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历史的追问实现了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关于人的辩证发展三阶段理论确立了文化发展的三种基本形态：群体性文化，个体性文化、类主体性文化，三种文化形态规定了三种基本的社会类型：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知识社会，与三种社会类型相对应的经济形态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其中人是根本，而社会直接地却与文化紧密联系。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有三重文化背景：个体性文化是主体文化背景，类主体性文化是前瞻性文化背景，群体性文化是历史性文化背。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与三重文化的本质规范相统一。
一、历史的再追问
进入十九世纪以后，有着辉煌历史与文明的中国开始在发展中越来越落后于西方国家。以往人们往往只把它简单地归结为现代化与非现代化所带来的结果，这一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和把树木兴旺与否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枝叶是否繁茂一样，势必不能找到这一历史现象的根本原因。为此我们有必要再次进入中国近代的历史，寻找社会发展更为深刻和根本的原因。
1840年的鸦片战争，既是中国近代耻辱史的开始，但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化的开始。中国近代社会的落后在西方发达国家枪炮声中已经到了“瓜分豆剖，渐露机芽，尤不可扰”的地步，于是首先农民起来了，他们渴望象以往一样通过推翻旧的封建王朝建立新的封建王朝，来拯救中国，实现民富。但十九世纪的历史对于这样落后的选择是无情的，太平天国运动既是在中外联合势力的绞杀下，也是在其内部矛盾的作用下，更重要的是在历史的选择中残酷地失败了。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使开明的地主官僚看到了坚船利炮、工艺技巧的强大力量，认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1]于是在“自强”、“新政”的旗帜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以制船造炮为核心的洋务运动，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甲午中日一战，使洋务运动之功灰飞烟灭。这对图强的中国人来说很是一惊，但惊后仍需思考：船坚炮利，工艺技巧并非西洋“命脉之所在”，而只是其“形而下之粗迹”，“其命脉云何？苛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于刑政则废私以为公而已” [3]，“中国所以不可以为者，由上权太重，民权尽失” [4]。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是从和平与流血的两种方式对这一思想的实践。由器技强国到改制救国确是认识上的进步，但无论如何都是没有触及根本，最终戊戌变法成了百日维新，辛亥革命成了驱逐皇帝。人们只能再次进行深入的思考，寻找救国富民的根本道路：“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 [5]，“今日中国的问题，……其最内在的本质是一个文化问题” [6]。意义深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便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了，“我们以为改造中国── 即是改造世界的一部分── 应有三种的步骤：本科学的精神，研究现代思潮，使中国人对现代思潮的趋势有一个明确的观念；……”[7]。十月革命的炮声，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播的完成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开始了根本性的变化。
器技强国── 改制救国── 文化革命，是中国近代化由末入本的坎坷路径，在不断的失败中探索，最后找到“文化”这一社会进步的根本。如果我们再追寻一下西方近代化的轨迹，文化的价值就会显得更加明确，与中国被迫的近代化相反，西方的近代化则沿着思想启蒙（文化革命）──社会革命（改制）──工业化（器技强国）的道路而向前发展。
总之，无论是中国近代化的社会实践，还是西方近现代化的历史，都说明了文化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固然不能完全认同“未来世界冲突的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利益的，人们的巨大分歧以及冲突的根本来源将是文化的”[8]，但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前导性价值却是不容置疑的，它对社会的规范也使我们在社会转型期不能不加强对它的研究。
二、最广义理解的文化
文化作为与人类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最紧密联系的问题所具有的无比丰富的内涵使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千差万别、聚讼纷纭。据说从1871年到1951年的80年间有关文化的定义就有160多种，而近年来国内外有关文化哲学研究的热潮中出现了更多对文化不同的理解。对文化理解的不同主要源于不同的学者所研究问题的侧重点不同：如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E.B.Tylor）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任何能力和习惯” [9]。与中国古代“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10]的文化理解相似，日本学者岩崎允胤则认为，“文化是人作为主体作用于客体，将自己对象化于客体，从而将现实作为我的东西来占有的这种活动，同时也是活动的成果；而且，是包含着这种活动成果的过程” [11]。 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唐君毅在其《心物与人生》中提出了“一切人类文化，皆是人心之求真善美等精神的表现，或为人之精神的创造” [12]这一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文化内涵。与对文化定义理解的千差万别相应是人们对文化类型的划分及其划分标准的千差万别：梁漱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以地域为特征将人类的文化划分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等三种基本文化；英国学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则根据宗教将人类的文化划分为二十一种类型；而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颇有影响的文章《文明的冲突》中得出了六种文明类型的划分。
可以这样说，每一种文化的理解都有其自身的根据，同样每一种文化的理解也都有其自身的不足。但这并非问题的根本，关键在于我们用我们的文化理解对问题的解决。所以在此本文的目的并非要建立一种统一的文化观抑或是文化类型的划分，而是假以对文化的理解来探讨社会发展的基本选择的前提。
文化本质上讲是人的存在方式，最广义的文化应该是关于人的一切内容，它“不仅是思想观念的问题，而且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每一时代或每一民族自觉不自觉地普遍遵守的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方式” [13]，包括人的价值追求、思维方式、道德信仰、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以及交往方式等综合而成并稳定于人类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类存在。其中核心是道德信仰和价值追求。
三、人的辩证发展与文化形态
“对人类的真正研究将被证明不是关于人的研究，而是关于文化的研究” [14]。同样，对于文化的研究也不能单纯地从文化本身去研究，而应该假借于对人的研究去发现文化的真正意境。因此，文化的辩证发展只有在对人的辩证发展的研究中才能彰明较著。
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与其他一切存在物一样都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规律中向前发展，由猿到人的转变完成至今，人的发展经历了肯定── 否定── 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与这一发展过程相对应是人的发展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15]。
人的依赖关系阶段，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与社会形态的历史划分相对应包括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人类发展。人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活动着，依赖性是这一阶段人的最本质特征。而对土地和血缘情感的依赖，对人的异化存在的依赖，对人化自然的依赖等则是其依赖性的表现，经验、传统、习惯、服从占据着几乎每一个人的心灵，人的欲望、激情、冲动、创造性如果离开别人的引导，就会变得如强壮有力的瞎子一样无所适从，理智的价值仅仅在于在行动之前到记忆中寻找以往的经验、习惯和传统以作为行动的根据，或者用来检验行动本身与别人的引导还存在多远的距离。“没有大量的习惯、传统、惯例，生活就不能顺利地展开，人的思维就不能迅速地（往往是绝对必要的）对外部世界作出反响” [16]。自由自觉的人彻底被自在自发存在的人杀死，人从未如此彻底地失去人自己。群体性文化正是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的文化形态，也是人类社会最初的文化形态。
随着自然、人类社会的发展，人自身也不断向前发展，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的出现是人在发展过程中对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的人辩证否定的结果，依赖性虽然使人获得了生存而不至于死亡，但并没有使人生活得更自由，甚至也没有使人能更多地避免灾难，依赖性使人的奴隶性存在一旦达到了极限，个人的独立主体性便担负着否定人的依赖性的历史使命登上舞台。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科技革命的不断发生，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征服世界能力的加强则大大加快了这一人的历史进程。尤其是人的主体性的觉醒，把人从上帝、自然、集体、国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个人主体的独立性是人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的基本特征。在历时间上这一阶段对应于社会形态的历史划分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以后。作为对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的人的否定，在人的独立性阶段，人的本质特征表现为创造、开放、自主与征服。人的欲望、激情、冲动与创造性雇佣自我的理智为向导，高扬个人的独立主体性以实现对自我的充分占有。“无论是对你自己或对别的人，在任何情况下，把人当作目的，决不是当作工具” [17]，“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所以，可以在这个存在者身上清理出来的各种性质都不是‘看上去’如此这般的现成‘属性’，而是对它说来总是去存在的种种可能方式，并且仅此而已” [18]。欧洲中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结束了上帝对人的统治，从而结束了人的彼岸性实现了人的此岸性，而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的最后完成，则从根本上实现了人对人自身的复归。走出了人对人自己的依赖性，人的独立性在人之外找到了它的实现形式即通过占有物的形式占有自己。个体性文化就是人的独立性阶段的主体文化形态，也是在人的发展基础上对群体性文化的否定。
独立性的人对依赖性的人的否定，并没有使人真正获得独立，只是把对人的直接依赖转化成了通过物对人的间接依赖，一方面物对人的统治代替了人对人的统治，另一方面，人对非人的剥夺代替了人与非人的共处。结果，人在人的解放历程中，遭受了与人的世界相同的命运，人对自然与社会的剥夺最终导致了自然与社会对人的剥夺，主体性的充分张扬使人没有获得任何关于人自己的主体性，“启蒙一直旨在将人类从恐惧中解放出来，并建立人的主宰，但充分启蒙了的世界却弥散着胜利的灾难” [19]，体现在人拥有充分的物质生活，但在充分的物质生活面前却普遍感到无所适从，空虚、孤寂、无望与厌倦象附体的魔鬼一样折磨着每一个人，显然，人如果不把自己从这种“胜利的灾难”中拯救出来，就无法选择生存。“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是人在发展过程中自我超越的又一次胜利，“自由个性”阶段是人类目前所能认识的人的发展的最高阶段。首先产生于现代化已有充分发展的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因受现代化充分发展国家的影响，“自由个性”的人也已有存在，但无论是现代化充分发展的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自由个性”的人都还没有占其主体。在“自由个性”阶段人的本质特征表现为对类主体的关怀和日常生活行为的自觉化，追求“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追求“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20]。人与人的存在越来越走向统一，人与自然的对立趋于终结，整个人类的生存及其与自然的生存拥有共同的命运，区域性、局部性的集团、民族、阶级、国家越来越与整个人类的利益取得一致。显然，类意识是这一阶段人的最根本意识。对现代化进行理性反思的后现代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自由个性”的人类意识之光。至此，类主体性文化作为文化辩证发展的第三大形态，伴随着“自由个性”的人的产生也就产生了。
四、社会的文化规范
人是文化的存在，而文化是人的存在，因此，文化的本质与人的本质是统一的；人是社会的人，而社会是人的社会，因此一切社会存在只能以人的存在为根本，但是，直接地，社会存在却是存在于文化之中的。与到目前为止存在的三个阶段的人相适应所产生的三种文化形成了人类社会在各个方面都有较大差异的三种类型即：农业性社会、工业性社会和知识性社会。
农业性社会是群体性文化的产物，适应于依赖性阶段的人，群体性文化的最大特征是服从性。泥古非今，封闭保守，经验传统是群体性文化的主体思想观念；而其价值追求与道德信仰则体现为上帝、社会、国家、集体等存在的极端张扬和个人性的极端泯灭，“我属于上帝”、“我属于城邦”的观念牢固地扎根于每一个人的心灵；群体性文化的服从特征也形成了人们恪守经验、因袭传统、乐安惧变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安土重迁，黎民之性”是对土地的依赖，“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是对血缘情感的依赖[21]。最终根基于人，而直接地生长于群体性文化基础上的农业性社会便形成了这样的特征。政治制度上的君主专制制克服了人自我主体意识的缺失；经济制度上的自然经济统一于自然对人的统治；整个社会管理的前提思维即“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22]为人治的社会管理原则提供了最可靠的人性基础；家庭中的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三纲五常成为维系家庭、社会的纽带，统治着上至君主下至黎民每一个人。群体性文化的服从性体现在社会生产上则形成了农业性社会采摘耕种、四季轮回、靠天吃饭的农业经济，人作为自然的产物接受着自然的统治，这是人对自然的原始胜利，人作为社会的产物消亡于社会，这是人对社会的胜利。
工业性社会的诞生是人对自然的彻底胜利，不仅控制了自然，而且创造了自然，同时也是人对社会的彻底胜利，人不仅从社会中拯救了自己，而且凌架于社会。这一切都离不开以人的独立性阶段的人为基础的个体性文化。个体性文化的特征是以个人主体意识的高扬为基础所形成的竞争，体现为对人的克服、对自然的掠夺。与群体性文化相对立，追求、创造、理性代替了经验传统、封闭保守而成为人类文化的主体思想观念，从而人的创造性、生命本能在竞争的压力下得到充分的展示。在价值追求、道德信仰上，个体活动占据了整个舞台，个人完全反叛了社会、集体、国家与上帝而成为一切的主宰，“唯有我才掌握着‘真理’的准绳，我是唯一的仲裁者” [23]、“我只属于我自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个人主义观念几乎统治着每一个人，英国的政治学家霍布斯用“人对人是狼”生动地表述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实质，自由、开放、变动不居、超越经验、寻新猎奇成为最具有魅力的生活方式，最好的生活习惯只能是没有任何习惯。个体性文化的竞争建构了工业性社会的主体框架，满足于个人主体意识的高扬形成了民主制的政治制度；在经济制度上市场经济代替自然经济完全是个人独立性充分发展与个体创造性和生命潜能膨胀的结果；民主的管理方法和思想不仅主导着社会而且也主导着每一个家庭的生活；奠定在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基础上的“法治”对“人治”的战胜则标志着人对人依赖的终结。工业生产取代农业生产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的主导，其实质正是人对自然的胜利，个体性文化的人天相争使生产不必再完全处于自然的控制之下。生物个体的快速发育与克隆，人对自然的不断创造，如果说农业生产的本质是自然的，那么工业生产的实质则完全是人的，至此，工业经济取代农业经济而成为社会的主导经济形式。工业性社会对农业性社会的胜利正是个体性文化对群体性文化的胜利。
不论是农业性社会还是工业性社会都是此在与其它存在两极分裂对立的单极社会。因此，工业性社会虽然使人摆脱了对人的直接依赖，但是把这种依赖直接建立在了“物”上，这样，个体性文化并没有使人与人的世界和睦相处，“人创造了种种新的更好的方法以征服自然，但他却陷入在这些方法的网罗中，并最终失去了赋予这些方法以意义的人自己。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了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 [24]。这表面上看来是工业性社会的政治、经济及生产带来的恶果，但在根本上却是基于独立性的人基础之上的个体性文化的产物，后现代主义、可持续发展观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个体性文化这一后果的回应，类主体性文化正是否定个体性文化后文化辩证发展的结果。类主体性文化虽然在目前呼声颇高，但并没有凸现为当代社会的主体文化形态，而且也没有最后形成，因此，关于类主体性文化任何太过具体的描述都是可笑的。不过，类主体性文化的总体图景却是可以在当下的文化变迁中得窥一斑。类主体性文化作为对个体性文化和群体性文化的扬弃，是一种自觉的文化，个体意识自觉地统一于类之中，同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25]，人真正地占有了自己的本质，从而实现了日常生活的人文自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 [26]，与个体性文化和群体性文化的对立本质不同，和谐统一战胜了一切。类主体性文化使人类生产一改传统农业性社会和工业性社会生产的损耗与掠夺性，实现了生产的增益性，取代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知识经济对掠夺自然、耗费资源、破坏环境、毁灭人类行为的否定，标志着知识性社会的来临，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也展示了其在知识性社会中勃发的生命力。知识以相对于资源、能源、劳动力的卓然优势使其取代其他一切成为知识性社会唯一重要的价值，这就要求一切的人类行为都必须与知识建立最广泛而又最密切的联姻。
五、三重文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转型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有三重文化背景：西方工业文明背景下的科学理性精神；以检讨理性为核心的20世纪文化精神和中国农业文明背景下的传统文化” [27]。实质上构成中国社会转型背景的三种文化也就是群体性文化、个体性文化和类主体性文化。其中个体性文化构成了中国社会转型的主体文化背景，类主体性文化构成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前瞻性文化背景，而群体性文化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文化背景。
个体性文化在西方是随着文艺复兴而萌芽，发展于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之后。而在中国思想启蒙则始于20世纪初民主与科学等理性精神的输入而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历经延安整风运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及至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基本完成。由农业性社会向工业性社会转型的思想启蒙的基本完成使个体性文化最终取代群体性文化而成为当前中国的主体文化，中国的现代化正是在这种主体文化背景下展开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实质就是要实现与个体性文化规范的统一，从而真正地把政治、经济、教育、法律、伦理等建立在个体性文化所反映的人性基础之上。张扬个人主体性、增强创造性、鼓励竞争、激发个体生命潜能、以促进形成思想开放、富于进取、勇于创新的个体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前提。
类主体性文化作为具有时代前瞻性的文化形态，仍具有当下的实践意义。“我认为我们不要将现代性及其计划作为一项失败的事业放弃，而是应该从那些过分的，试图否认现代性的纲领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28]，哈贝马斯对后现代主义的评价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对待类主体性文化的态度。“我们是本世纪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本世纪的历史同时代人” [29]。思维可以超越历史，但历史不可以超越时代，类主体性文化是文化辩证发展的未来形态，只要还没有真正主导我们的时代，那么它的价值就只能存在于对现代性的理性反思以及对个体性文化的极端的克服之中，而不能成为否定现代性的客观力量。尤其在中国现代性并未完全展开，个体性文化尚未走出最后的寓所，类主体性文化的意义就只能是前瞻性的。因为，只有个体性文化的充分发育才能为类主体性文化的成熟提供前提。
群体性文化在世界范围已走到了历史的尽途，但在中国仍然以历史的积淀而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一重文化背景。群体性文化作为正在被克服的文化和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一样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且这种阻碍力量只要群体性文化不被完全克服就不能最终消除，因此，“如果我们想通过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得到拯救的话就必须进行一场真正有创造力的全新的运动，一种最终在整个社会和全体个人意识中建立一种新秩序的运动”[30]。这种全新的运动就是用个体性文化对群体性文化的存在进行最后的涤除，使富有追求、创造、激情、理性的个体性文化牢固统治每一个人，从而，确立起我国工业性社会的人性基础与文化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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