始新的独立探索。在中国，现实地说，中国共产党是唯一领导中国的政治组织，这个政党深深立基于中国的土地，经过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考验，具有了很强大的学习与适应能力，能够深刻理解中国的现实国情，所以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基石。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讨论中国道路，除了中国的视角，还要有国际发展的维度。从总体上看，中国模式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很多后发展国家，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是否能够成为它们成功模仿的对象。中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处于大致相同的国际环境，具有相似的境遇，会比西方模式更有借鉴性。

　　如果说中国道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发展经验问题，那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则更多的是一种价值问题。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道路就是对西方价值的挑战和竞争。他们的担忧不仅仅在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表现出极大兴趣，还在于即使在西方，那些对美国和西方模式不再感兴趣的西方人士也开始看重中国模式。不管怎样，前些年所谓的要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讨论起源于西方，而非中国。

　　实际上，中国道路是人类发展道路多样性的表现，她不是对西方的刻意挑战，也不是威胁。中国道路是在与欧美异质的文化圈发展起来的，她不仅具有现代发展的共性，还有自己的个性。但这种个性构不成对西方的威胁，西方对此显得过于政治化。

　　西方文明是一种竞争性文明，因而西方国家非常容易以自己的这种文化价值观看待中国。而从历史传统上看，中国基本是一个战略内向型国家，国家命运的焦点是天下秩序的崩溃与重建，即所谓“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突出的天下情怀与鲜明的道德意识构成了中国战略文化的核心特征。两千年前即有孟子所说的“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到21世纪，中国政府一再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即使将来中国强大起来了，也决不称霸”。

　　中国道路的兴起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大参考价值。青年学者郭万超博士新作《探寻当代最优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大变革》，把中国道路放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探讨，对中国经验进行了理论升华，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新观点，是该领域的研究佳作，可供参考。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