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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文化复兴
胡长栓
2012年11月26日15:05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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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学的危机是近代科学与人文分裂的产物,实质是科学的文化危机,科学的功能在于描述与规范的统一,因而,科学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就在于科学的文化复兴。

关键词: 科学;科学的危机;文化

科学一开始就是文化的存在,它与哲学一道确证着人的本体。只是到了近代,随着科学与人文这一人的本体的分裂与对立,科学与理性才开始树立起现代形态的大旗。现代科学的诞生过程是科学自身不断显示力量确立霸主地位的过程,同时,也是科学自身否定原始存在反叛文化的过程。但在这个方向上,科学向前每迈出一步,科学也就越深一步地陷入困境,结果是科学在无所不能的同时,不能使自身的存在成为可能,科学越神圣,它就越被诅咒。科学的危机自科学诞生以来第一次如此地突显在人类面前。这样,反思科学就成为当前几乎所有思想家与科学家的理论视点。然而,来自维柯、赫尔德、狄尔泰乃至当代胡塞尔等的人文转向努力昭示科学的危机本质上不是科学自身价值的危机,实际上,它是科学和科学之后的文化危机,即科学的无人危机。本文试图通过科学的文化还原,说明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的基本功能,从而使科学找回失落的人,完成科学的突围。

(一)

科学一开始就是文化的存在,不仅表现为形式上与哲学、宗教、艺术的浑然一体,几乎每一个科学家同时都是思想家,更主要的是内容上与人的存在的统一,人始终都是科学的追求,在古希腊人们的科学研究实际上都是关于人的研究。赫拉克里特关于宇宙本质和规律的“逻各斯”,固然是对自然的本质和规律的描述,但同时,也是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规范,故而,赫拉克里特的思想在西方伦理学中被称为“宇宙主义”。与此相类,毕达哥拉斯的“数”,德谟克利特的“原子”,以及伊壁鸠鲁关于“原子偏斜运动”等,无不都是托物咏志,在探索世界的本质与客观物质世界规律和结构中实现他们对人的关怀。即便是处于近代入口的霍布斯,他关于物质本质及其运动的力学和几何学论证,所体现的最终仍然是文化的追求,尽管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但这一点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否定。科学的这种与文化的未分化状态本质上体现着人的本体的原始统一,即科学与人文的一化。因而,在这一时期,任何存在都是文化的存在,人不单是万物的尺度,也是万物的灵魂,科学自然也不例外,始终都是为人的存在。

到了近代,随着人的本体状态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精细的分工,与此同时,科学也开始获得了独立的形式,从文化的存在中挣脱出来,进行科学自身的发展。近代科学的发展过程既是科学迅速成长的过程,也是科学越来越远离人的过程,从文化中独立出来的科学,“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的物所付有的文化特征” [1],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尤其是在探索自然界,征服自然界方面展示了相对于人文的巨大无比的力量。蒸汽机的发明、电的发现、核能的开发、太空漫步、多利羊的诞生等这一系列重大的科学进步,都很充分地满足了人类自身的物质需要。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满足了人类至高无上的自尊和虚荣,人们把科学和科学的应用扩展到整个世界。“科学的成功把哲学家们催眠到如此程度,以致认为,在我们愿意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之外,根本无法设想知识和理性的可能性。”[2]从此,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达到了极致,人变得支离破碎,几乎一切实证科学家都对形而上学蔑视和排斥。人的科学本质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而人文本质却极端缺失,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占据了人类思想的几乎一切领域。然而,辩证法总是在对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着否定性的理解,在科学的每一重大进步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所伴随的人的生存的丧失,内燃机的发明扩大了人的生存空间,却使人的生存空间从此变得喧嚣和狭窄;核能的开发使人拥有了无穷的力量,却使人始终笼罩在核污染、核威慑之中;化肥的使用,转基因的成功极大地增加了人需要的粮食的数量,却极端地降低了人需要的粮食的质量,科学正在把一切都变为可能,却唯独把人的存在变得如此漂泊不定。科学头上的灵光圈越灿烂,人的生活世界就越暗淡。当今科学的危机已成为不争之实,“过去几年的事态促使人们用批判的眼光对科学在社会中的功能进行审查。”[3]然而,科学的危机本质上并不是科学自身未来发展的危机,胡塞尔认为,实质是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关系的危机,这也就是说,科学的危机实质是科学和科学之后的文化危机,说到底是科学和科学之后无人的危机,是科学自身失去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这一本体的结果。具体地说就是科学的无人危机,科学之后的无人危机和科学家的无人危机。

所谓科学的无人危机,即科学的文化危机,是科学失去其本体——人的必然结果。人作为科学的本体是科学生存与发展的根据和灵魂,它决定了科学的意义世界只能是人的生活世界,科学的终极关怀乃至一以贯之的关怀只能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科学的生命不可能在没有人的世界中得到升华。然而,近代以来的科学却走着愈来愈远离人的发展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科学不断地丢掉人本体而确立科学的自体本体。“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做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4]于是,经验、实证、客观、理性、知识与力量构成了神圣的科学精神,自然界的改变,新的发现、数量的爆炸等置人的生存质量和未来发展于不顾而成为科学的至上追求,人完全被关闭在科学的世界之外,其结果是科学成了科学的科学,而不是人的科学,科学的发展虽然确证了科学的存在,而却消解了人的存在。科学之后的无人危机则是指科学在技术化之后,技术的无人危机,也即技术的文化危机,众所周知,技术的双刃剑,自近代以来,延承了科学的文化危机,闪耀的光芒是由于对人及人的生活世界的遗忘而充满着物欲的无限冲动,无穷的占有物,不停的生产物,改造自然,掠夺自然,人被淹没在无穷无尽的物欲之中,这样,人通过科学占有了物,而科学通过其产品技术却又最后剥夺了人,在这里不是人的需要决定技术,相反,而是技术的发展决定人的需要,技术完全失去了人性的光芒,摧毁了人安逸的家园,使人不得不在技术的都市中漂泊流浪。最后科学家的无人危机,同样也是科学家的人文危机和文化危机。它是科学家和人文学家分裂的结果,当然也是失去人的科学的产物。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近代科学家的最大悲剧恐怕就在于其人文精神的缺失。科学家的使命和追求似乎只在于科学本身,在客观的事实和科学之外,人的生命、自由、意志、情感等很难真正进入科学家的视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从来不会真正成为他们从事科学研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其结果又进一步导致了只见事实的人造成了只见事实的科学。

(二)

科学本身就是文化的存在,只是到了近代随着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与对立,科学才“被看成为某种超出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本质,成为一种自我存在的实体,或者被当作是一种脱离了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人类的状况、需要和利益的母体的”[5]存在而实证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虽然自康德以来,人们已经开始了对科学的反思,然而,科学的文化复归却是开始于本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他把科学纳入社会——文化的视野,从此打破了逻辑理性主义和纯粹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再次确立了科学作为人类社会一种独特文化形式的地位,于是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的基本功能就重新成为科学哲学的理论观照。

只要论及科学的功能,人们总是首先想到探索自然界、改造自然界、创造大量满足人类需要的物质财富,往往把科学与技术等同起来,而忽略科学与技术的差异。事实上,科学与技术有着本质的区别,科学没有技术所必须有的功利性本质特征,技术如果丧失了应用价值理所当然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而科学则不同,科学的直接价值存在于是否正确地反映和说明了客观物质世界及客观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这样科学就有了真假,而技术则只是具有应用性。科学与技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科学更为基础,是根,而技术则只是科学大树上结出的果实。因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的功能大多应归属于技术,或者至多可以说是科学的后功能。在我们清除了科学的后功能之后,我们就会发现科学本身作为人的本体存在形式之一的基本功能即描述和规范的统一。

描述作为科学的基本功能之一,是科学最原始最本质的功能。所谓描述就是通过一系列活动揭示说明客观物质世界的本来面目,发现客观物质世界的结构、运动规律以及各种特性,它“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努力,力图用系统的思维,把这个世界中可感知的现象尽可能彻底地联系起来,说得大胆一点,它是这样一种企图:要通过构思过程,后验地来重建存在。”[6]描述本质上是客观世界主观化的过程,是客观物质世界的本质与现象在主观世界的再现,它体现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统一关系。从原始的与人文浑然未分的科学、经近代高扬科学主义的科学,到现代的科学,无论科学的其他功能如何发生沧海桑田的变化,描述作为科学的存在依据始终一贯是科学的首要功能,并且承担着科学的全部荣辱兴衰。并且,技术也是在科学描述的基础上获得了与科学同等重要的地位,在现代社会中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然而,事情却总是不能变得完美,科学与技术的联姻一方面满足了人类的无限发展,而另一方面,又近乎残忍地剥夺了人的发展,科学与人一样都陷入了现代社会的二律背反。

描述作为科学最本质的功能是任何关于科学的理论都所认可和重视的,而科学的另一基本功能规范则往往被搁置一边。描述的对象是客观的物质世界,而规范的对象则是人和人类社会,是人的生活世界。科学的规范功能源于人的确定性寻求的本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总是要在日常生活世界之外的确定性存在中寻求对生活世界的规范,而科学对象的客观性则正好体现着这种追求。只有在这种客观性中,我们才能“像感到在家里一样,并且可以获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达到的安定。”[7]随着生活的科学化由自觉向自在的转化,科学对人与人类社会的规范功能就愈益突现出来。科学最经常而又最普遍的规范功能是通过科学的描述,不断由人的自觉形式转向自在自发的形式,由外在而内在地规范和调整人们日常生活的节奏、习惯、内容和方式,主要表现在科学对人们衣、食、住、行、生活环境等基本层面的影响,尤其是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人们的日常生活几乎全部都要在科学的描述中找到依据,几乎全部都要按照科学描述提供的规范进行,如饮食习惯、行为方式、住房设计、外出旅行等无不在科学观照之下确立自己的规范。人类社会的结构、秩序和运行规律的规范也可以在科学的描述所揭示的客观物质世界的结构、秩序和运动规律中找到根据,这是科学规范功能在较深层次的体现,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规范同样也可以在科学所描述的世界图景中找到范式。因此,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科学描述对象的反映,同时也往往是以科学的描述作为自身存在的根据。科学规范功能的最高体现则存在于人的信仰、观念、思维方式等思想领域,“哲学家只有从自然科学家的世界图景出发才能达到他的世界观”,奥地利哲学家维也纳学派的创立者石里克说明的正是科学的这一规范功能。它是科学最不经常而又影响最大的功能领域,所谓最不经常的功能领域就是指并非所有的科学发现都会带来人们的信仰、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只有那些在科学领域具有哥白尼式的革命才能规范人们新的信仰与观念。而所谓影响最大则是指这种科学的规范功能所影响的是世界观层面的,这种规范功能一旦发生,其结果必然最后渗透到科学规范功能的前两个领域,从而发生全面而彻底的人和人类社会的革命。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科学方面所产生的宇宙观压倒了其他方面所形成的旧观点而独步一时,”[8]在生活世界日益科学化的二十一世纪,科学的规范功能也必然要产生更根本、更全面的影响。

科学的描述与规范两大基本功能实际上是科学存在的本质依据,描述是科学的本体,是科学存在的可能性前提,也是规范功能的物质基础,反映着外投的人性。而规范则是科学的实践功能,是科学存在的必然性前提,也是描述功能的意义基础,反映着内投的人性。描述与规范二者统一确证着科学的存在。

(三)

结束了对科学原始存在、以及科学的分化、危机和功能的认识之后,剩下的任务就是科学的突围,即科学的文化复兴。事实上,科学的文化复兴不是一项新的历史课题,只是在科学危机的今天,被科学生命的拯救赋予了更为迫切的意义。正如新人文主义者乔治?萨顿在其《科学的生命》著作中所阐述的,“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9]

在库恩恢复科学的文化本质的同时,理查·罗蒂站在人类文化史的高度阐述了他的人本主义的实用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和其他各种文化一样要追求协同性,为人的尊严寻找依据,而费伊尔阿本德则提出了人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科学观,并产生了巨大影响,主张把科学和科学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放入人类历史文化和社会中,用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标准评价科学理论,还有乔治·萨顿也提出了新人文主义的思想,倡导科学的人文主义化。由此看来,科学的文化复兴不仅是科学突围、走出科学危机的历史要求,而且在根本上是科学本身经过近代的人本分裂之后的文化追求,“一旦你研究了它们的起源和发展,这种理论就象帕台农神庙一样变得具有人性了,而且极为富有人性。”[10]科学的人性就是科学文化复兴的最可靠根据,因为作为文化独特形式的科学从来都具有一定的倾向性,或者说最后总要归属于一定的意识形态,虽然科学从来都以中立自居,但事实从未如此,“科学不是真理的不偏不倚的仲裁者,它不能无视相互斗争的社会力量,科学是一个相当偏私的参与者,利用自己的地位使某些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合法,而使另一些力量非法。”[11]从克普勒定律,到牛顿的力学原理,再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等无不引起意识形态的斗争,从而破除了旧的意识形态而建立了新的意识形态,否则就不会有布鲁诺式的“即使高加索山脉上的冰川也不能冷却我心头的火焰”的科学献身精神,也不会有哥白尼式的被迫害者。“即便对自然的观察是科学的,最终的阐述中也要包含有某些‘非科学’的成份。”[12]故而,科学的人文主义化和文化复兴并没有消解科学,相反则使“它更有意义、更为动人、更为亲切”[13]。

科学的突围实际上是科学的文化复兴,它是科学经过近代的人文丧失之后,对逻辑理性主义和纯粹实证主义的反叛,说到底是科学的人文复归。这种复归应集中体现在科学、科学之后以及科学家三者的人文复归。科学一开始就是文化的存在,因此,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就必然孕育科学的最终危机,近代科学的逻辑理性与纯粹实证排斥了科学的文化本质,消解了科学的人学内含,其结果使科学完全脱离了人而最后消解了人的存在。科学的人文复归必须克服科学的无人与无视人的状态,把科学完全建立在人的基础上,始终围绕人的个性自由、围绕人的现实生存、围绕人的未来发展进行,使科学复归人的生活世界,使科学真正成为人的科学。科学之后的人文复归实际上是技术的人文复归,技术是在科学的描述功能基础上产生的直接作用于人与自然的工具,它在传统上是纯粹客观存在的,因而也是无视人的,人只被作为技术的对象,而没有被真正看作是技术的主体,这样技术也同样忽略了人的生存与发展去追求外在客观物质世界的改变与创造物的多寡,生态问题、粮食问题、人口问题等都与技术的这种外在性追求有关。技术的人文复归不仅要确立自身的人文追求、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而且也要克服科学所存在的非人描述,使技术双刃剑的属人光芒更加灿烂,从而实现自身的为人存在。最后,科学家作为科学与技术的实际从事者,在科学的人文复归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因而,科学家的人文复归实际上是科学的人文复归的核心,没有人文精神的科学家其科学也必然是缺失人文的,没有对人的终极关怀,科学家的科学也必然是不关心人的。近代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本质体现的是科学家自身与人文的分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科学的危机本质上是科学家的危机。在科学危机的突围中,科学家必须完成自身与人文的再次统一,完成自身的文化化。以人的生存与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为终极关怀,在科学的活动中始终关注人的个性与情感,关注人的生命与自由,从而拯救科学的生命,实现科学的文化复兴。

科学的危机自然不能通过消解科学来解决,科学的生命必须由科学自身来实现,但只有在科学与人文统一的文化复兴中才能使科学焕发出青春异采。

参考文献

[1][4]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71,6.

[2] 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196.

[3] 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5.

[5] 互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29.

[6] 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81.

[7] 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285.

[8]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Ⅲ.

[9][13] 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M].北京也:商务印书馆,1987.51.

[10] 乔治·萨顿.科学的历史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2.

[11] 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11.

[12] 李克特.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M].北京:三联书店,1989.11.

原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0.12.P55-68

(责编:赵晶、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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