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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论纲——从衣俊卿的《文化哲学》看
胡长栓
2012年11月26日15:58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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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哲学总是面向于人的存在,《文化哲学》作为中国的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论纲是中国传统文化实践特质的反映,表达着作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核心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意识和关注现实生活的时代观念,它面向人的现实性存在,以对社会历史的现实发展为关切,不是源于人的求知本性的理论兴趣,而是源于人的现实生存与社会发展的实践需要,因而在其本质上也是实践的。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的兴起既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对世界范围内引人注目的文化研究的回应,但更重要的表现着对社会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考察所形成的认知逻辑。实践论文化哲学的研究尽管以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实践为目的,但不同于动物本能性活动的人类自觉实践决定了其必然包含理论理性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论题和实践理性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论题。

关键词: 衣俊卿;文化;文化哲学;实践

一、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的理论前提

哲学总是面向于人自身的存在,是人建立起来的关于人自身的神圣形象。具体说来,它或者是面向于人的本体性自我,或者是面向于人的现实性自我,这就意味着,从内容上来看,哲学或者表达着人的本体性自我,或者表达着人的现实性自我,而从存在基础上来看,哲学或者源于人的本体性存在,如源于人的求知本性的古代希腊哲学,或者源于人的现实性存在,如源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之苦难的中国传统哲学,前者作为确证人之存在的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形成了以知识智慧为本质的本体论哲学,并确立了自身作为科学本质的思维和根本关怀,后者作为寻求摆脱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之苦难的理论精神,则形成了以智谋智慧为本质的实践论哲学,其结果决定了自身作为伦理和政治本质的思维和理论追求。这样,哲学对作为本体性的人和作为现实性的人的两种不同面向就形成了两种迥然相异的哲学传统——古代希腊的哲学传统与中国的哲学传统,而这两种不同哲学传统又塑造了两种具有不同人文精神的哲学家。

在古希腊的哲学传统中,尤其是在古希腊早期的哲学传统中,哲学家更多地把哲学作为自身的一种生存方式,他们并没有赋予哲学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意识和关注现实生活的时代观念,哲学作为形而上学与人类自身现实的生活实践是完全脱离的,具体的实践也完全被排除在神圣的理论之外,强调理论并不务以致于现实之用为目的,真正的理论对人类生活的现实及其实践是不关心的。对此,我们不单可以从古希腊早期哲学家所追问的问题中得到说明,如以泰利士为代表的众多哲学家所共同表现出的对世界本原问题的关心,对于人类现实的生活实践来说并无裨益,而只是缘于人类自身的求知理性,而且也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找到根据,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哲学就是关于真理的知识,“就从早期哲学家的历史来看,也可以明白,这类学术不是一门制造学术。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1](P5)这种惊异就其本质来说就表现为人类求知的本性,而求知作为人类的本性,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乐于使用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说明;即使并无实用,人们总爱好感觉。”这也就是说,正如我们不能停止人们的呼吸一样,也不能停止人们求知的这一理性本能,尽管它对于我们的生活实践可能并无实用。同时,亚里士多德的学科划分理论也在说明着古希腊哲学传统作为理论知识超越现实实践的本质。以实用目的为标准,形而上学、物理学、制造学术即实践技术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学科最基本的划分,前两者属于理论知识的学科,后者则属于实用知识的学科,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被称为真理的知识自属确当。因为理论知识的目的在于真理,实用知识的目的则在其功用。”[1](P34)“所有其他学术,较之哲学确为更切实用,但任何学术均不比哲学为更佳”。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古希腊哲学作为人之求知本性的表达,本质上是人特定的一种生存方式,它确证着人的与人的现实生活实践无关的理论理性和理论兴趣。

与古希腊哲学的生存论传统不同,富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意识和社会责任观念的人文精神表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论特质,也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实践论的理论精神。中国的传统哲学并不源于人类求知的本性,非起于对人之外万物的惊异,而是导源于人自身的现实生活世界的苦难,是人为了摆脱现实生活世界的苦难而建立起来的关于自我的神圣形象。如所周知,中国的哲学传统形成于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春秋战国时期,人的现实生存是这一时期人们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它不仅使几乎所有的人们无暇把目光投向还没有对人的现实生存呈现出意义的外在自然,而且对于人类自然性存在之外作为人的本体性存在的精神性本身也无暇眷顾,而现实生活的艰难则使衣、食、住、行等人类最基本的自然性生存问题凝聚了人们最广泛的智慧,从而演绎出了人们求生存的实际能力和对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无限关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等都在绽放和塑造着中国知识分子最坚决的历史使命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也正是这种对人们求生存能力和对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无限关切最终形成了具有伦理和政治特征的实践论中国哲学传统。在这种实践论的哲学传统中,理论如果不面向实践就不会有任何意义,理论的本质也只能体现在人类自觉的社会实践中,而理论的产生、发展和繁荣也必须以对人们生活现实的关注为基础,理论不是出于人类理性精神的兴趣,而是出于对人类现实生活世界之苦难的叹息,这种实践论的哲学传统具体也就表现为“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知行合一”的理论信仰,而实践的现实和现实的实践则是一切理论由以发生、存在和发展最为根本的基础,对实践现实的批判与建构理性的现实实践则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理论的最终追求。

实践论文化哲学承载的正是中国哲学传统的人文精神,《文化哲学》作为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的论纲就其存在来说并不表现为生存论的本质,因为它并不源于人的本体性存在的需要,即不是研究者自身理论理性兴趣的表达,也不是作为研究者自身生存方式的结果;而是实践论的,它彰显着研究者强烈的历史使命意识和社会责任观念,这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意识和社会责任观念就决定了理论的兴趣往往表现为对现实实践的关怀,理论的研究则往往源于实践现实的需要和对人与社会发展的关切,而理论的本质则从根本上表现为以人与社会的发展为核心的社会发展理论。对此,我们完全可以从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者衣俊卿先生关于文化哲学充分的理论自觉中得到说明:在衣俊卿先生看来,现代文化哲学的主题主要表现在“关于文化现象的一般考察”;“关于文化的社会历史透视”和“关于文化的价值学思考”等三个主要的层面,目前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主要是在这三个方面展开的,只是不同的研究者研究往往具有不同的研究重点,一般说来,目前中国学术界关于文化哲学研究的已有成果主要涉及关于文化现象的一般考察和关于文化的价值学思考这两个方面,而对于文化模式、文化危机、文化转型等关于文化的社会历史透视则不够系统,也就是说缺失着关于文化哲学与人和社会发展相结合的实践论研究。然而,就目前的中国社会发展来说,关于文化的社会历史透视则具有更为突出的现实意义,因为从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已经出现的“文化滞差”或者说“文化坠距”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进一步的和谐发展,因此,实践论的文化哲学研究“不会对这三个层面的主题给予同样的关注,而主要侧重于关于文化的社会历史透视和价值学思考,即通过比较系统地建立起关于文化模式、文化危机和文化转型的理论范式,去深入剖析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转型机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对文化哲学其他的主题进行研究,相反,基于对文化的社会历史透视,我们必须结合起来对文化哲学的其他主题进行研究,但“无论在哪一个层面的主题的分析上,我们都不会把研究的重点放到学理上的系统和理论体系的完备,不会把文化哲学的研究当作一个纯粹的理论理性的课题加以展开,而是把我们的文化哲学研究当作一种现实的理性反思和文化批判活动,把文化哲学研究中的理论理性课题和实践理性课题紧密结合起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是在建构一种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一种立足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文化批判理论。这种文化哲学是从文化的真正寓所和根基——现实生活世界中生长出来的活生生的文化精神,而不是我们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生活的抽象理论。”[2](P41-4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实践论文化哲学与其他文化哲学的不同就在于它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不是理论的。

二、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的兴起逻辑

当代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一开始并不表现为实践论文化哲学的研究,而更多地表现为文化学元理论研究的特征,具体说来,这种文化学元理论的研究只是把文化哲学的研究当作是超越于具体文化学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即从一般的意义上对文化的概念、本质、范畴、构成、体系、价值等问题作更高一层的理论解释,对文化学的基本概念作深入的和批判式的研究,这种文化学元理论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把文化研究看成是关于人类自身生存与社会发展的问题的研究,而是象自然科学对自然对象的研究一样,只是把文化当作单纯的对象性存在来研究,这里的文化通常表现为与文明的统一,对于当代中国早期文化哲学研究的这种状况我们从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的兴起中可以得到更为进一步的理解。

首先,80年代初,以中国已故著名哲学家高清海先生为代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前苏联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反思与批判,不仅提供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使人们在更多的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为可能,从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问题研究等;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前苏联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反思与批判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来说,也促进了多维的广阔的学术研究视野的形成,并且在学术研究中人们对社会历史现实问题的关注也不断得到加强,正是由此,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前苏联传统教科书体系”反思与批判的不断深入,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哲学研究的论题、问题、层面、方式、话语、维度、领域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散和多元的特征,并且这些多元的甚至相去甚远的哲学话题取得了相对平和的、宽容的、共处的文化氛围。”[2](P2)以此为背景,中国的哲学研究出现了众多与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和理论发展现实密切相关的哲学研究领域和主题,如实践哲学、生存论哲学、发展哲学、价值哲学、主体性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等。而文化哲学的研究也就逐渐得以从早期关于文化学的科学研究中转向了以社会历史发展现实为基础的实践论文化哲学的哲学研究。

其次,从世界范围的哲学研究来看,20世纪的科学危机在打破关于科学的诸多神话的同时,不仅使科学哲学自身的主题从最初兴起时对科学的确证和捍卫转向对科学的反思与批判,具体如直指现代科学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等,而且也给作为主流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的科学哲学自身的存在带来了灾难,同时也由于人们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的不断发展、人类需要从基本物质需要向精神文化需要的转变以及哲学自身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逻辑等,其直接的后果就是世界哲学研究的重点开始由科学哲学的研究转向文化哲学的研究,出现了从科学哲学到文化哲学的转向①。虽然这种转向的标志被认为是1984年在罗马尼亚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关于当代世界哲学的重点已经从科学哲学转向文化哲学的闭幕词宣言,但实际的文化哲学研究转向则要更早,关于文化的研究成果已然十分丰富且极具影响力,并出现了诸如李凯尔特、斯宾格勒、本尼迪克特、汤因比、卡西尔等众多著名的文化哲学家。在全球化尤其是中国的哲学研究深受西方哲学研究影响的背景下,世界范围内的这种文化哲学研究转向也就成了中国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最直接的催生婆。

再次,实践论文化哲学的兴起是文化学研究自身的逻辑发展。应该说以文化现象和文化体系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学并没有很长的历史,思想家们理性探究的目光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才开始投向作为人类和人类社会深层结构的文化层面,但不长久的研究历史并没有影响人们对于文化的研究兴趣,相反,由于文化在人类日常生活和人类社会发展中所极具的特殊意义和魅力,使文化研究成为19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历史上最灿烂耀眼的光芒之一,它神秘的气质向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散发着无限迷人的诱惑,对此,A·L·克鲁伯和克莱德·克拉克洪1952年在《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评论》中所列举出的161种有影响的文化定义就是最充分的说明。这样,“当文化层面作为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最深层的、最重要的内蕴或制约因素为人们所关注时,文化学研究开始同哲学研究交汇,形成自觉形态的文化哲学。”[2](P1)文化学以及与文化学相关的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哲学、文化史学等的兴起和发展就为文化哲学自身的发展一方面提供了大量的丰富的具体材料从而为文化哲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如以狄尔泰、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为代表的人文传统的文化学研究、以泰勒、马林诺夫斯基、博厄斯、本尼迪克特等人为代表的实证传统的文化学研究等,同时也使文化哲学的研究超越了其早期具体文化学研究的特征,把关于文化的研究与人类生活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研究结合起来,不是单纯地从文化的存在去研究文化,而是直接以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为基本价值追求的文化研究,这种文化研究把文化看成是人类生活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深层结构与原因,而这也正是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的价值认知前提。

最后,作为对人类生活基础和社会发展的深层结构与原因的价值认知即是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得以发生的价值认知前提,也是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全部意义最为根本的基础,它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考察,尤其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实际而形成的一种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观念。“回顾一下中国近现代汇入世界历史的进程,就会发现,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重要特色之一在于,它的每一次深入,总是将文化层面的问题凸现到十分醒目的位置。”[2](P25)自强救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而这一历史主题在中国近代就主要体现为被迫的现代化进程,它从早期旨在于技术和器物层面引进的洋务运动经旨在于政治体制变革的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最后集中到以科学与理性为主题的“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和开放成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任务,这里的改革仍然主要体现为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只不过与近代被迫的现代化不同,这里的现代化是一种主动的历史选择,在这一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首先开始的是经济体制的改革,由经济体制的改革推动了政治体制的改革,最后又深入到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近代的被迫现代化,还是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后中国主动的现代化选择,它们经历了完全相同的过程,即从经济到政治最后到文化的深入和演进,这种过程一方面反映了人们由浅入深的认识逻辑,另一方面则彰显了社会历史发展自身最基本的深层作用结构,“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常常不是纯粹的政治经济问题,它们受文化的深层次制约”,这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从长远来看既不能单纯实现于经济中,也不能单纯实现于政治中,只有文化才是构成人类社会发展最普遍最深刻的原因。因为实践论文化哲学不仅把文化看成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内含之一,而且文化也渗透到了人类社会其他最基本的结构并在深层影响着其他最基本的结构。

三、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论题

实践论文化哲学的研究不同于理论理性文化哲学的研究,它不表现为单纯的理论兴趣,其意义也不在于单纯的理论发展,就其实践的本质来说,它主要基于对实践的追求,表现为人类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目的,因此,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的论题必不同于理论理性文化哲学研究的论题。但自人类实现自身活动从本能到自觉的转变以后,动物性的本能活动就变成了人类的实践活动,这种人类的实践活动不同于动物性的本能活动根本上就在于其必有的理论基础,这意味着,任何实践的问题必然包含着理论的问题,文化哲学的研究亦如是,它不单纯地表现为实践环节,而且还包含着理论的环节。当然,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的论题在总体上也就必然包含着两个部分即:理论理性文化哲学研究的论题与实践理性文化哲学研究的论题。

理论理性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论题

理论理性文化哲学的研究是关于文化的一般性研究,它超越于文化存在的具体现实,表达着理论自身的兴趣,它以具体的文化研究为基础,但又不表现为对具体文化的研究,它是关于文化哲学最基本、最抽象论题的理论。当然在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的视野中,理论理性文化哲学的研究在其本质上是以实践论文化哲学的研究为目的,同样表现着对具体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的终极关怀。因此,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在理论理性层面的基本论题具体说来就表现为:

1. 关于文化的概念性研究

文化的概念性研究是任何层面的文化哲学研究中最为基本的论题,是文化哲学研究的阿基米德点,对文化的具体理解往往决定着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内容、方法和价值追求,当然也是真正理解任何文化哲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实践论文化哲学的研究坚持文化总是人的文化,“它是人的类本质活动的对象化,”“是历史积淀下来的被群体所共同遵循或认可的共同的行为模式,”“具体说来,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并不简单地是意识观念和思想方法问题,它像血脉一样,熔铸在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中,以及人的内在规定性之中,自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生存活动。文化所代表的生存方式总是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定地域中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模式,它通常或以自发的文化模式或以自觉的文化精神的方式存在。”[2](P7-10)

2. 关于文化现象的研究

如果说文化的概念性研究是文化哲学研究的阿基米德点,那么,对文化现象的考察则是深入、具体和生动理解文化的关键,因为对文化的概念性理解只是在最抽象、最根本、最一般的意义上对文化本质的一种总体性把握,这种把握如果没有对具体文化现象的考察就会显得空洞、不可靠和没有根基。这就意味着,“如欲对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我们必须回到活生生的文化现象,对它的发生或起源、内涵和外延、结构和层次、发展与变迁等做出描述和解析,”只有以此为基础,“我们才可能得到一个包含着丰富的、多样性内涵的文化范畴。”[2](P49)实践论文化哲学的研究当然也同样要把对文化的深刻理解建立在对文化的发生及其本质规定性、文化的具体构成以及文化的存在形态等文化现象的研究基础之上。

3. 关于文化模式的研究

“文化模式是文化哲学的核心范畴。文化模式是特定民族或特定时代人们普遍认同的,由内在的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习俗、伦理规范等构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或者说是基本的生存方式或样法。文化模式在功能上不同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2](P9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模式作为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论题不仅是因为其在文化哲学中的核心范畴地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文化总是以一定的文化模式存在的,在人类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文化模式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对文化模式的研究有利于充分理解作为整体的文化的规定性及其演进机制,从而有利于对文化整体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对文化模式的研究有利于揭示文化在人类社会和历史演化中的地位和变迁,从而说明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文化内蕴。对于文化模式的研究就是要从共时态和历时态这两个不同的维度对不同的文化模式进行具体的分析。《文化哲学》就在共时态的视野中对民族心理和文化模式、文明形态和文化模式两个方面以及在历时态的视野中对原始社会的文化模式、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模式等四个方面对文化模式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分析。

4. 关于文化危机的研究

文化危机和文化转型是文化发展和变迁的基本环节。“文化危机的最基本的含义可以简单地界定为特定时代的主导性文化模式的失范。即是说,当一种人们习以为常地、自在赖以生存的自在的文化模式或人们自觉地信奉的文化精神不再有效地规范个体的行为和社会的运行,开始被人们所怀疑、质疑、批判或在行动上背离,同时一些新文化特质或文化要素开始介入人的行为和社会的活动,并同原有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形成冲突时,我们断言,这种主导性文化模式陷入了危机。”[2](P135)文化危机的发生通常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在现实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文化观念自觉或不自觉的冲突与裂变,二是在社会的精英阶层对发生的文化冲突所进行的自觉的反思和检讨。研究文化危机对于实践论文化哲学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通过对文化危机时期的文化观念和文化精神的冲突、裂变、离散、怀疑、反思、反省、批判等,可以深刻透视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的深层变化和进步,可以全面了解人类生活和人类社会运行机制的深层原因。实践论文化哲学对文化危机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在文化失范和文化冲突、文化反省和文化批判等视域中,对文化危机的本质、文化危机的表现形态、前现代视角的文化批判理论、现代视角的文化批判理论、后现代视角的文化批判理论等论题的深入研究。

5. 关于文化转型的研究

与文化危机相同,文化转型也是文化发展和变迁的基本环节,只是文化危机在本质上是解构的,而文化转型在本质上则是建构的,因此,从发生的逻辑上看,文化危机表现为文化转型的前提,而文化转型则不仅内在地包括着文化危机而且也是文化危机的最终结果。因此,关于文化转型的研究也必然是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的主要论题。“所谓文化转型,是指特定时代特定民族或群体所习以为常地赖以生存的主导性文化模式为另一种新的主导性文化模式所取代。”[2](P167)实践论文化哲学对文化转型的研究就必须对文化转型的内在机制、文化转型的途径和方式以及文化转型的深刻意义等进行考察,《文化哲学》就具体揭示了文化的超越性与自在性的永恒矛盾和自觉的文化与自在的文化之互动是文化转型的内在机制,内在创造性转化的文化创新和外在批判性重建的文化整合是文化转型的基本途径,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是文化转型的根本意义。

实践理性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论题

对人类生活实践和社会发展现实的直接关注是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最根本的特征,也是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的意义基础,如果没有对人类社会现实的具体关注,只是对文化作超越于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现实的一般性抽象研究,那就会背离实践论文化哲学的终极追求。因此,实践论文化哲学的研究也必然表现为对实践理性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论题的关注,表现为在具体的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现实的存在中对文化的具体研究,具体到中国的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它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面对中国社会实践的现实,在实践理性文化哲学研究的层面,其基本论题就必然是:

1.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研究

进入近代以来,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历史进程,但无论是近代的被迫现代化,还是80年代以后中国主动的现代化选择,最终都是将文化层面的问题突现到醒目的位置,文化转型的问题总是作为经济政治进一步发展的深层制约根源被最后发现出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层原因从根本上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总体发展,“现代化遇到的最大阻力正是文化转型的迟滞,它使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举步维艰。”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正就是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关键,当然,“对于这一问题做出深刻的理论分析和解说,提出深刻的实践变革方式,对于我们的文化批判而言,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2](P204)中国的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在实践理性层面就必须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内容构成,具体说来就要对“文化热”、文化激进主义与社会转型期具体的文化冲突等问题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

2.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结构的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不同于其他文化的内在结构,这主要表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结构因为其沉重而普遍的传统日常生活构成而具有超稳定的内在特质。在这种超稳定的文化内在结构中,自觉的文化契合并认同着自在的文化,从而没有对自在的文化层面形成超越的维度,在自觉的文化和自在的文化之间缺少内在的必要的张力,因而保守、稳固、自在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特征。在不同的视野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结构的研究和分析,必然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保守性和顽固性的原因,从而以真正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意义、特殊途径和方式。

3.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机制的研究

文化转型机制的探索即对文化转型途径和方式的研究是内在于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的逻辑之中的,对于文化转型机制的自觉研究是实现文化转型自觉的逻辑前提。在《文化哲学》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机制的研究首先通过对原有的文化启蒙和文化转型方式的检讨与批判,揭示了以往表层文化启蒙的局限性,看到了必须发挥哲学等人文学科通过对精英文化和市民文化的梳理、交汇与整合,从而使文化启蒙由表层的、外在的向生活世界内在的、深层的转化;同时依据中国传统文化的超稳定结构,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对新文化启蒙和文化转型的途径和方式进行了探索,提出了日常生活的批判与重建的基本思路,即第一要建立理性的和人本的新文化精神对民众的普遍的启蒙机制;第二要建立民主化和理性化社会体制对民众的普遍的制约机制;第三要建立现代化的、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对民众的普遍的教化机制。

4. 关于全球化时代中国新文化精神的研究

实践论文化哲学的研究不同于一般的文化批判理论,尤其区别于后现代视野以消解一切确定性为特征的文化批判,因为对于实践论文化哲学的研究来说,反思与批判并不表现为最终的目的,而只是达到其建构新的文化精神的手段。作为中国的文化批判理论,实践论文化哲学的研究就旨在于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转型、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结构、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机制的批判和研究,以建构一种中国的新文化精神。当然,在全球化与文化日益整合的今天,中国的这种新文化精神的建构必然要立足于中国的实践现实而又超越于中国的实践现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精神这一大背景中进行,由此,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以“总体的人”或人的总体性的生成作为衡量社会现代化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最根本的发展尺度,坚持类价值与历史价值相统一、道德与历史相统一的发展观,认为中国的文化发展并不能象后现代的文化精神所设想的那样,而主要面临的仍然是“从传统农业文明的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向现代社会的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的转型,”从而提出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所需要建立的新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即:“理性的、科学的文化模式”;“主体性的、创造性的文化模式”和“法治型的、契约型的文化模式”。[2](P340-342)

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 衣俊卿:文化哲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注释:

① 详见:胡存之、郑广永:《从科学哲学到文化哲学》,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2期。

原载于《学术交流》2010.2.P1-6

(责编:赵晶、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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