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这一重大判断来自于对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国际国内局势新变化及其走势的冷静分析与综合评估，是制定和实施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各项大政方针，确保2020年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根本依据。

中国已经成为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最大受益者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又重申和强调必须抓住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

21世纪已经过去的12年，我们党和国家实现了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2003-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10.7%，不仅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9%的年均增速，而且高于改革开放以来9.9%的年均增速，其中有6年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 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3万亿元，扣除价格因素，比2002年增长1.5倍。经济总量由2002年的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现在的第二位，占世界的份额由 2002年的 4.4%提高到2011年的10.4%。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工业品制造国，第一大汽车生产和新车消费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在经济总量稳步增长的同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快速增长，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这些巨大成就毋庸置辩地昭示，我们党关于我国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和部署是完全正确的，这12年的快速发展为我国在21世纪头20年战略机遇期的后8年实现经济社会的进一步更大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未来8年将延续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十八大再次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在冷静观察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完成的，与党在十七届五中全会研究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当今世界，局势变化错综复杂、意义深远。已绵延4年之久的国际金融危机，极大地削弱了长期独霸天下的美国的实力；欧债危机严重撼动了欧洲经济；在美债欧债危机冲击下，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曾经“一枝独秀”的金砖国家似也“风光不再”，难以独善其身；西方国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等的竞争更加激烈；西亚北非局势持续动荡；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势力仍然猖獗；气候变化、能源、资源、粮食等危机不断加剧。同时，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客观上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压力；国际舆论中对华负面情绪上升，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乃至 “中国崩溃论”等不时泛起；南海、钓鱼岛争端等对中国领土主权构成挑战。

而同时，我国距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剩下8年时间。这8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时期、“收官”时期，改革发展中的种种深层次问题亟待面对和解决。面对这样的世情、国情，我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估量、判断和相关部署是否仍然正确并继续管用？这是一个事关通盘设计和调整我国改革发展总体战略、对内对外方针政策的重大问题。

作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判断的基本依据是：

第一，从国际环境看，虽然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着并将继续发生深刻的新变化，但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当今世界的主题没有改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总体趋势没有改变；种种保护主义虽在一段时间内有所抬头，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改变。在这些国际环境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同时，出现的新变化是利弊共生的新变化。比如，国际金融危机催生了世界范围产业的新发展，科技创新孕育着新的突破；危机的发生使得世界各国开始加快发展模式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全球治理结构面临重大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各大国基本力量对比和相对地位将进一步发生变化，这为中国把握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提供了契机，我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体系改革，主动塑造外部环境的空间大大增加了。

第二，从国内环境看，我国正加快由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迈进。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稳步增加，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市场需求潜力巨大，资金供给充裕，科技教育整体水平提升，劳动力素质改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体制活力显著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复杂局面能力明显提高，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我国完全有条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这就要求我们在未来8年里，以更广阔的视野，把握好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两个大势，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提供坚实的对内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基础。

努力谋求更大更长久的战略机遇期

战略机遇期的确立是客观条件与主观认识相结合的产物。在客观出现的机遇面前，能否抓住机遇，能否充分利用机遇，取决于图强的决心、前瞻的眼光、敏锐的反应、开拓的精神。

在能否抓住重大战略机遇方面，中国近代有过惨痛教训。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局良好，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的错误，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得中国成了世界新科技革命和新一轮轰轰烈烈的现代化大潮的旁观者，在1957年到1976年长达20年的时间里，我们再次丧失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必须承认，在时代发生重大转折的紧要关头，更多的是由于主观方面的种种原因，我们多次未能主动作为、未能“紧紧抓住”、未能充分利用历史提供的发展良机，是造成长时期里中国由盛而衰、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是鉴于这样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带领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反复强调抓住机遇的重要性。江泽民也明确指出，“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

努力谋求更大更长久的战略机遇期，是我们肩负的一项重大职责。我们必须铭记历史教训，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勇于面对矛盾，善于抢抓机遇，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加快发展。大国发展往往是在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进行的，掌控和争取战略机遇期本身就是国际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对于我们确认的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必须认真维护、精心运筹。必须看到，经过十六大以来10年的发展，中国获得了大发展，中国还将继续大发展，且一定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变化，这种发展本身就已表明中国正在成为塑造和影响国际大局的一个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已经成为推动和维系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重大力量，“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对于外部世界的演进趋势，中国在集中力量办好自己事情的同时，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战略主动权和方向选择权，这就是我们运筹并争取持续获得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根本基础。我们不仅仅要把握和利用好到2020年的战略机遇期，更要着眼于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 100年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要力争未来40年都成为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谋求更大更长久的空间、时间和战略机遇。

（作者系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