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化进化论与文化相对论作为人类理解自身文化的两种前提性思维，它实际上反映着人类对人类自身和人类存在的不同理解。文化相对论坚持了人是多元的存在而失却了人的发展本质，最终落入文化保守主义；文化进化论则坚持了人是发展的存在而失却了人类多元的存在事实，以致于成为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根据。但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本质体现的人类不断超越现实的存在以及今天人类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决定了我们对正义的文化进化论的信仰。
关键词： 文化进化论；文化相对论
文化进化论与文化相对论的悖论
“在我看来，文化进化论是所有科学理论中最空洞乏味、有害无益的理论……。”[1]进化是“每一个试图对他生活其中的世界或过去的历史加以理解的学者所必须牢牢掌握的伟大原理”[2]。文化进化论与文化相对论的悖论在伯索德·劳弗代表曾统治美国人类学界达数十年之久的博厄斯学派的观点和E·B·泰勒支持和倡导文化进化论的观点的对立和冲突中被最充分地体现了出来。文化进化论与文化相对论的悖论持续存在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十九世纪晚期达尔文主义的胜利、斯宾塞、摩尔根和泰勒等所带来的文化进化论的兴盛并没有彻底消灭进化论的敌对者，不久就遭到了弗朗兹·博厄斯和他早年的学生们所组成的反进化论阵营长达数十年的猛烈抨击，以致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博厄斯已经摧毁了进化论，进化论在“实际上被推翻了”。但是，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自怀特和查尔德发起支持进化论的观点开始，文化进化论似乎正在复苏，文化进化论与文化相对论的悖论再次成为文化研究的航船不能躲避的礁石。
近代的文化进化论并不是从人的文化本质出发的，它严格地说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引进人类文化的结果，它的思维前提就是科学的方法和原则不仅是科学世界的基石，而且也是人类非科学世界的文化世界的支柱，科学世界的原则就是文化世界的原则，科学世界的方法就是文化世界的方法。在科学世界的原则和方法之外就不可能有文化世界的存在。因而，文化的进化被看成是与人无关的纯客观过程，从而认为进化仅只是没有任何主观评价标准的机体的变化而已。比如在博伊德看来，进化在实质上，只是基因的变化；而艾尔弗雷德· 洛特卡认为“进化是朝使总能量最大化地流通过有生命系统的发展过程”；莱斯利·A·怀特更用一种客观化的语言描述了进化的实质，认为进化的过程是以时序为特征的，形态B紧跟着形态A，而先于形态C，进化的过程与形态和功能有关，一种形态从另一种形态中产生，或进入另一形态，进化的过程与形态的时间进程有关；甚至还有的从简单和复杂出发，或者认为进化是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或者认为进化是由复杂到简单的过程，而这一理论通常又是以生物在进化过程中，生物体由于功能的专化或复杂化而使生物机体趋于简单化和复杂化的理论为基础的，对此，怀特就曾指出：“无论对于文化领域还是生物领域，热力学的成效均为进化的重要基础，因此它亦将成为有用的进化标准出现。众所周知，何时何地攫取了能量新资源，或对可用资源采用了主要的技术革新，何时何地便会出现崭新的全面进步。”[3]在传统的文化进化理论中，我们发现科学世界的原则和方法已经完全统治了人类关于文化的研究，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也很难在文化进化论的理论中找到一块没有受生物进化论达尔文主义污染的净土，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文化进化论自身就为文化进化论的反对者提供了可资容身的立脚点，当然，威廉·詹姆斯对进化论历史观的指责就显得非常的中肯：进化论的历史观在否认个人独创性的无比重要性时就显示出，它是一种非科学的极端模糊的观念，也是一种现代科学决定论向最古老的东方宿命论的倒退。但是，我们从中还是能够看到关于文化进化论的基本观念：即文化是发展的，它必然体现为一定的运动过程，无论是单线的，还是多元的，因而就存在着文化发展的高低阶段，存在着文化类型的优劣，进化实质上就是文化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运动的优化过程，当然，这里的文化进化还是一种纯粹客观主义的，因为，这里的尺度还不是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本质及其本质的实现。
相对于文化进化论来说，文化相对论似乎保持着对人们更为广泛有力的影响，尤其是对于相对落后的文化，文化相对论成了种族主义者抵抗反向种族主义的有力武器。“文化相对论概念（根据这一概念，所有的文化，因而所有在文化上可变的特征结构，同样是有价值的）一般被用来反对种族主义的观念，尤其是反对原始心态的观念。”[4]由此看来，文化相对论是以文化存在的多样性和平等性作为自己的立论基础的。“相对主义是怀疑主义在近现代的一个必然结果，认为一句话的真理性只是与说这句话的人所处的地位相关联的，相对主义使人不相信能发现真理，甚至不相信有真理这回事。”[5]文化相对论同样也是怀疑主义的产物，它不相信有一个更加美好和值得人们信仰的文化在现实的人类生活前面向我们招手，它不相信文化是以一个意义的序列存在着，而只承认经验所证实的文化在时间序列和空间序列中的存在，这样，文化相对论的结论就是不同空间的文化和不同时间的文化都以同样的地位和实用意义存在着。不同的文化是文化的不同种群适应其环境而在功能和结构等方面专化的产物，由于文化环境之间缺少可以统一的因素，因而文化之间也必然不存在可以用来通约的公分母，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不同的文化根本无法在意义和价值上进行优劣的选择和比较。在博厄斯看来：每个文化集团都有其独一无二的历史，这种历史的一部分取决于社会集团特殊的内部发展，一部分取决于它所受到的外部影响。我们根本不能断定今天的文化会比昨天的文化更适合于人类的发展而显其优越，而同样不能断定的是西方文化、东方文化或印度文化哪一种文化更应该成为我们人类文化未来的发展目标，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每一种文化类型都是专适于其外部环境与影响的结果。这正如我们不能断定猴子的生活方式比鱼类的生活方式更好一样，因为猴子根本就无法在水中生存下去，同样，西方文化对于印度人来说并不会比印度文化使印度人生活得更自由，东方文化对于西方人来说也不会比西方文化使西方人生活得更自由。那种意图脱离文化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而进行文化价值比较的做法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行为，目前世界各国在人权方面的对话已充分证实了文化相对论的根据，文化殖民主义的反对者实际上就是文化相对论的激进的支持者，任何意欲文化侵略的企图在他们面前都不得不放下进攻的武器。
然而，“在文化上，多元主义的观点值得怀疑，因为它使文化意图消解在任意性中，使之完全陷入一种近乎反文化的危险偏见中，不是努力进取而是任意性占上风。”[6]文化相对论者在这里同样给它的反对者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空隙，它助长了文化保守主义的风光，失去了对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本质的自由维度的追求，让对现实的过度自觉束缚了人类自由翱翔的翅膀。
文化相对论的终结与文化进化论的凯旋
康德对旧形而上学的摧毁，从而在思想理论上对信仰主义毁灭性的打击，使本体的存在不再具有神圣的意义，当然，这就等于宣布人类进入了宾克莱所称之为的“相对主义时代”。文化相对论并不是人类智慧的无花果实，相反它是人类生存之树的智慧之花，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存在，文化相对论是人类生存状况的真实表达，反映了旧形而上学坍塌之后本体失去了神圣光环的人类存在。具体地说，相对主义文化首先表达的是差异的人类生存环境。生存环境作为人类存在的物质性前提，自然也是人类文化赖以形成的物质性前提，尽管从总体上说我们只能把生存环境作为人类生存与文化生成的物质性前提，但在人类及人类文化的最初形成中，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否认不同的生存环境对不同的人类文化形成的决定作用，广义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是如此，热带文化与寒带文化的差异也是如此，人类文化总体上的差异诸如东方的神秘、西方的理性、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放等同样也是人类生存环境总体上差异的结果，相对主义文化根本上正是人类最初生存环境的差异所导致的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与多样性文化的共同合理性的表达。这样，差异的人类生存环境就不但成了相对主义文化的物质性基础，同时也成了文化相对论所反映的其他不同人类存在的物质性基础，因为，几乎所有不同的人类存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最初根源。其次，相对主义文化表达的是多元的相对独立的人类存在及这些人类存在之间交往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文化就是人类存在本身，因而，多元的相对独立的人类存在就确证了多元的相对独立的人类文化，这种多元的相对独立的人类文化表征着各自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思维方式、价值选择、道德观念、生活方式等，并且相对于它们所表达的人类存在都是合理的、绝对的。于是，相对主义文化就在这里找到了根据，但这并不足以肯定文化相对论的存在，因为文化相对论的存在还离不开它赖以存在的重要条件，即多元的相对独立的人类存在之间交往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没有交往的一定的发展，人们就无法意识到其他人类文化的存在，当然也就无法认识到其他人类文化存在的合理性，无法认识到人类文化的相对性，因为在单一的文化世界中信仰总是最神圣的，怀疑则总是没有立脚之地的，然而，怀疑主义又是文化相对论的胚胎。由是看来，相对主义文化不但要以多元的相对独立的人类存在为根据，而且还要以这些人类存在之间交往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为条件，当然，这种交往的发展还应该不至于消灭多元的相对独立的人类存在，随着这种交往的发展足以消灭多元的相对独立的人类存在，相对主义文化存在的条件就会成为埋葬相对主义文化的力量。再次，相对主义文化表达的是人类相互差别的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人类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7]人类的形成和发展使生产方式取代人类的生存环境而成为人类存在状况的决定力量，当然也就成为人类文化的决定力量，与人类生存环境根本上是空间上的差异不同，生产方式上的差异则不仅表现为空间上的，同时也表现为时间上的，由于在不同的空间与时间上，生产力存在的水平不同，这就决定了必然不同的生产方式，而不同的生产方式又直接决定了不同的人类文化，马克思所说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对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不同的人类文化的生动表达，相对主义文化实际上就是对不同的人类文化从而对不同的人类生产方式的认同。最后，相对主义文化还是相互差别的人类日常生活行为方式的表达。在生活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更为根本的观点是“生活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生活”，当然，这也就决定了意识必然反映生活。生产方式对人类文化的决定作用一方面是通过自身直接进行的，但更广泛更深入的则是通过人类的日常生活进行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历史，而且还要从“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来考察历史，即马克思主义把“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人类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人类不同的日常生活行为方式，而人类的日常生活行为方式与人类的生产方式一样本身就是人类文化的核心内容，这样，人类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人类不同的日常生活行为方式就共同成为相对主义文化最为可靠的根据。今天，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日益成为文化批判理论的核心就充分地说明了日常生活行为方式对人类文化保持影响的强大势能，反过来，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出在相对主义文化中包容着人类不同的日常生活行为方式。
文化相对论作为一种人类文化观真实地表达了人类在一定阶段上的存在状况。因而，就文化本身来看它首先为我们确立了多元的文化观。人类从最初的生成开始，始终都是多元的存在，这种多元的人类存在就决定了反映人类存在状况的多元文化。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尽管近代以来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巨大贡献极大地推动了人类交往的发展，人类通过越来越广泛的交流，人类存在不断趋向一化，人类日益拥有共同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与人类日常生活行为方式之间的差别也越来越小，但这些众多的事实并没有最终消灭人类存在之间的差异，也没有实现一元化的人类存在，当然，在文化相对主义看来，一元论文化就只能是空中楼阁，旧形而上学者头脑中的海市蜃楼。其次，文化相对论还为我们确立了平等的文化观。文化进化论关于低级文化与高级文化的先验假定体现了文化进化论本质上是一种本体论的文化观，它的基本原则是文化必然要由低级文化向高级文化发展即进化，具体地说，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存在着落后的低级的文化被先进的高级的文化取代的事实，这种取代不是和平的就是革命的，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史就是文化的革命史，这是因为低级文化相对于高级文化不但没有生存权，而且同样也没有价值。但文化相对论则从多元差异的人类存在出发，认为任何文化都具有平等的生存权，而且在价值上也是等同的，因为任何人类文化都是特定人类存在的反映，没有任何其它文化会比它更能确证它所反映的人类存在，在文化的世界中没有进化与发展，只有变化和跃迁，文化进化论的观念不过是不顾现实人的生存的形而上学遐想。再次，文化相对论从根本上解除了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武装，确立了和平共处的文化观。多元差异的人类存在作为文化相对论的物质基础肯定了多元不同的人类文化，这多元不同的人类文化在生存权上是平等的，在价值上是等同的，并没有抽象的优势人类文化，因为每一种人类文化相对于它所反映的人类存在是优势文化，而相对于其它人类存在就可能成为劣势文化，优势文化与劣势文化、低级文化与高级文化、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等只有相对于特定的人类存在来说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当然，文化征服也就只是利益攫取者的野心。这样，文化相对论就从根本上抽掉了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釜底之薪，燃起了多元文化和平共处的熊熊圣火。
我们看起来象似为文化相对论辩护的分析不得不在这里终结，文化保守主义作为文化相对论的结果最终消解了文化相对论的一切合理性，从而使文化进化论占据了文化哲学的统治舞台。文化相对论肯定了人类文化的多元存在，肯定了人类存在的多元现实，认识到了文化存在的现实维度，但是，文化相对论由于失去了对文化存在理想维度的关照，而只把人类文化看作人类存在的反映和表达，这样就看不到人类文化对人类存在的积极意义，只知道“生活决定意识”，而不知道意识同样也决定生活，也就是说，只知道“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而不知道“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8]。结果，人类文化就成了黑夜里人类存在的影子。具体到现实的人类实践中，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就成了文化无知者的炫耀和相互陶醉，落后的文化也因此拒绝先进文化的影响和改造，以致于使人类文明的光芒无法投射到荒芜的人类存在的园地，荒芜的人类存在也因而只能沉醉于自我营造的人类文化的僵死窠臼，人类社会也正是在文化保守主义那里失去了前进的力量。
文化相对论终结的地方正在文化进化论的面前，经过十九世纪相对主义文化批判的文化进化论的伟大观念正在日益深入人心，并发挥着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而文化相对论的观念则日益捉襟见肘。我们且不说来自近代科学世界的发展事实和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证明，单是文化作为人的本质的存在和全球一体化的历史发展就足以飘扬起文化进化论辉煌的大旗。
新的文化进化论批判了近代科学主义的客观理性，和文化相对论一样确证了文化作为人的本质的存在，把文化看作是对人的本体的表达，正是在这里，文化进化论才得以彻底击败文化相对论成为关于人的本体存在的真正观念。文化作为人的本质的存在，是对人的本体的真正表达，因而，文化与人是统一的，人的本体就是文化的本体。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是因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9]。正是因为人的这一形而上学本质决定了现实的人的不断发展，即现实的人不断地超越自觉的状态而迈向自由，由自觉向自由的迈进实际上就是人的进化。人作为高级动物与一般动物的本质是不同的，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人是“存在先于本质”，而动物则是“本质先于存在”，这就决定了动物只能是现实的存在，而不是理想的存在，动物不改变什么，也不知道要改变什么，因为动物是不知道自己的本质的，于是尽管动物也有进化，但这种进化主要是外在客观环境的产物，而不是动物内在主观的完成。同样，这也决定了人不但是现实的存在，而且还是理想的存在，人更主要作为理想的存在，就要不断地超越现实，超越自我，而这种超越的方向就是自由，虽然这种自由的观念可能总是模糊的，但它始终都是存在的，这种人的不断超越自我迈向自由的现实过程，即对人的本质的不断占有，就是人的进化。与动物不同，人的进化从人一开始形成就主要是人的主观自觉的本质的事情，外在客观生存环境在人的进化过程中几乎不起什么作用而主要作为前提而存在。动物的进化是因为动物不知道自己的本质，而人的进化则恰恰是因为人知道自己的形而上学本质，所以正是人的形而上学本质决定了人的必然进化。也正是因为人的形而上学本质相对于人的进化的重要意义，而使人的本质问题始终成为人的理论的阿基米德点，不过，这个问题已无需我们在这里再进行讨论。人类文化与人类自身是统一的，人的进化决定了人类文化进化的事实，于是人类文化的进化就体现为人类现实的文化向人类文化的本体的迈进，即现实的人类文化对文化的真正本质的不断占有，文化作为人的存在的表达其本质正是对人的本质的反映，因而，文化的本体与人的本体存在是统一的，是对人的本体存在的反映，即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反映和确证。回顾人类文化的发展史，我们就会发现一方面文化是对人的进化与发展的反映和表达，同时，文化作为相对独立的存在也在通过自身的进化和发展促进人类存在的发展，只有这个事实才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当然，只要我们不能忽视人是发展和进化的事实，那么我们也就不可能否认文化进化的本质。文化相对论只是因为对旧形而上学的恐惧对文化现实的正确表达，但也正是因为对旧形而上学的恐惧而不能表达和反映人的本质的文化，故尔，文化相对论在面对人类社会的迅猛发展时就只能成为文化进化论的战俘。
接下来的事实同样也在日益挖掉文化相对论的根基而不断加固文化进化论的万里长城，这个事实就是全球一体化的人类历史进程。全球化的人类历史可以追溯到很远，追溯到十五世纪中期哥伦布、达·伽马等围绕探险和掠夺财富的新航路开辟，及至早半个世纪中国明朝的郑和下西洋，虽然新航路的开辟更具有世界意义，但真正具有全球一体化意识的则是中国的郑和下西洋。然而，之后几个世纪的全球化人类历史都不如今天的人类全球化来得惊人，它使每一个地区和民族的文化都好象在面临着世界的末日，固然，我们无法排除文化全球化过程中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作用，但单是文化自身的发展和竞争规律就足以使每一个落后地区和民族的文化心惊胆寒。发达的交通、快捷的信息、电子网络等使人类之间的交往在迅速消除人类生存环境之间的差异而共同拥有一片污浊的天空，实际上人类生存环境的差异并不构成文化相对论的可靠根据，在怀特看来：任何特定文化的作用当然会受到当地环境条件的局限。但是将文化作为整体考虑时，我们可以将所有环境条件平衡以形成一种固定的因素，而这种因素不会包括在我们文化发展的公式之内。这样，正如前所述，文化相对论存在的条件——交往正在成为消灭文化相对论的力量，它除了使我们共同拥有一片污浊的天空之外，也在日益祛除人类生产方式之间的差异，对此我们看到的是我们都在使用计算机来控制生产车间；我们都在使用化肥和农药来促进农业的高产；我们还都在使用飞机、火车和快速轮船来进行交通运输；当然我们还同样使用计算机来进行创作和科学实验等，这些生产方式的趋同继之带来的是人类日常生活行为方式之间的趋同，环顾一下我们日常生活的周围，我们很难想象喝着相同的可口可乐；吃着一样的肯德基和麦当劳；看着同样的由电脑高科技合成的国产、进口大片；住着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穿着国际流行的服装上网和世界各国人们聊天的日常生活行为方式还如何能够成为多元文化的源泉和文化相对论表达的存在，难怪有人说当你站在大都市的街头，你不会辨别出你是在中国的上海还是在美国的纽约。尽管我们的描述可能有些超前甚或说夸张，但我们却无法否认它所反映的事实，而面对这些事实我们也同样无法否认的是文化相对论的终结和文化进化论的凯旋。
当然，正如科学利剑的双刃光芒一样，文化进化论一样也内烁着双刃的光芒，它一方面祛除了文化相对论的文化保守主义传统，但同时又为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提供了容身的空间。因而，我们就必须坚持正义的文化进化理论，即文化在时间上进化的无条件性和在空间上进化的有条件性。这就是说，在时间上任何一个地区和民族文化的落后形态都必须无条件地让位于先进形态的文化，以促进文化不断占有文化的本质从而使人不断占有人的本质；在空间上任何一个地区和民族的文化可能是先进的、优势的文化，但不能因此而主观地无视其他地区和民族的人类存在和文化存在现实强制地改造和影响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文化，更不能通过武力强制使其他地区和民族接受本地区和民族的文化，因为，这种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结果并不会推动文化的进化，也不会使人真正占有人的本质，而只能造成人类文化和人类自身发展的灾难。这就意味着空间上正义的文化进化就只能通过友好的文化交流和传播，用先进的文化影响和改造落后的文化从而促使落后的文化向先进的文化转化来进行。当然，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正义的文化进化在其实质上是时间的而不是空间的。
参考文献
[1][2][3] 托马斯·哈定等.文化与进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莱斯利·A·怀特序，3，27.
[4] M·E·斯皮罗.文化与人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8.
[5] 乔伊斯·阿普尔比等.历史的真相[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绪论.
[6]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87.
[7][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1995.68，59.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96.
原载于《北方论丛》 2004.3.P109-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