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哲学的问题是一个哲学观的问题，哲学活动首要的事情就是寻找哲学的问题，而通常我们在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上对哲学的问题的追问往往使我们忽略了哲学的存在论本质，受近代以来工具理性的影响，只是在把哲学当作解决现实问题与保证理论存在与发展的工具意义上来理解，但哲学的存在基础、哲学最初的产生以及哲学最初的内容都否定着哲学的工具性存在，向我们证明着哲学的存在论本质，哲学活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哲学的问题因此也只有在存在论的基础上才有其意义。

关键词： 形而上学；哲学观；哲学的问题；存在论

一

哲学应该说是所有人类文化门类中最为奇特的存在，它的奇特一方面是因为与其它人类文化门类不同，在其它人类文化门类看来哲学似乎从来就没有什么发展，它探究的总是哲学中的一些老问题，即便是所谓的新问题也往往导源于哲学中的那些老问题，它的意义也只是因为它是解决老问题的前提而已，这就意味着，“在形而上学里，理性总是停滞不前的，”[1]（P16）它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过自己的任何一个问题，它只是不断地把自己的目光投放到解决问题的前提上——这可能就是哲学反思的特性，由此，我们可以说哲学的问题实际上是面向哲学史的，而不是面向我们生活的现实，哲学发展的逻辑也不是从前提出发，而是表现为不断地向前提的回溯，也是在这种意义，我们说“哲学就是哲学史”，一般的科学可以没有它自己的历史，但哲学如果一旦没有了哲学史，哲学自身也就不存在了。因为“哲学史就是哲学本身，哲学家对它感到一种万古常新的兴趣，远不止为纯粹的博学。……反之，科学史就不再是科学，那是科学的过去，是它的追求真理的努力的已死部分，或者是目的达到后已被遗忘的努力。所以，科学史可以满足博学者的好奇心，但不像哲学史那样可以满足思想的最普通、最深切的需要。”[2]（P4）哲学的这种特异性就决定了我们的哲学根本上与众不同的方法，即解读以往的哲学与哲学家，具体说来就是从哲学史开始，首先走进哲学家的著作中。另一方面哲学的奇特还在于人们的哲学研究首先是以自己的哲学观为前提的，但是人们进一步的哲学研究又总是要不断地超越自己的哲学观。没有其它的哪一人类文化门类象哲学这样如此地依赖于对自身的理解，对于哲学来说，深入具体的哲学研究是真正理解哲学的基础，反过来，对哲学的理解即哲学观又在根本上决定着哲学具体的研究，哲学观的革命往往就预示着一种旧哲学的终结与另一种新哲学的开始；也没有其它的哪一人类文化门类象哲学这样如此地不能确定对自身的理解，哲学家们往往是从事其它人类文化门类研究的人们嘲笑的对象，因为在他们看来哲学家们甚至连最简单的问题都弄不清楚，哲学家们总是在哲学观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并表达着自己的理解，因而，在哲学史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各种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哲学观，对于哲学的发展来说也总是有各种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哲学观产生，并且，哲学也似乎无意统一对自身的认识。哲学的这种奇特性存在就使哲学观本身成了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在人类的其它文化门类看来是无法理解的，因为对于人类其它的文化门类来说，对自身的理解可能是进行研究的前提，但它们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门类一旦确立起来，就获得了坚实的确定性与恒常的明晰性，“尔后的实践将很少会在基本前提上发生争议。”[3]（P10）因此这种前提也就不再成为研究的对象，更不会成为研究中始终纠缠不清的内容。

哲学观实在说来就是“观哲学”，它以哲学自身为观看的对象，是对哲学自身的追问与反思，它的实质就是关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哲学观的内容主要涉及哲学的对象、性质、方法、意义以及哲学的存在基础等。哲学观作为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同时又是任何哲学研究的前提，决定着哲学关于其它具体研究的内容，决定着哲学研究的方法，因此，我们可以说人们实际所从事的哲学研究是存在于哲学观之中的，有什么样的哲学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哲学研究，也就会有什么样的哲学研究方法，哲学史上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研究倾向与研究方法的分歧具体说来也都导源于哲学观的分歧。“哲学的问题”是哲学观的一个核心问题，它主要是指人们在实际的哲学研究中以什么样的问题作为自己的具体研究，它的实质是哲学研究的对象问题，具体说来，包括“什么样的问题是哲学的问题？”“我们应该从哪里获得哲学的问题？”“哲学进行什么样问题的研究才有意义？”等。任何关于人类文化门类的研究都是有其指向的，这种指向就是研究的对象，科学一般说来都指向客观性的存在，因而它的对象是明确的，但哲学作为思想性的存在，主要是通过反思来进行的，它指向的通常不是在我们之外的客观性存在，而是我们的思想本身，就是在这一意义上，黑格尔把哲学看作是“思想自己发现自己”的活动。哲学的这种思想性指向决定了哲学的对象与一般科学的不同，对于哲学来说，它的对象通常都不是明确的，即哲学的对象不是在哲学之先就被给定的，它只能不断地在哲学自身中去寻找。哲学指向的这种非明确性和非被给定性就使确立哲学的对象成为一切哲学研究最为首要的事情，“关于哪些难题是‘哲学难题’以及哪些问题是哲学问题的问题，是思想史般的哲学史主要致力于解决的问题。”[4]（P226）同时，哲学通常又总是以提问的方式存在的，具体说来，哲学总是表现为对问题的思考与探究，它从问题开始，因为追问与反思的本质，它又以问题结束，因此，我们说哲学是指向“问题”的。哲学这种问题指向的本质决定了哲学较一般科学更强的逻辑性，对于科学来说，它可以存在于科学史之外，科学家也可以不在科学史的逻辑链条之中，但没有哪一位哲学家可以在哲学史之外获得自己真正的存在，这就是说，每一位哲学家都只能是他以前哲学家逻辑上的继续和完成，而且也必然是他以后哲学家的逻辑起点与开始，如黑格尔所说每一位哲学家及其哲学都是构成哲学史这一大逻辑圆圈上不可缺少的小逻辑圆圈，他首先是以继续和完成他以前的哲学家们留下的问题存在的，“我们的哲学只有在本质上与前此的哲学有了联系，才能够有其存在，而且必然地从前此的哲学产生出来。”[5](P9)同时也是通过对问题的前提进行追问以为他以后的哲学家留下问题而存在的，对此，没有哲学家及其哲学可以例外，如“苏格拉底与智者学派之间的对立形成了柏拉图思想的出发点”，根源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论——真实存在的东西是一般或共相，对它的认识便是概念，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始终都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是对柏拉图理念论的反思，康德则是因为休谟的怀疑论把他从独断的迷梦中惊醒后沿着休谟怀疑论道路的前进，而“黑格尔哲学本质上是历史的，是对整个历史思想材料的系统改造。”[6]（P841）

由此看来，“哲学的问题”作为哲学研究指向的对象，它是我们进行哲学研究的前提，因为只要我们一开始进行哲学研究，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确立自己进行哲学研究的指向，就这一点来说，哲学与人类其它的文化门类是没有差别的，人类的任何文化研究都不能在无指向性的前提中进行，研究作为人类的一种意向性活动就必须有它指向的对象，通常我们都认为科学始于假设，而哲学则是指向“问题”。“哲学的问题”作为一个哲学观的问题，它同时又是我们进行哲学研究的基础，它决定着我们的哲学研究有没有意义，以及有什么样的意义等。在我们所有的哲学研究中最困难的恐怕就是问题的选择，因为对于哲学来说问题往往比结果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因此，以什么样的问题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对象？我们又根据什么选择这一问题而不选择那一问题？选择的问题会不会有意义？以及有什么样的意义？等都是让开始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们最为苦恼的事情。

二

提到“哲学的问题”，我们通常都在两种“意义”的层面上来追问，一是它的理论意义，即我们的哲学问题有什么理论意义；二是它的现实意义，即我们的哲学问题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对哲学的这种意义性追问的实质是对哲学合理性的追问，也是对哲学存在基础的追问，它表明了追问者本身所认同的哲学基础，即假定哲学的存在必须以对现实有意义为基础和对理论的发展有贡献为前提。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分析坚持这两种哲学基础的实质。

哲学尽管不属于知识的范畴，但它也是人类的认识活动，因此我们也许可以从苏格拉底的“知识就是美德”到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这种人类知识论的转变谈起。人类在最初对知识的追求并不是为了实用的目的，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他说我们乐于使用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说明，即使并无实用，对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在最初人类追求知识的活动中来理解，人类最初对知识的追求集中表现在本体论的追求之中，即对世界的统一性本质的追求与对被给予性的万事万物背后的本体的追求，这种追求实际上源于康德所说的“人类理性的本性”，它并不导源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用目的，人们由于惊奇于自然世界的神奇与万千事物的复杂变化，就自然地想到在这神奇的自然世界与复杂变化的万千事物背后一定有一种统一的原因，这种原因后来就被称之为本体，基督教则称之为上帝，它自己不产生却可以使其它的一切产生，它自己不变化却可以使其它的一切变化，正是这种统一的原因决定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这种自然的假想就诱惑着人们对这种原因进行探究，正如人们的好奇心总是诱惑人们想尽一切办法去知道在它面前而他又不知道的东西一样——尽管它可能对于我们没有除了我们知道之外的任何意义，早期的人们就是进行着这种对知识无尽的追求，于是就有了泰利士的水、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者、阿那克西美尼的气、毕达戈拉派的数、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德谟克利特的原子以及恩培多克勒的爱与恨等。应该说这些都不是产生于“为生活所必需”和“人世快乐的目的”，根本上说来它们是源于“知识就是美德”的知识论，正是基于这种知识论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任何讨论神圣事物的学术也必是神圣的；而哲学确正如此：……所有其它学术，较之哲学确为更切实用，但任何学术均不比哲学为更佳。”[7]（P6）然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标志着近代人类知识论的全面转变。这种转变应该说开始于文艺复兴试图把人从中世纪的神学存在中解救出来以确立人之主体地位的努力，而受益于笛卡尔对于我思主体的理性启蒙。文艺复兴把人对神的思考转变为人对人自身的沉思，从而把人为神的存在转变为人为人自身的存在，并确立了人在一切存在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笛卡尔的怀疑论旨在为人类的认识找到可靠的基点，但他通过“我思故我在”把思维确立为人类认识的可靠基点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也赋予了人类理性以无尽的力量，由此，人也就把自己从对象中分裂出来并成为纯粹对象性的存在，这意味着人的存在完全是依赖于对象的，人只有在对象中才能感受到自身，也只有在对对象的改造中才能实现自身，就这样，知识超越了人类理性的本性而成为实现人类自身的工具，人类的认识活动也由人类自身的存在方式转变为保证人类自身存在的手段，人类的实践理性也因此而转变成为工具理性，这一切转变就知识论来说是把人类的德性最后变成了人类改造对象的力量，从而形成了“知识就是力量”的知识观。正是这种知识就是力量的知识观促成了近代以来工业社会的诞生，也促成了近代以来科学的大发展，因为这种知识观是务以实用为特征的，而工业社会的发展和近代以来的科学则恰恰体现了这种知识观努力的方向——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对我们生活的现实有用。

所谓“哲学的问题”的现实意义，就我们追问的本质来说，其“现实”无非是指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即在我们生活中出现的事情，而“意义”也无非是指它的有用性而已。因而，我们对哲学问题的现实意义的追问实际上就是对哲学的现实有用性的追问，它以哲学必须对现实有用的假设为前提，强调哲学的问题必须在人们生活的现实中有其来源，它应该面向人们生活的现实，对现实的生活本身进行追问与反思，从而为人们生活的现实提供依据、解决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困惑甚至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在这种追问者看来，一个哲学的问题如果不是来源于人们生活的现实从而不能对人们生活的现实有帮助或者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益，那它就不应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真正的哲学问题是必须有其现实指向性的。而所谓“哲学的问题”的理论意义，我们的追问则是指“哲学的问题”对哲学理论存在与发展的有用性，即它能对哲学理论的存在与发展有贡献，能更好地说明哲学理论本身的存在，从而发挥哲学理论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具体说来，就是真正的哲学问题应该解决以往的哲学发展存在的问题，继承和发展以往的哲学理论，这就意味着，要想寻找真正的哲学问题就必须面向以往的哲学即哲学史，我们应该在哲学史中而不是到哲学史之外来寻找我们的哲学问题，只有以往的哲学即哲学史才是我们哲学问题的真正来源与基础。应该说，我们对“哲学的问题”的理论意义这种追问背后的实质，即要求哲学的问题必须有其哲学史的来源与基础是符合哲学本身发展的历史的，同时也符合哲学本身反思的特性，真正的哲学问题本身就应该是哲学史的，它应该是对以往哲学家思想的反思与发展。但我们对“哲学的问题”的理论意义的这种追问往往只是把哲学理论本身当作在人之外存在的对象来进行的，并且假设哲学理论的存在与发展是我们任何哲学活动的目的，这样，哲学的问题也就只有在有益于哲学理论的存在与发展时才是可能的，由此看来，这种追问的前提只是把人类的哲学活动当作了保证哲学理论存在与发展的工具。

这两种在意义上对哲学问题的追问，具体到哲学问题的来源上就是我们通常所坚持关于哲学问题的两种来源——人们生活的现实与哲学理论本身。但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坚持哲学问题的现实来源论还是坚持哲学问题的理论来源论，它们都在根本上忽略了哲学原始的存在论本质，而仅只是在把人类的哲学活动当作实现其它目的的工具中来理解哲学本身，这种对哲学问题来源的理解根本上说来是导源于近代以来的工具理性、导源于近代以来形成的“知识就是力量”的知识观的，由于人成了纯粹对象性的存在，因而对象也就作为人的对象而与人相对立，其结果不是对象成了为人的存在，而是相反，人成了为对象的存在，物化的社会与工业主义的精神保证了人最大限度地作为人之外一切目的的工具性存在，这种工具理性深远地影响到了人类几乎所有的文化门类，近代以来的科学正是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近代以来的哲学却因此被对象化为外在于人的存在最终失去了哲学原始的存在论本质，人们或者在现实的意义上、或者在把哲学活动当作确证哲学存在与发展的意义上、或者在为其它人类科学提供方法论指导的意义上来理解哲学，人类的哲学活动不再被当作人类自身的存在方式，其意义决不在人的存在之外，而被当作维护人类其它存在的工具，其目的只在于人之外的一切存在。哲学问题的现实意义论与理论意义论正是近代以来这种工具理性的体现，它强调哲学问题的理论基础特别是现实基础，认为哲学的问题只能或来源于现实，或来源于以往的哲学，从而把哲学由中世纪神学的婢女变成了人们生活的现实与作为人之外的对象存在的哲学的婢女。

三

然而，在休谟看来，“一个纯哲学家的为人，是不常受世人欢迎的，因为人们都以为他不能对社会的利益或快乐有什么贡献；因为他的生活同人类远隔了，而且他所沉醉于其中的各种原则和观念也都是人们一样也不能了解的。”[8]（P11）海德格尔也认为“哲学的一切根本性问题必定都是不合时宜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哲学或者远远超出它当下现今，或者反过头来把这一现今与其先前以及起初的曾在联结起来。”[9]（P10）回目人类哲学的发展史，与这两位锐智的思想家一样无数的哲学家都在反对着哲学的现实运用，保证着哲学超时间性存在的本质，认为哲学决不是一种时尚，它不能为了任何目的被“误用于人们的日常需要”，因此，哲学的意义决不在于人们生活的现实，哲学的问题也决不能单纯地从人们现实的生活中产生。相反，我们在理论意义上对哲学问题的追问尽管揭示了哲学的问题产生的逻辑，但作为近代工具理性思维的结果，它只是在把哲学作为对象的意义上来理解哲学，从而把人类的哲学活动看作是确证哲学存在与发展的工具，因而也就不能真正理解人类哲学活动的存在论本质，当然也就无法理解哲学问题的存在论基础，但哲学本质上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哲学的问题真正说来却正是存在论的，它只能到人的最本质性的存在中去寻找。

首先，就哲学的存在基础来说，它与一般科学不同，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科学——因为在古代，科学也是起源于“对知识本身纯美感的乐趣”，它并不如近代以来的科学那样完全依赖于实践需要、伦理任务以及宗教观念的目的，它实际上也是人类理性的本性体现，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使古代的科学无法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科学的存在是以人们日常的生活需要为基础的，科学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科学之后的技术运用中，对于科学来说如果没有了科学之后的技术运用对人类生活的实际帮助，科学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根据。而哲学则不同，它存在只是因为它体现着人类理性的本性，作为人类理性的本性的产物并以人类理性的本性为基础，即使它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因为“人类理性不单为追求知识的扩大与多样性这种虚荣的欲望所激动，而且实为其内部的要求所驱使，也会急切地提出一些这样的问题，即‘理性的任何经验上的使用或由此而得出的原理所不能解答的’问题。所以不论任何人，一经他的理性成熟到能进行思辨时，就总是存在着、而且将继续存在着某种形而上学。”这样，“形而上学，虽然我们一向认为在它的一切努力中是失败的，但是由于人类理性的本性，它仍然是完全不可少的一门学问。”[1]（P49-51）由此看来，只要我们不能消灭人的存在，那么，我们就象不能停止人对空气的呼吸一样，不能停止人类理性的形而上学，即使它并不能满足人类生活的现实甚或对人类现实的生活有害。

其次，就哲学最初产生的原因来说，它只为求知。这一点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国的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众所周知，中国的哲学最初实际表现为生存的智慧，它产生并繁荣于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艰苦的春秋战国时期，起因于人们对生存问题的忧患，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持人的生存，因此，中国早期思想家们的智慧更多关注的就是人的生存本身，它一方面表现为提高个体生存能力的“修身”“齐家”，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改善个体生存环境的“治国”“平天下”，这样，中国哲学的主题就成了为维持生存而必须处理好各种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智谋之术，这就使中国哲学在根本上成为一种术，看看中国古代技术发明的昌盛，我们就能明白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恰正是中国哲学的这种传统在西方哲学看来也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哲学，因为就西方哲学的最初本质来说它是一种知识性智慧，而且这种知识性智慧并不问任何实用的目的。对此，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中是给予了说明的，“当初，谁发明了超越世人官能的任何技术，就为世人所称羡；这不仅因为这些发明有实用价值，世人所钦佩的正在他较别人敏慧而优胜。迨技术发明日渐增多，有些丰富了生活必需品，有些则增加了人类的娱乐；后一类发明家又自然地被认为较前一类更敏慧，因为这些知识不以实用为目的。又所有这些发明相继建立以后，又出现了既不为生活所必需，也不以人世快乐为目的的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最先出现于人们开始有闲暇的地方。”[7]（P3）与中国哲学源于生存的问题不同，西方哲学实际上是源于生存之后的，它是人们在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闲暇的存在方式，而闲暇就意味着它不是对一般平民来说的，只有士大夫贵族才有可能，因而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哲学是一种士大夫贵族的精神游戏。因此，亚里士多德指出“就从早期哲学家的历史来看，也可以明白，这类学术不是一门制造学术。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这个可由事实为之证明：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都获得了以后。这样，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7]（P5）它就是要“懂得众人所难知的事物”。

再次，就哲学最初的内容来说，“哲学被称为真理的知识自属确当。因为理论知识的目的在于真理，实用知识的目的则在其功用。从事于实用之学的人，总只在当前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事物上寻思，务以致其实用，于事物究竟他们不予以置意。”[7]（P3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哲学就是寻取事物原因的知识，但这种原因决不是当前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事物的原因，它不象一般关于实用知识的科学那样务求其功用，因而它并没有解决当下问题的要求，通常也不会对当下问题的解决有什么帮助，它本质上应该是关于事物的本体与事物最高原因的知识，而这种知识的主要体现就是范畴。在康德看来，“形而上学知识这一概念本身就说明它不能是经验的。形而上学知识的原理（不仅包括原理，也包括基本概念）因而一定不是来自经验的，因为它必须不是形而下的（物理学的）知识，而是形而上的知识，也就是经验以外的知识。这样一来，它就既不能根据作为真正物理学的源泉的外经验，也不能根据作为经验心理学的基础的内经验。所以它是先天的知识，或者说是出于纯粹理智和纯粹理性的知识。”[10]（P17-18）海德格尔认为，哲学的问题应该是最广泛、最深刻和最原始的，它从来就不可能具有直接性的力量，也不可能造成生发一种历史状态的方法和机会，“大体说来，哲学总是通过强调人类自身在其在中所获得的意义和目标设置，而把目标指向在者的最初的和最后的根据。”[9]（P11）因此，哲学活动就是对超乎寻常的东西作超乎寻常的发问，它不是一种人们可以象对待工艺性和技术性的知识那样直接学到的知识，也不是那种人们可以象对待科学性的和职业性的知识那样直接运用并可以指望其实用性的知识，它“本来就与日常秩序无关。它完全是自由自在的，完全并真正地立足于自由的神秘基础之上，立足于我们称之为‘跳跃’的基础之上。”[9]（P14-15）这就是关于哲学最初的内容的事实，它既不是关于理论有用性的探究，也不是关于现实有用性的追寻。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就哲学的存在基础、最初产生的原因还是就哲学最初的内容来说，都在否定着对哲学问题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的追问，它们一致而无疑义的结论就是对哲学的问题的存在论证明，即真正的哲学的问题即不是面向现实的结果，也不是追求理论的存在与发展的产物，它只能来源于人类的理性自身，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思想自己发现自己”，由此，海德格尔也就正确地揭示了哲学追问的性质：“能够追问的意思是说：能够等待，甚至等待一辈子。”[9]（P20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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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1.P2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