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科学哲学与文化哲学总是被人们在多种意义上来理解，但如果从思维方式上来理解哲学，那么科学哲学与文化哲学就只能作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的理解、作哲学观的理解。这样，对科学哲学的追寻与批判以及人类对人的本质认识的发展、人类需要的发展、人类思维的逻辑都使从科学哲学到文化哲学的转向成为二十一世纪哲学观的新变革。
关键词： 哲学；科学哲学；文化哲学；人的本质
作为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的科学哲学与文化哲学
关于科学哲学人们通常只是把它作为与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历史哲学等相并列的一个哲学子学科，像人们理解的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的哲学思考、经济哲学是关于经济的哲学思考、历史哲学是关于历史的哲学思考，它们分别以政治、经济、历史为其研究对象一样，认为科学哲学是人们关于科学的哲学思考，是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哲学分支学科，它研究科学作为一个整体的一般特征和规律性的问题以及各门自然科学中存在的问题，是对科学的产生、发展、逻辑结构、语义构成、一般方法等规律的研究。如《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科学哲学条目就对科学哲学作了这一意义的解释：“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学科，首先要阐明科学探索过程中的各种要素：观察程序、论证模式、表述和演算的方法、形而上学的预设等等；然后从形式逻辑、实用方法论以及形而上学等各个角度估价它们的有效性的基础。因此，当代的科学哲学显然是一门分析和探讨的学科！如同伦理学、逻辑、认识论（知识理论）等哲学分支一样。”[1]（P376-377）约翰·洛西在其《科学哲学历史导论》一书中也是在科学哲学的这一意义上把科学哲学的问题规定为：哪些特征把科学研究与其他类型的研究区分开？科学家在研究自然时应遵循哪些程序？正确的科学解释必须满足哪些条件？科学定律和原理的认识地位是什么？毫无疑问这种对科学哲学的理解和解释是符合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内容和实质的，然而，如果我们从哲学作为思维方式的本质出发，就必然要对科学哲学做出另一种理解，即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科学哲学。其实科学的思维方式是早就存在于人类的思维之中的，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的科学哲学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与科学统治这一事实的形成而确立起来的，因此，科学哲学尽管并不就是科学主义，但却与科学主义有着十分密切的复杂关系。科学哲学作为一种哲学运动、一种哲学思潮、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意识形态开始于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潮，是西方哲学发展一定阶段上和科学相当发展的产物。在苏联被称为“英美科学哲学”，在我国被称为“西方科学哲学”，而在英国和美国则被称为“现代科学哲学”。由此看来，科学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它首先是一种哲学观，同时又是一种方法论，而且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坚持客观主义的原则，把理性作为其唯一有力的工具，以经验的证实与证伪作为其理论校准，强调哲学要以实证自然科学为基础，认为“借直观所认知的真理是一切其他真理所由之出发的根本前提。”[2]（P5）哲学应排除思辨形而上学，追求实证知识的可靠性和确切性，因此，科学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思维方式本质上就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哲学化。
相对于较为一致的科学哲学理解，文化哲学则在更多的意义上被理解和使用着，这一方面由于文化这一概念自身的歧义性，另一方面则更根本上源于文化的超越经验性，这样就使文化哲学成为“目前在哲学体系中所区分的全体分支中最有疑问和最富争议的一门学科。”[3]（P1）但在恩斯特·卡西尔看来“一个批判性的文化哲学不能屈从于两种解释中的任何一种。它必须避免自然主义这块‘锡拉巨岩’，又要避免形而上学这一大漩涡。”[3]（P95）这里我们撇开卡西尔所意指的文化哲学不谈，就会发现人们通常是在三种层面上来理解和使用文化哲学的：第一，关于文化的科学。它是指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之为文化哲学，从而与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历史哲学等具有相同的意义。它具体地研究文化的发生规律、系统结构、发展模式、动力基础以及文化的交流与传播等，关于文化的科学本质上是把文化作为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探索文化自身的独立结构和发展规律。第二，关于文化学的元理论。相对于关于文化的科学，文化学的元理论已经深入到了反思层次，也就是说，它看到了关于文化的真正研究被证明不是关于文化的研究，而是关于人及其存在的研究，因此，关于文化学的元理论意在对文化做超越于文化本身的一般性理论研究，即对文化的基本概念、模式、结构和体系进行更为深入的批判性解释，从人、社会、历史、民族、环境、生态等多个方面去说明文化的特性与本质，从而说明文化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第三，关于形而上学的文化哲学。这是一种狭义的文化哲学，它是一种哲学意识形态、一种哲学思维方式，一种哲学观，它首先是人类追求自身存在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哲学自身逻辑生长的结果。作为形而上学的文化哲学是在反思科学哲学与对人的本体存在的认识不断深入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它反思科学哲学的实证精神而突显人文精神，与科学哲学把经验作为全部哲学的基础不同而把整体性的人作为一切的根本，尤其是人的情感、意志在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认识中的重要作用，其目的不在于人之外的物质与自然，而就在于人本身。
如果在思维方式的意义上来理解哲学，那么科学哲学与文化哲学也就应作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的理解，也就是说，不是作“X+哲学”的惯常理解。当然作为意识形态与形而上学的科学哲学与文化哲学也就只能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本文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才能理解和说明二十一世纪哲学观的新变革。
科学哲学的追寻与批判
科学哲学作为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是早就存在的，但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则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近代自然科学是人文主义的女儿。”[4]（P473）人文主义者通过反对经院哲学的斗争使世俗文明在宗教文明的旁边自觉地壮大起来，近代自然科学就这样逐渐发展，不断前进，从中世纪的观念中解放了出来。与此同时，科学因其形而下的关怀在人类实用精神的鼓舞下极大地满足了人类的需要而突飞猛进，科学的强大力量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被最充分地表现出来，并且也确实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满足了人类的需要，人类社会的发展似乎在科学的迅猛发展中找到了通向光明的平坦大道，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定会在自然科学的蓬勃朝气中喷薄而出。结果是“科学的成功把哲学家们催眠到如此程度，以致认为，在我们愿意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之外，根本无法设想知识和理性的可能性。”[5]（P196）自然科学的原则和方法正是这样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科学哲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也因此而成为人们的世界观、哲学观。一直以来，科学被看成是唯一的知识、永恒的真理，是裁判全部文化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认为科学是人类全部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有关人类生存的所有问题都必须在一切知识的科学化中解决，经验和实证则应该成为人类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并且我们对于科学的发展必然最后消解人类文化的其它门类坚信不疑，尤其是坚信科学的发展必然带来宗教的最终灾难，这是因为我们并不怀疑：哲学、宗教、伦理等的存在只是科学不发展的结果，“人类总是倾向于在他们还无法找到正确答案时就做出答案”，因此，“当科学解释由于当时的知识不足以获致正确概括而失败时，想象就代替了它，提出了一类朴素类比法的解释来满足要求普遍性的冲动。”[6]（P11）当然也就只有在科学不发达的地方才能构筑起哲学、伦理与宗教的天堂。科学哲学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具体到人类生活中就表现为科学的原则和方法不仅完全占据了科学本身，而且牢牢掌握了人类生活的所有其他领域，从而使人类的日常生活与情感生活也以科学和理性为标准，以致我们在科学的原则和方法之外就根本无法想象人类文化的存在。
然而，如果天真地完全信任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哲学不仅在今天将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其实即便是在科学哲学作为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历史中也已被证明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因为它无法逃脱休谟的怀疑论作为经验论发展的结果，而科学哲学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的实践在今天更把科学哲学置于人类几乎所有文化反思与批判的中心。首先，是科学哲学实践的现实，关于这一点任何哪怕是最简洁的说明都会显得多余，因为二十世纪的事实已经证明“科学界的思想对于它所要分析的具体事物是太狭窄了。”[7]（P64）人们已不仅看到了人类当今所面对的众多困境和灾难无不与科学哲学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有关的事实：诸如生态恶化、水资源缺乏、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而且也已产生了众多反思科学哲学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的理论形态、思想观念，后现代主义作为总体上对现代主义的反思无疑是最为积极也最能打动人的其中一种理论形态和思想观念，尽管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反思在许多方面也无疑是走的有点过了头，但其对科学与理性思维方式的批判却是让人信服的，并且所谓的生态哲学、生存论哲学以至于非人类中心论等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想观念的具体体现也都使科学和理性的思维与追求不断地被拷问。其次，是科学哲学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自身发展的事实，“文艺复兴”对宗教和神学批判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欧洲的近代科学，如果说培根的经验论确立了客观性的意义，所谓的“四假相说”实际上无非就是要消解人的主观性、意志和情感的作用，那么笛卡尔的唯理论则确立了理性的权威，“我思”所建立的正是理性的标准，这样，以培根、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经验论和以笛卡尔、斯宾诺莎、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理论就在本质上共同确立了人们对科学哲学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的信仰，因为客观与理性正是科学哲学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的实际体现，正是它们才使科学哲学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日益内化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本身。然而，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在一开始就存在着无法排解的疑议，因为在培根就已经看到：“人类理解力不是干燥的光，而是受到意志和各种情绪的灌浸的；由此就出来了一些可以称为‘如人所愿’的科学。大凡人对于他所愿其为真的东西，就比较容易去相信它。”[8]（P25）当然其结果也就只能导致休谟的怀疑以及从独断论中惊醒的康德用先天综合能力来克服怀疑论的企图，以致使康德对主体能动性的突显成为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唯理论在笛卡尔那里就已出现了问题，它们并无真正的能力来说明人类的理性何以存在，而不得不求助于天赋观念、借助于神学的余荫，其结果也只能是以信仰为前提的独断，如笛卡尔的物理学最后对神学的归顺、牛顿关于第一推动力的思想等。由是看来，科学哲学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的发展实际上在日益挖掉自己脚下客观与理性的根基。再次，科学哲学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并无经过反思的前提，即彻底的客观性何以可能和人类的理性如何存在的问题。人的世界一定是主观与客观统一的世界，而彻底客观的世界则一定是非人的世界，在人的世界中，客观只能是从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存在中抽象出来的客观，也就是说，在人的现实世界中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客观，而一旦真的客观了，那也就走出了人的世界，或者进入神的世界、或者进入自然的世界，这就是追求彻底客观性的结果——必然失去人的标准，作为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的科学哲学的问题根本上就在于此。理性的神圣在于它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但理性也因此而自大与盲目，它轻易地就使人们天真地信任理性的力量，也轻易地就使人们完全忽视人类感性的存在，作为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的科学哲学正是这样对理性的信任，认为只有人类的理性才是至高无上的，于是“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本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的物所付有的文化特征。”[9]（P71）然而，理性并不像科学哲学作为前提的那样而存在，因为事实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理性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到感性和意志的纠缠。其实，对于这一点，西方哲学在现代的发展已给予了最好的说明，首先是以叔本华、尼采和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唯意志主义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的先河，其后又如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弗罗伊德主义、哲学人类学、现象学、释义学等，都在确证着情感、意志、欲望等非理性的存在与意义。
转向文化哲学
对科学哲学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拷问的结果是文化哲学的转向，其实这种哲学观的变革在人类发展的20世纪就已开始，如1983年在罗马尼亚召开的第十七届世界哲学会议的闭幕词中就通过了关于当代世界哲学的重点已经从科学哲学转向文化哲学的宣言。而这里之所以说是21世纪哲学观的新变革，则是因为在21世纪文化哲学作为思维方式将成为一种主导的哲学意识形态。因为这不仅符合人类对自身认识发展的事实，而且也符合人类自身需要发展的事实，同时这也是哲学作为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发展规律的辩证法。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和基础，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因此，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都只有在人的本质及本质特性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当然，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发展也只有在对人的本质的理解的发展中才能得到真正的说明，而哲学的发展尤其如此，因为哲学作为“最能配得上人”学问，它集中反映着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和人类关系，这就意味着只有人才是哲学最终的奥秘。从科学哲学到文化哲学实际上就是人类对自身本质认识的发展。人之作为人就在于人自身对于人这一“斯芬克斯之迷”的不断关注与解读。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不仅奠定了西方哲学的传统，而且也奠定了对人的本质理解的传统，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本质的理解集中体现为三个命题即“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这样“亚里士多德为人的本质下了一个经典性的定义，根据这个定义，人就是具有逻各斯的生物。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这个定义成为一种规范的定义。它表明，人是具有理性的生物，作为有理性的生物，人由于能够思维而同一切其他动物相区别。[10]（P59）而这一理性传统在西方近代文化的发展中得到了最彻底的实现，结果是人的本质更多的只是被理解为客观的方面，科学哲学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就在根本上表达了人对人的这一本质的理解。但人在本质上并不单是理性的存在物，同时它还是感性的存在物，对此，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对人的本质较为全面的理解，“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1]（96）自由和自觉作为构成人的本质的基本维度，只有二者的对立和统一才能真正确证人的本质。这也就是说，人不单是现实的存在而且还是理想的存在，不单是经验的存在，而且还是超验的存在，不单是理性的存在而且还是感性的存在，在其本质上人就不单体现为自觉的存在而且还体现为自由的存在，这就决定了我们只有从自由和自觉这两种维度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人的全面本质，对自由和自觉任何一种维度的遗忘都只能导致对人的片面理解，从而陷入主观与客观、现实与理想、自由与必然悖论的泥潭。自觉作为人的存在维度，体现着人的现实性和生命本质，它使人处于经验的、科学的和物质性的存在之中，处于现实的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样，自觉作为人的现实性和科学性的体现使人的存在不同于神的存在，从而使人从天上回到了地上，由神学王国进入到了科学王国，因为在神学的世界中，自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是没有任何现实性可言的，因而对于现实的人来说就只有信仰的科学而没有科学的信仰，当然我们也就只有在思想和信仰中理解人的本质，而不是在现实和科学中把握人的存在。于是，只有当自觉把我们带入到科学王国和人学世界当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在现实的社会存在及其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中理解我们人类自身，也只有在这时，我们才可能建立起有关人的科学而不是有关人的神学，才能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像研究自然科学那样来研究我们人类自己和我们人类自己的历史。这就是科学哲学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与自觉的存在维度相反，自由作为人的存在之维，体现着人的理想性和超生命本质，是人的感性的存在，它使人处于超验的、神学的和精神性的存在之中，它是使人类不断超越现实性的存在而占有人的本质的力量，也正是因为人类存在的自由之维才使人在本质上和动物划清了界限，从而成为真正生活着而不只是生存着的人的存在。在自然的世界中，只有必然没有自由，只有科学没有神学，尽管看起来拥有无限生机，但实际上却是一片死寂，因为在自然的世界中虽然有万千生命的存在，但却没有一种有创造性的生命，没有一种懂得对自由追求的生命，既没有畏惧死亡的烦恼，也没有摆脱痛苦的痛苦，它们都只是按着本性和本能存在着，而不能逃离自然界的厄运。由是，我们已可以看出没有自觉的世界是神学的世界，而没有自由的世界则是属于自然的世界，只有自觉和自由统一的世界才是真正人的世界。对人的本质的全面认识尤其是对人的感性存在本质的认识使文化哲学作为新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超越科学哲学而成为当代哲学观的现实。
其次，人按其本性来说有多种多样的需要，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每一种本质活动和特性、每一种生活本能都会成为一种需要，按照马克思的划分，人的需要总体上表现为生存的需要、享受的需要和发展的需要，而按马斯洛的划分，人的需要则主要表现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实现的需要。但在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期人的不同需要对于人类的存在具有并不相同的意义，这就意味着在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期必然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因为人们的意识正是由人们的存在来决定的，“对人的精神的理解，必须植根于对人的需要的分析之上，”[12]（P274）人类在进入工业社会即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以后，人类的发展所面对的仍然是生存的需要或者说生理的需要，所谓生存的需要和生理的需要本质上是人类的存在与发展中最基本的需要、是维持和延续人类自身生命体的需要，这种需要表现在人类的实践中就是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对大量能源和资源的使用以及把自然和他人的对象化。当然基于客观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由于其在克服自然、利用自然和创造物质财富方面所表现出的特别能力而成为实现这一时期人类需要的最好的哲学观念。然而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使人类已不再主要面对生存的需要，因为科学哲学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通过对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使人类不再耽于物质财富的匮乏，最其码是数量上的满足，从而在总体上实现了人类生存的需要，使人类从生存的需要走向享受与发展的需要，同时，基于科学哲学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的科学与技术实践却使二十一世纪的人类不得不面对如此之多的精神困境，经受着如此之多的精神危机，这就更使人类的精神渴望有一个真正满意的安乐家园，这也同样把人类由对生存需要的追求推进到对享受与发展需要的追求。与生存的需要根本上是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不同，精神则是享受与发展需要的真正实质，具体就体现在人的情感、意志的实现与满足上，显然，科学哲学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对情感与意志等精神性因素是无能为力的，它必然要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所超越，文化哲学对人类精神、情感和意志的特别关注及对科学哲学的批判自然就是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
再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同样也是人类思维发展规律的辩证法，文化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对科学哲学的否定正是人类哲学发展的否定之否定。哲学一开始就是对人的理性存在与感性存在两者统一性的确证，科学哲学的思维方式与文化哲学的思维方式内在地统一着，不仅表现为科学在形式上与哲学、宗教、艺术的浑然一体，几乎每一个科学家同时都是思想家、哲学家，更主要的是内容上与人的存在的统一，人文精神始终都是科学的追求，在古希腊人们的科学研究实际上也都是关于人的研究，如赫拉克里特关于宇宙本质和规律的“逻各斯”，一方面固然是对自然的本质和规律的述说，但同时，另一方面也是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规范，与此相类，毕达哥拉斯的“数”，德谟克利特的“原子”，以及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等无不在探索世界的本质与规律中因其关怀着人的生存与发展而体现着人文精神，因此，在这一时期，科学哲学的思维方式与文化哲学的思维方式统一为人类最初的哲学观。只是到了近代，随着分工在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展开，随着自然科学统治地位的确立，科学哲学才作为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从人类原初的哲学观中独立出来，并与文化哲学的思维方式相对立，以致于“科学方面所产生的宇宙观压倒了其他方面所形成的旧观点而独步一时。”[7]（PⅢ）然而，如所周知，科学哲学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一方面确实在解决人类基本生存方面发挥了毫无疑问的作用，但同时，另一方面它的独断与专制为人类的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似乎更加毫无疑问，从而集中了几乎所有人类文化批判的最终方向。当然，否定了科学哲学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就要肯定文化哲学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因为这正符合人类思维的逻辑，即从否定A到肯定非A，尽管文化哲学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并不完全与科学哲学相对立而只是对科学哲学批判的完成。
如果把思维方式看成是哲学的本质，那么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就是作为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的科学哲学的世纪，而从科学哲学到文化哲学的转向则使已经到来的二十一世纪必然是作为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的文化哲学的世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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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3.2.P1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