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否定的立场和认识论的视野，是人们在怀疑论研究中存在的两个教条。从人类的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出发，怀疑论被看成是最可怕的敌人，统一性逻辑也成为人们否定怀疑论最得意的工具。对于怀疑论合法性的研究，人们总是把认识论作为自觉或不自觉的思维前提，把认识论看成是怀疑论的本质，论证怀疑论的批判解构、彰显矛盾、提出新问题等作用，并从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两个方面来说明怀疑论的存在。然而，对古希腊怀疑论的理论背景、怀疑对象和“追求的最终对象”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就会发现怀疑论最初的存在并不仅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就其实质来说，它是一个生存论的问题，是人们的一种形而上的生存观，即人们在追问世界的本体无法确解时，为了达到心灵“宁静”而不得不“悬搁判断”的生存观念。而人们否定怀疑论的努力只要不是错误地理解怀疑论，也就不能构成对于怀疑论存在的威胁。由此，关于怀疑论的真正研究就必须打破“否定立场”和“认识论视野”这两个教条，确立怀疑论研究的生存论视野和正确态度。

否定的立场和认识论的视野，是人们关于怀疑论研究的两个教条。在人们以往的观念中，只要一谈到怀疑论，首先的立场就是否定，只有在否定之余，为了摆脱“形而上学”的陷阱，才会对怀疑论的合理性作一点无关紧要的补充，至于为怀疑论的辩护也只能论及其“有合理性”而已。对应于这种否定的基本立场，是在怀疑论的研究中， 人们总是把认识论作为怀疑论研究自觉或不自觉的思维前提，即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本质上把怀疑论作为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并在认识论的视野中来进行关于怀疑论的一切研究，包括对怀疑论的存在合理性研究。然而，如果抛开对怀疑论作抽象的一般性理解，深入到古希腊怀疑论具体的历史存在中，就会发现怀疑论研究中“否定的立场”与“认识论视野”这两个教条的困难，并确立怀疑论研究的生存论视野。

一 怀疑论研究的否定立场

坚持对于怀疑论的否定立场，人们有不容置疑的理由。首先，是来自于人类日常生活世界的根据。非怀疑的态度是人类日常生活世界的基本逻辑。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理性规范与感觉经验是人类几乎所有行为的根本依据，人们正是根据或者理性规范或者感觉经验来从事自己的实际行为与生活，如果要大体上划分一下的话，农业社会的人们主要是按照感觉经验来生活，而工业社会的人们则主要遵从理性规范的指引。但无论是农业社会的生活逻辑还是工业社会的理性思维，其前提都是肯定性的信仰而不是非确定性的怀疑，它以对感觉经验和理性规范的信仰为前提，要求人们首先相信理性规范与感觉经验的可靠性、真实性与确定性。虽然人们在实际的生活中有时也会有“不相信”和“困惑”，但这通常只意味着作为新的生活依据的感觉经验与理性规范的萌生。如果“一个人，他对于手边的事情完全陷入迷惑和错误中，是肯定要犯错误的，”[1]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日常生活中完全的怀疑论者会是什么样子的，不相信对火的感觉经验，那就请走进火中去吧，它也许不会把你烧伤甚或烧死；不相信从悬崖上跳下去的结果，那就请试试从悬崖上跳下去吧，它也许会使你更健康；不相信道德与法律的规范，那就请蔑视道德和法律吧，它也许不会对你造成伤害。想想这些事情，恐怕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没有人会愿意做一个完全的怀疑论者。生活中有怀疑，但生活却不能坚持怀疑，因为怀疑论的原则“如果有了普遍的稳定的影响，人生就必然会消灭。一切推论，一切行动都会立刻停止起来，一切人都会处于昏然无知的状态中，一直到自然的需要，因为不满足之故，了结他那可怜的生涯。”[2]

其次，是来自于科学世界的根据。“自古以来，直到如今，怀疑论都被认为是哲学的最可怕的敌人。”[3]在这个意义上，怀疑论与科学也是不两立的。“科学给予我们的是关于世界的真实图画，而且科学所假定的实体是真实存在的。”“科学的目的就是通过其理论给予我们一种关于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本义上真的描述；而接受某一科学理论就包含着相信它是真的信念。”[4]支撑这种科学的背后实际上是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以及思维与存在统一的承诺，确定性、绝对性、必然性与普遍性是科学最崇高的理论旨趣，科学精神总是体现为对客观真理的无尽信仰与追求。而怀疑论却“是这样的一种艺术，它把一切确定的东西都消解了，指出了确定的东西是虚妄无实的。”因此“怀疑论的结果无疑地是否定，是消解确定的东西，消解真理和一切内容。”[5]与科学相反，怀疑论的背后实际上是对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否定以及思维与存在不能统一的承诺，不定性、相对性、或然性与个案性是怀疑论的普遍特征，怀疑论的基本精神总表现为对一切确定性的袪除。这就意味着，科学存在及其成功的事实必然使怀疑论的存在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对世界的合理性和可知性的坚定信念，类似宗教感情，支撑着所有高层次的科学研究工作。”[6]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最突出的事实就是科学的普遍成功，即便是当今影响甚隆的后现代主义对科学进行了颇为深入人心的批判，也亦然不能消解科学的存在和阻碍科学愈益迅猛的发展。科学的作用和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所有幸福与痛苦莫不与科学有关，科学又是如此成功，“以致认为，在我们愿意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之外，根本无法设想知识和理性的可能性。”[7]科学的存在及其发展坚决地支持着对于怀疑论的否定立场。

第三，是同一性逻辑的根据。坚持对于怀疑论的否定立场，人们最简单、最经常而又最得意的诘难就是来自于逻辑同一性的诘难。感觉经验无力的地方就在逻辑面前，逻辑的简洁、直接使人们一对怀疑论进行发难，就首先想到：怀疑论既然坚持怀疑一切，那么对于怀疑论坚持的“怀疑一切”是否也要怀疑？这种诡辩式的驳难坚持的正是逻辑的同一性原则，它使怀疑论的存在处于自身的悖论之中。因为，对于这一驳难，怀疑论者的回答或者是“要怀疑”，或者是“不要怀疑”。如果怀疑论者的回答是“要怀疑”，那么坚持怀疑一切的结果也就意味着放弃“怀疑一切”；而如果怀疑论者的回答是“不要怀疑”，那么也就意味着怀疑论一开始就离开了自身“怀疑一切”的原则。这样，无论怀疑论者怎么回答，结果都是一样要掉进发难者的陷阱，即对于怀疑论的否定立场。正是面对这一令人束手无策的诘难，近代怀疑论者笛卡尔不得不明确强调，我的怀疑“并不是模仿那些为怀疑而怀疑并且装作永远犹豫不决的怀疑派，因为正好相反，我的整个计划只是要为自己寻求确信的理由，把浮土和沙子排除，以便找出岩石和粘土来。”[8]虽然这也确实是笛卡尔的真正追求。

二 怀疑论研究的认识论视野

怀疑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是认识论问题，还是本体论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总是自觉和不自觉地把认识论作为怀疑论的本质，从而也自觉和不自觉地把认识论作为怀疑论研究的自在视野，并在认识论的视野中来理解怀疑论的积极作用和存在根源等关于怀疑论的几乎所有问题。

在怀疑论的积极作用方面，从怀疑论“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作用的”[9]这一前提出发，把怀疑论理解为科学方法的怀疑，认为怀疑论的积极意义就体现在人类认识的辩证法之中。首先是批判解构的作用。“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10]人类新认识的产生总要以破除旧有的传统和教条为前提，敢于挑战旧有的权威，敢于怀疑既成的甚至是自明的结论，并善于在最不可能有问题的地方提出问题。怀疑在人类认识的发展史和科学的发展史中正起着这样的作用，它把人们从各种独断的教条和权威中解放出来，确立起人的自我意识，从而为新认识、新理论的诞生清扫好地盘。古希腊的怀疑派就是如此，它作为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独断论的阴影”[11]打破其独断，首次确立了自我意识的地位；近代培根、笛卡尔的怀疑也是如此，它清除了经院哲学及其以后基督教神学的神圣形象，确立了理性与经验的权威；后现代主义的怀疑同样则宣布了近代理性与科学主义上帝的死亡，复活了本真的人之存在。其次是彰显传统理论的悖论和矛盾的作用。理论既已经形成就易于陷入理论的独断，怀疑论的产生就总是以克服理论独断的形式表现出来，独断论以非此即彼的思维为前提，坚持不是A，则必是非A，A与非A两者只能有一种说法为真。然而具体的存在及其理论似乎并非如此，它“没有这种片面的坚执，因此也非片面的规定所能穷尽。”[12]这也就是说，独断论的任何独断都必然表现为对存在的远离。“怀疑论是一切确定的东西的辩证法。在一切对于真理的观念中，我们可以指出有限性来，因为它们之中包含着一种否定，因而也就包含着一种矛盾。”[13]高尔吉亚关于“无物存在、如果有某物存在，这个东西也是人无法认识的、即令这个东西可以被认识，也无法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的三个怀疑论原则彰显的是本体论思维方式与亚里士多德符合真理观的悖论及矛盾，而休谟的怀疑论则既是近代经验派理论的彻底化，同时也是经验派理论对理性与非理性的超经验存在无能为力之矛盾的彰显。第三是追问前提，提出新问题的作用。相对于怀疑论的批判解构价值来说，这是怀疑论对人类认识和科学发展的建构作用，它是人类新认识和科学新发展的起点。因为在人类认识和科学的发展中提出新问题实际上就意味着提出了人类认识和科学发展的新对象和新领域，而且要真正提出一个新问题，这需要有真正创造性的想象力，它“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14]怀疑论尤如苏格拉底永不疲倦的追问，它迫使人类认识和科学发展不断地深入到理论自身的前提，要想确证自身理论的确定性与可靠性，就必须确证理论自身的前提。人们已经熟知休谟的怀疑论对康德哲学的建构意义，如果我们再回顾一下高尔吉亚的三个怀疑论原则，就会发现其中所内含的整个西方哲学从古代本体论到近代认识论再到现代语言学转向的逻辑，这一逻辑就是一步一步解决高尔吉亚问题的逻辑。 “凡愿解惑的人宜先好好地怀疑；由怀疑而发为思考，这引向问题的解答。”[15]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美国哲学家R·H·Popkin说：怀疑主义有助于大多数西方哲学家所共同关注的问题的形成。

在怀疑论的根源方面，人们通常从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从认识主体来看，一方面是由于人类经验的相对性，也即感觉的相对性，这是无论古希腊的怀疑论还是近代笛卡尔、休谟等怀疑论的主要判据。如表现为白的东西，害黄疸病的人则看成是黄的，毒人参有毒但有人却可以服下重重一剂毒人参而不受损害等就是古代怀疑论反对独断论的最好例据。感觉的相对性消解了永恒与必然的基础，为怀疑论提供了直观的判据，当然，相对主义与怀疑论并非近亲，因为相对主义用感觉的相对性来肯定一切，而怀疑论则是通过感觉的相对性来否定一切。另一方面是由于人类理性能力对于非经验世界之无能为力。在休谟看来“我们的心灵自身是狭小偏窄的，我们无法使我们的概念扩展到能同自然的变化和范围相匹敌的地步，”[16]因而人类的心智“无论如何不配作那样辽远，那样深奥的研究”，[17]经验就是人类理解的界限。塞克斯都在《反逻辑学家》第二卷中用一个比方也同样说明了人类理智对于自在世界之无能为力，他把那些探究非显明之物的人比作在黑暗中向目标射箭的人，结果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可能击中目标，另一个人可能没击中，但哪个击中，哪个没击中是不得而知的，塞克斯都以此说明探究的对象远离显明之域，真理深藏在黑暗的底层，尽管许多论证向它进发，但究竟哪个论证与之一致，哪个不一致，是不被知晓的。正是因为如此，无论是古代怀疑论还是近代的休谟都把人类的认识限制在经验的范围之内，康德对休谟问题解决的意图也只是通过现象世界与自在世界的划分为人类的理性划界。从认识客体方面来看，“感性事物的不确定性，乃是一种古老的信念，不研究哲学的一般群众是这样看的，从来的哲学家们也是这样看的。”这是因为“事物是变化的，它们是存在的，但是它们的存在不是真实的，它们的存在也同样包含着它们的不存在。”[18]“我们踏进又踏不进同一条河”，“我们存在又不存在”，一切皆流，无物常驻，运动的绝对性造就了存在的变动不居，消解了作为符合论知识观基础的一切确定性，从而在实际上成为怀疑论否定人类知识的客观性依据。

三 从古希腊怀疑论的本质看

历史分析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观点的具体体现。在对怀疑论的研究中，历史分析澄现着更为独特而重要的意义，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怀疑论的理解往往只是作超越于具体历史存在的一般性理解，这是导致人们对怀疑论普遍坚持否定立场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是因为怀疑论本身就是历史性的存在，在人类存在的不同历史时期，怀疑论的本质也炯然不同，正因为如此，黑格尔认为“我们必须把古代的怀疑论与近代的怀疑论分开，并且只讨论古代的怀疑论；因为古代的怀疑论具有真实的、深刻的性质。”[19]沿着黑格尔所确立的这一方向，对古代怀疑论进行深入的历史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古代怀疑论不同于近代怀疑论旨在为人类认识寻找可靠基础的认识论本质，是一种形而上的生存观念和精神样态，其本质是生存论的。

作为古代希腊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思想，古代怀疑论与古希腊哲学的本质在总体上是一致的，与古希腊的历史存在也是统一的。在古希腊，自然哲学是哲学形态的最初表现，就其内容来说它主要表现为对自然本质的探问，就其形式来看，古希腊的早期哲学家大都把自己的著作取名为《论自然》。这种对自然本质探问的兴趣并不与后来的科学技术相同，它体现的不是人类现实生活的苦难，而是衣食无忧之后的人类理性，因而它不源于人类实际生活的需要，而是源于人类求知的本性，正是人类的这一求知本性确证了西方哲学产生的基础，决定了西方哲学不同于中国传统经世致用“智谋”智慧的“知识”智慧本质。对此，我们完全可以在西方哲学的产生中得到说明。古代希腊哲学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因而，它不是源于对人类现实生活世界之苦难的关切，而是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自愧愚蠢（因此神话所编录的全是怪异，凡爱好神话的人也是爱好智慧的人）；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20]这意味着，古希腊哲学的产生根本上源于人类求知的本性，而不是维持生存的需要，因而，对知识的追求就是古希腊哲学的全部本质，爱智亦即爱知，智慧也就意味着拥有更多的知识，作为爱智慧的哲学实际上也就体现为追求知识的活动，它超越现实，并不“务以致其实用”；旨在形而上学，只置意于“事物的究竟”。至此，我们已可以看出古希腊哲学实际上是人们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人类精神理性的呈现，其本质不是实践论的，而是生存论的。与古希腊哲学的这种生存论相统一，古代怀疑论与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和犬儒学派作为古希腊相对稍晚的重要哲学观念在本质上也是生存论的，它是人们的生存方式在观念上的表达，不过不是一种关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存观念，而是一种关于在形而上学研究中的实事求是态度，是一种形而上的生存观。

具体说来，从古代怀疑论的理论背景看，怀疑论表达着对早期以自然哲学为表现形态的本体论哲学的反思，因而本质上是对超越经验范围与现象世界来追问世界本原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悬搁。如果我们退回到古希腊，暂时作一次古希腊人，放下后来的科学方法与科学发现不用，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确实并没有可靠的方法在众多关于世界本原的理论中做出选择，相反，从新的关于世界本原理论的不断出现与争论中我们惟一能确定的就是关于每一种本原理论的不确定性。先是作为西方哲学之父的泰利士的“万物本原是水”，接着是阿那克西曼德的“一切都生自无限者，一切都灭入无限者”、阿那克西美尼的“我们的灵魂是气，这气使我们结成整体，整个世界也是一样，由气息和气包围着”、毕泰戈拉的“数学的本原就是万物的本原”即“万物的本原是一”、赫拉克利特“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的“永恒的活火”、巴门尼德的“存在”、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恩培多克勒的四种元素“火、水、土以及那崇高的气”、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再到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不动的原动者”……我们看到了古希腊哲学中繁荣的世界本原理论。在怀疑论看来，这一切并不能给关于世界本原理论的合理性提供任何帮助，相反，关于世界本原的理论越多、发展越快，也就越说明每一种关于世界本原理论的独断本质，也就越说明对于不明白的东西如果不是独断就只能“悬搁判断”。事实上，只要我们走出古希腊的哲学视野，我们就会与怀疑论一样发现古希腊世界本原理论的独断性质。由此看来，古希腊世界本原理论的各异其是、争论纷呈、新见叠出正是独断性认识的结果。反思这种关于世界本原理论的存在状况，与其痛苦地在无法判断中判断，倒不如“悬搁判断”，而这正是古希腊怀疑论关于形上生存观的大智慧。从古代怀疑论的怀疑对象看，它不是对现象的怀疑，而是对人们的理论认识的怀疑。即不怀疑人们的感性印象本身，不怀疑现象，只怀疑人们对于感性印象的客观性描述，怀疑人们对于现象背后的客体的理论认识。塞克斯都曾明确指出：“那些说‘怀疑论者否认呈现’或现象的人，在我看来那是不熟悉我们学派的表述。我们并不推翻那些我们必然感受到的感性印象。这些印象就是呈现。当我们探问背后的客体是否正如它所呈现的这样时，我们是肯定了它呈现这一事实。我们的怀疑并不涉及呈现本身，而只涉及对呈现的判断——这与怀疑呈现本身不是一回事。”[21]因此，怀疑论者的表述是“蜂蜜对我们呈现为甜的”，而不是“蜂蜜本身是甜的”，因为在怀疑论者看来蜂蜜本身是否是甜的，我们是不能确定的，它已经不属于呈现的范畴，而是涉及到了对呈现背后的客体的判断。所以当独断论者用在怀疑论者面前的来回走动反驳怀疑论者对运动本身的怀疑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构成对怀疑论者的威胁。怀疑论不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基础????????——自然的指导、情感的驱使、法律和习俗的传统以及技艺的教化等怀疑，相反，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怀疑论者把他们当成生活的准则，只是到了有关“不明白的事情”即人们的理论认识——对呈现背后的客体的判断中，怀疑论才坚持悬搁判断的态度。从古代怀疑论“追求的最终对象”看，是要“对于意见之争保持灵魂的平静状态，面对不可避免的事情情绪平和。”[22]对心灵的关注是怀疑论时期古希腊哲学的普遍主题，与早期古希腊社会的安定繁荣不同，经过波斯战争以后，希腊民族遭受到了内外严峻的考验，残酷的战争过程带给人们的不是来自于上帝的福音而是来自于地狱的痛苦和不幸，普遍的混乱和绵延了许多世代的动荡不宁使生活本身成为突出问题，人们更多地认识到了关于日常生活的知识和能力的价值，于是关心世俗生活的全部热情代替了为知识而追求知识的高尚纯洁的好奇心，古代希腊的哲学研究也由文德尔班所说的“宇宙学时期”进入到了“人类学时期”：“就这样，希腊科学从本质上说，走上了人类学的道路，或者说走上了主体性的道路：研究人们的内心活动，研究人们的观念力和意志力；与此同时它也就丧失了它的纯理论品格，获得了占绝对优势的实践意义。”[23]对此，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也有过明确的描述：亚历山大的短促功业突然之间改变了希腊世界。“恐惧代替了希望；生命的目的与其说是成就某种积极的善，还不如说是逃避不幸。‘形而上学隐退到幕后去了，个人的伦理现在变成了具有头等意义的东西。哲学不再是引导着少数一些大无畏的真理追求者们前进的火炬：它毋宁是跟随着生存斗争的后面在收拾病弱与伤残的一辆救护车’。”[24]怀疑论与这一时期的其他哲学一样，本质上是对人们心灵关注的反映。根据晚期怀疑论者塞克斯都的记述，怀疑论者并不是一开始就对怀疑的观念情有独衷，他们做哲学研究也想通过判定感觉印象谁真谁假来获得心灵的安宁，但是却发现自己陷入了同等有效的矛盾命题中，既没有决定谁真谁假的办法，也没有决定谁真谁假的标准，于是只好悬搁判断。结果当他们“陷入这种悬而不决的状态之中后，面对意见之争的宁静却出现了。”[25]就这样，怀疑论者经过积极的努力找到了在异议纷呈、新见叠出的理论认识中获得心灵宁静的道路——“悬搁判断”。因为正是怀疑论者的积极努力使他们坚信在人们的理论认识中对心灵安宁最大的威胁就来自于人们对于不明白的东西进行判断的渴求，因此要想使人们的心灵真正的获得安宁就只能停止对判断的渴求，只有在这时候人们才“既不会过分热心地追求什么，也不会过分努力地逃避什么”，当然也就不会感到烦恼，人们普遍追求的心灵宁静自然也就会随之出现。这使我们想到叔本华，他关注人生的痛苦，认为人生最大的痛苦正是来自于人们对摆脱痛苦的欲求，因为人生本就是痛苦的，这种痛苦注定是无法摆脱的，当然从痛苦中解脱的惟一道路就只能是消除对摆脱痛苦的欲求，叔本华坚持的正是怀疑论的悬搁态度。

确立了怀疑论的生存论本质，坚持对于怀疑论的否定立场也就产生了困难。一般说来，坚持对于怀疑论的否定立场主要是基于对怀疑论“一切都是不确定的”的批判，人们把怀疑论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看成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从而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把怀疑论等同于不可知论，认为它“不相信理性的力量，否定科学知识，实际上为宗教迷信和神秘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条件”，[26]进而从根本上把怀疑论看成是消极的、“哲学的最可怕的敌人”。然而，从上面我们对古希腊怀疑论的分析看，怀疑论并不是要否定一切，也不与不可知论相同。因为，在怀疑论者看来，不可知论与可知论一样都是独断的，“他们是在确定地断言一切事物都不可理解”，可知论表现为对思维与存在统一性关系的肯定，不可知论则表现为对思维与存在统一性关系的否定，这种否定本质上也是一种肯定，只不过它是从与可知论相反的方向上来进行肯定，具体说来，它肯定我们的思维不能认识现实世界，肯定我们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世界，尽管不可知论从感觉经验和理性推理等方面对它们自身的结论作了充分的说明，但仍然缺乏可靠的前提，没有能够摆脱独断的本质。真正的怀疑论则不同，它以在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上相同的“同等有效性”为基础，“表明冲突中的判断没有一个在可能性上优先于其他。”“悬而不决”，“不作任何判断”，“是一种心灵休憩，即既不否定也不肯定任何事物”。[27]具体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认为对于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观点和思维与存在不能统一的观点，二者“在可信性和不可信性上没有谁更优越些”。这也就是说，怀疑论并不坚持在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的否定观念，不是以认识论为本质的、否定思维与存在具有统一性的不可知论。此外，把怀疑论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看成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普遍怀疑与否定也是对怀疑论的错误理解。因为，怀疑论的“不确定是一种心态，是我们对独断研究的对象、也就是不明白的事物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所以，当怀疑论者说‘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时，他说的‘是’是在‘在他看来’；而‘一切’并不是指存在的一切事情，只是指他正在考查的独断论者所研究的不明白的事物；”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塞克斯都强调“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并不是把它们普遍地运用于一切事情上，而只是用于不明白事物和独断研究的对象。我们仍然谈论对我们呈现的东西；至于外部对象的真实本性，我们不做任何正面判断。”[28]至此，从古希腊的怀疑论出发，在我们正确认识了怀疑论的生存论本质、正确认识了怀疑论“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基本命题之后，也就打破了人们在怀疑论研究中的“否定立场”和“认识论视野”这两个教条。不仅从认识论而且从生存论出发，袪除怀疑论研究中的否定立场，坚持关于怀疑论研究的多重视野和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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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哲学动态》2007.6.P3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