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时代，对于自我的理解，我们要克服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思维，即“东方如何如何，西方如何如何”的定式，而直面我们的发展时代去审视和把握“自我”

东西方的“自我”呈现不同色彩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自我是指个体对自己存在的觉察，而察觉所形成的是一种观念意识系统，因此说“自我” 就是人的“自我意识”。一个人对于“自我”的把握就是通过“自我意识”形成的。“自我”的形成依赖于特定的文化环境，我们讨论“自我”问题，离不开对每个个体的文化考察。马克思讲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文化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强调“人是文化的存在”，认为人因其文化的创造而划定了 “人性的圆周”， 他们重点关注的都是人的“自我”生成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也正是因为“自我”形成的这种历史性，我们才看到了“自我”所呈现出的东西方不同的“色彩”。

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中比较中国人与西方人的自我观，其历史可谓久矣。尤其是人类进入全球化之后，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更加频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与异域文化的比较中，我们发现了自身文化的短处与长处，这种比较无疑是有意义的。笔者以为，如果把东西方文化看成是两张已经“完成”的、静态的风景画，那我们得出“西方人的自我观是‘独立型的自我’，中国人的自我观是‘互倚型的自我’”，也许不无道理，因为这种区分有利于我们在最直观的层面看到二者的差异性。但是问题在于，人类全球化序幕拉开至今已经500多年了，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一百多年来，全世界各国各民族进入普遍的交往时代，资本、市场经济、工业文明、现代化等这些“现代性”话语冲刷着民族的文化个性，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由此所展示的是一种“世界的文学”。可以想象在这样的情形下，“自我”的塑造越来越呈现出动态的、生成性特点，自我的“差异性”已经让位于“共同性”。

所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讨论“自我”问题，也许更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意义。这里笔者无意就“自我”问题做静态的、优劣高下的比较分析，实际看来，这种分析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反省与追踪现实，在全球化时代，对于自我的理解，我们要克服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思维，即“东方如何如何，西方如何如何”的定式，而直面我们的发展时代去审视和把握“自我”。所以笔者想就近30年来中国人的“自我观”的演变做一下考察，以求获得一些启示。

30年来中国人的“自我观”的演变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自我”的演变，是在一个巨大的远景历史空间中展开的，这一历史空间与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密切相关。

上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伴随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国人开启了的世俗化生活诉求，随着一系列虚假观念的被拆解，社会开始“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中国人的“自我”开始彰显。“自我”的觉醒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从主体的觉醒到个人的权利意识的增长，人们不再是通过抽象的总体性来安排自己的精神生活，而是在个人的独特生活经历中去打开自己的思想天空，扩展精神生活新景观。“自我”被重新审视和定位——回到人本身，回到人的个体、感性和偶然，回到现实的日常生活，总之，人不再是工具和手段，人就是目的本身。

回视一下当时中国的哲学走向，从一个侧面也印证了中国人的自我觉醒历程。在上世纪80年代，对“主体性问题”的讨论是中国哲学界最亮丽的风景，这一问题逐渐波及到文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而对“主体性”的关注直接指向的就是人的“自我”的确证。当时，一个耐人寻味的学术形象是，在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中，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将研究兴趣转向了康德。个中原因在于，黑格尔所建构的绝对理想主义大厦淹没了人的活力与个性，黑格尔作为一个象征，构成了现代中国一个历史时段的“时代隐喻”。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言：“历史总体的辩证法是黑格尔所长，个体、感性被淹没在其中则是黑格尔所短。”跨过黑格尔，人们更加钟情于充满矛盾的康德。借助于康德，人们试图为个人或“自我”的主体性确立合法性，这客观上也表达了中国人渴望发现“自我”并建立主体性的共同要求。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也日渐走向多元。不容否认，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人的“自我”意识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也应该冷静地看到当代中国人“自我”彰显的片面性——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旋律导引下，经济关系与利益原则渐渐成为了个体感觉世界的核心尺度。结果，我们的“自我”建构呈现出了浓厚的“物质扩张”色彩。过度地对“物的依赖性”开启了人们的感性化、平面化人生，沉湎于“我”之当下的快乐。这种自我精神生活的“下降”过程，的确具有解放、解构的积极作用，它是对长期以来一元的、凝固的、带有禁欲特征精神状态的一种拆解。每个人开始注重从自己的感受出发来判定社会生活——即“我的感觉、我的身体、我的标准”。“跟着感觉走”成了一代人精神生活的最生动写照。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当每个人都是以“我”为中心来设计这个世界时，人作为“类存在”的根本的依托便拆解了，我们就走入了文化相对主义泥淖，人们甚至不再受任何形而上观念的控制支配，拒斥形而上学，躲避崇高。当精神生活仅仅指向个人自身时，我们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图景被模糊涣散了。结果是“我们走入了手段的王国，而失去了人的目标”，我们正在沉浸于一个不思明晨的狂欢之夜。

人类“自我”的发展历程也许需要在不断地自我反省中前行

看起来，人类“自我”的发展历程也许需要在不断地自我反省中前行。人类不堪忍受无根的生活，虚假的崇高破灭之后，我们的生活还需要培育真实的崇高。我们不能对一切神圣价值乃至有深度的精神生活都一律采取拒绝的态度，更不能在对“自我”的追寻中迷失“自我”。

“自我”如果向着纯粹的个人主义回归，便不可避免地沦落为感性之我。因此，全面而正确的自我认知是培养健全的自我意识的基础，培育健康的“自我”，真正在生活中“安身立命”，自觉重建我们的社会道德感、对生命的严肃感以及对人生的使命感。

反省我们的实践生活，快节奏成了今天生活的常态，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我们都在追求着“更高、更快、更强”，但这种“快”的诉求却常常让我们拒绝了时间，我们的生活被紧张、压力与焦虑所充斥，物质的占有并没有切实提升我们的幸福指数。

我们曾经在“走向世界”时迷失“自我”，所以我们要“改造世界观”

庄子的“今者吾丧我”(《齐物论》)，是忘我的，也要先有我，才可以忘的。令人失落的是，更多的人，从未有我，而只有物。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却因为自我观的消失，不可以自由。文化如此，熏陶于文化的人，也是如此。对于我的摈弃，让中国人的意识，处于自我的缺失中，可以说是一幕悲剧。人，没有了我，还会有什么呢?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因为吾为主体，本身于人，就缺少自我观;加之“物我两忘”，更加剧了自我的缺失。“今者吾丧我”，并不止于一个故事，也不止于庄子的寓意;它在中国文化而言，是一种缺失，一种人有意识的我的缺失。可以说，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尤其现代的问题，都有关于此。连苏东坡也曾发出“长恨此身非我有”的人生感叹。

是的，我们就身处这个世界之中，并非置身于世界之外。我们曾经在“走向世界”时迷失自我。所以我们要“改造世界观”，要把中国自然地看成世界的一部分。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