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伟平：虚拟交往社会效应的哲思

迈入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人类的交往方式正面临革命性变迁，虚拟交往成为最具时代特征的新型交往方式。虚拟交往具有数字化、虚拟性、匿名性、平等性、超时空性、开放性、互动性、娱乐性、自主性、创造性等特征，人类具体的交往实践获得了新的相对自由的时空界域，人们的自主性、能动性、自由度较以前大大提高了。它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交往理论，极大地延展了人们的交往领域和范围，导致人类生存方式、活动方式发生巨大变革，并引领了一个普遍交往时代的来临。但是，虚拟交往也可能导致某些潜在的或现实的负面效应，须弘扬哲学的反思与批判精神，以实际行动迎接挑战。

首先，虚拟交往的主体“符号化”、“虚拟化”，可能导致交往主体的“自我迷失”。社会交往局限于数字化符号之间的新奇互动，可能淡化物理时空中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值得珍视的感情，甚至对现实人际交往构成障碍。人是社会性的存在物，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往往是基于“面对面”的“真实”交往过程中慢慢培养起来的；电子时空的虚拟生活情景却简便易行地将人与人隔离开来，使人失去了真实的人际交往环境，降低了存在现实关联度的人们之间的交往频率和深度，导致交往的虚化、游戏化，甚至异化。

其次，过度沉溺于虚拟交往，会对虚拟世界产生眷恋和过分地依赖，形成“远者亲、近者疏”的人际交往困局。伴随电子时空丰富多彩的发展，一些人对虚拟交往情有独钟，并产生了深度的依赖，以至于行为不能自制，身心健康也出现问题。如果患上“网络狂躁症”、“网络孤独症”、“网络痴迷症”、“网络飘移症”等“网络综合症”，在一定程度上就会逐渐脱离人真实的社会存在，对真实的现实世界产生疏远感、淡漠感、甚至不信任感，与真实世界渐行渐远。

再次，电子时空的“去中心化”、“超地域性”，特别是人的活动的“数字化”、“虚拟性”，可能使传统社会中以地域为基础的管理方式、他律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效力。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总是置于社会法律和道德规范的多重监督、管理之下，个体的行为会受到自律和他律约束。而在电子时空，人们的身份特征，如性别、年龄、社会关系等都得到了隐匿和变改，人的行为日益隐蔽和“虚拟”。一旦跨入 “反正没有人认识我”、管理形同虚设的“自由世界”，日常生活中的人会如释重负地“摘下面具”，内心中隐藏的压力感以及对他人和社会的不满，便可能随时毫无顾忌地释放、激化出来。在越来越多的人违反了既定的规范、秩序时，往往会进一步刺激他自己及周围的人这样做，从而形成一个“反道德”、“反秩序”的反馈，最终可能致使价值迷失、道德失范和社会失序。

第四，虚拟交往普遍化，可能加剧不同文化价值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不利于社会文化的融合。在传统社会，由于信息相对不能充分流通，经济上的成本太高，以及宗教信仰、政治态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风俗习惯、语言等的差异，不同主体之间(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相对地难以沟通、了解，从而互相之间的独立性比较强，文化的差异和多样化也很明显。在电子时空，由于交往者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民族记忆、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各不相同，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和宗教色彩，这种全球化、超地域性的交往既可能使人们通过学习、交往、教育和阅读等增进彼此之间的认知、沟通和理解，加速世界一体化进程，令人们更加宽容，更倾向于开放性的对话与合作，但同时，也可能增加各种文化竞争，各种价值矛盾和冲突的频率，持极端立场的人们甚至可能把这种冲突带入现实社会中，从而不利于社会文化的融合。

因此，置身于这一从前从未体验过的、目前也尚未完全可知可控的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世界，必须坚持人是目的、以人为本的原则，弘扬哲学的反思与批判精神，趋利避害，以实际行动勇敢而充满智慧地迎接挑战。一方面，通过充分发展、利用信息和虚拟技术，帮助人们方便、快捷地拓展交往渠道，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满足人们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提升人与社会的自由全面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在既有道德原则和法律规范的指导下，正确处理“虚拟”与“实在”之间的复杂关系，采取有效措施抑制虚拟交往的各种负面效应，促进虚拟交往的规范化发展，塑造和谐、健康的交往秩序。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