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葛兰西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其哲学毫无疑问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实践一元论是葛兰西哲学的实质。绝对的历史主义、人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超越、哲学的大众化和大众的哲学化、哲学的政治化、体系化哲学的批判、历史文化的构造理论与集体意志等是葛兰西的解读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维度，人与人的活动是解读的根本出发点。

关键词： 葛兰西；实践哲学

葛兰西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哲学毫无疑问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把“实践哲学”说成是葛兰西为了逃避狱吏的监查而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名词，这既不符合葛兰西《狱中札记》的文本事实，也不符合解读马克思哲学的精神要求而成为对葛兰西实践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关系的机械认识。事实上，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文本来看逃避狱吏的监查并不至于仅从概念上用实践哲学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可以瞒天过海，并且葛兰西本人在文中也明目张胆地使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再者，从解读的基本精神来看，即使是葛兰西用实践哲学来标识马克思哲学，也不能把实践哲学完全机械地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只能说明葛兰西继承拉布利奥拉的“实践哲学”概念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葛兰西理解。因为那怕是概念完全相同的重复，也同样标志着重复者自身的理解，“实践哲学”作为葛兰西哲学的标志，它既是马克思哲学的葛兰西解读，也是葛兰西哲学的本质表现。从而使葛兰西哲学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形成了葛兰西解读的实践一元论的马克思哲学。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正是从多种思维向度进行了他本人对马克思哲学的回归。

1、绝对的历史主义。历史主义既是葛兰西实践哲学的态度也是葛兰西哲学的解读方法。“实践哲学是绝对的‘历史主义’，思想的绝对的世俗化和此岸性，一种历史的绝对的人道主义，人们正是必须沿着这条路线追踪新世界观的这条线索。”[1]这样葛兰西无论是在对以往哲学的评价上还是在对哲学文本的解读上都采用了这一必然导致多元化的态度，从实践本身的历史因素和实践环境的历史因素出发强调实践和思想的环境性与历史性。认为任何实践与思想都必然处于历史的合理性之中。“把整个过去的哲学评价为愚蠢，不仅是一个历史的错误，因为它犯了一个时代错误，要求过去的人们像我们今天那样去思考；而且也是一种真正的形而上学残余，因为它采用了一种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都有效的，可以用来评判过去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方式。方法论上的反历史主义是十足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被取代的事实并不排除它们曾有一度在历史上是有效的，并发挥了一种必然的功能，对于它们的落到了路边的事实，要从历史的全部发展和真正的辩证的观点来考察。”[2]文本的解读同样坚持了历史主义的态度。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上，葛兰西并没有象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那样，而是主张进行历史主义的分析，认为必须把马克思本人发表的文字和马克思去逝后由他的合作者发表的文字区分开来，把作者本人所提供付印的材料和作者“发表”或以任何方式使之流通的一切东西区别开来，这样以回到真正的本文发现真正本文的思想。葛兰西的历史主义还坚持人们在获得自己的世界观的时候，总是属于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因而不能把哲学同哲学史分割开来，也不能把文化同文化史分割开来。研究人们的思想总要不可避免地深入到人们的行动即实践之中。

2、人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超越。葛兰西明确提出实践哲学要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这个超越的立足点或者说基石就是人和人的实践活动。在葛兰西看来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即使是在马克思展开批判以后，它们的发展仍然是片面的，认为唯物主义完全脱离了辩证法，而陷入一种机械的决定论倾向。把事物的发展看成是橡树上结的一定是橡子那样简单的必然，从而忽略了其中的偶然性，也就在根本上否定了人和人的活动本质的作用，于是哲学与历史的发展变得缺乏生机与活力，而形成表达人民群众意志的必然形式使世界和现实生活合理化为一种特定形式，而使现实的实践活动陷入一般构架。这样就“不容许有错误的可能性，认为每一个政治行动都是由基础所直接决定的，所以是基础的一个实在而永恒的变化。”[3]唯心主义在葛兰西那里的遭遇要比唯物主义好得多，因为他把唯心主义的黑格尔主义说成是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超越，而实践哲学又是黑格尔的继承和超越，至此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在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过程中却沾染上了唯心主义的色彩。在这种超越中葛兰西的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人与人的活动，在葛兰西看来，人就是人的活动，因而揭示了人是实践的人，而实践是人的实践，人始终是人的世界的核心。“并不存在独立的、自在的和自为现实，而只存在处在同那些改变它的人们的历史关系之中的现实。”[4]并且现实本身的存在从来都是属人的。对现实的认识本身也是属人的，“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无非是我们自己，我们的需要和我们的利益。”[5]

3、哲学的大众化与大众的哲学化。实践哲学自身的实践特点决定了葛兰西必须重申一种哲学与民众的关系，在葛兰西看来，专业哲学家的产生是研究群众在其实践活动中提出的问题并把它整理成融贯的原则的结果，哲学的大众化与大众的哲学化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真正体现，同时也是社会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哲学的大众化是葛兰西所坚信的哲学存在于民众之中，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哲学家，只不过他们作为哲学家的程度不同。“必须打破下面这种传播得很广的偏见，正因为哲学是由特定范围内的专家或专业的和系统的哲学家所从事的专门的智力活动，所以，这是一种奇怪而困难的东西。”[6]但葛兰西在这里只说明哲学与民众的一致性，并不标志哲学与民众的完全统一。因为只有当人们批判自己的世界观并使之成为一种融贯的统一的时候，哲学家才能从其中产生，哲学家与民众的分裂正是哲学与民众统一的前提和开始。群众是知识分子的土壤、实践是哲学的基础，哲学的实践化与知识分子的群众化是统一的，在这个统一过程中实践哲学有自己的统一方法，那就是“倾向于不把‘普通人’留在常识的原始哲学水平上，相反地，倒是把他们导向更高的生活概念”[7]。这样与以往的理论去结合实践，哲学家去适应大众的倾向不同，实践哲学则强调实践去追寻理论，大众的哲学化，也即大众必须不断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层面，完成哲学化的过程，从而把自身与自身的实践活动导向更高的理念。正因为如此，把人民大众导向融贯思维，比任何哲学家的天才发现都要重要和独创。

4、哲学的政治化。在葛兰西看来，人们的哲学本身就是一件政治的事情。因而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哲学也就是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同样对哲学的批判本身也不单纯是哲学本身的问题，而且也是政治性的内容。因而哲学永远标明着政治内含，这就是“对于一种世界观的选择和批判也是一件政治性的事情”[8]。当然对于哲学的政治化葛兰西的出发点仍然是人性本身，把政治看作是人的生活本身，于是哲学都必然是政治性的“人在本质上是‘政治的’，因为人正是通过改造和有意识地指导其他人的活动而实现他的‘人性’，他的‘人的本性’的。”[9]但哲学与政治并非完全统一的，因为政治本身在许多时候并不完全标征着他的哲学本身，甚至在许多时候它要否定性表现哲学，这是因为政治本身往往要隶属于一定集团和组织，结果只能使个人的哲学被政治掩盖起来。这就是不能把哲学和政治分离开来的原因。

5、体系化哲学的批判。体系作为近代哲学一个追求，在实践哲学这里则被无情的批判，因为任何哲学体系化的最后形成都必然导致最后的自足，而且这种自足恰恰是哲学理论与哲学实践发展的桎梏。对哲学体系化的批判主要体现在葛兰西对正统性哲学的批判。“正统性”的观念认为实践哲学是自足的，它把构造一种全面而完整的世界观所需要的基本要素都包含在自身里面，这是体系的需要。而“庸俗的主张说，科学必须绝对地意味着‘体系’，结果就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体系，然而，它们所具有的，却只是一个体系的机械的外在性，而不是其必要的内在的融贯性。”[10]并且葛兰西批判了人们总是要到实践哲学后面去寻找一种统一哲学的倾向，认为实践哲学正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和思想发展阶段上对传统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超越而体现了它的独创性，也“只有当着把实践哲学看作是一种开辟了历史的新阶段和世界思想发展中的新阶段的完整和独创的哲学的时候，才能领会辩证法的基本功能和意义”[11]。

6、历史文化的构造理论与集体意志。葛兰西强调历史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的过程，也就是人的生活本身，因而人的行为与活动本身就成了历史的创生根本。为此他批判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中把“客观的”观念显然打算指一种存在于人之外的客观性的倾向，强调指出任何客观的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也即一个文化的过程，这也就是说“客观的总是指人类的客观，它意味着正好同‘历史的客观’相符合”[12]。“客观的”意味着“普遍地主观的”。为了生动地说明了“历史——文化的构造”理论，他借用了罗素在《哲学问题》中所举的例子用东和西的产生是一个文化的产物即人造的和约定的历史的事实，这样问题就最后归结为人的尺度。“要是没有人的存在，人们就不可能想象‘想象’，人们根本不能想象只是在人存在时才存在的任何事实或关系。”[13]要是没有人，没有文明的发展，它们就不会存在，对于日本人来说日本仍然是远东这件事本身就是近代欧洲有文化的阶级在世界范围内领导权的产物。这样，“合理的和现实的变成同一件事情。”[14]而对葛兰西来说“人造的”和约定的这些词往往指历史的事实，它们是文化发展的产物，而不是理性主义地任意的和个别地设计的构造，这种合理的和文化则是集体的意志即意识形态，葛兰西认为人是具体的意志，当这种具体的意志是由某些在历史上规定的文化要素构成的，整个人类对于它的未来更加肯定并能够合理地设想支配其全部生活的计划这样的广泛意识相符合时就形成了集体意识。这种意识形态就成为历史构造的主体与文化的执行者，因而最终的结论就是“改造外部世界，一般的关系体系，就是要加强人们自身和发展自身。”[15]而认为伦理上的“改善”是纯粹个人的，这是一种幻想和一种错误。

葛兰西实践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回归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人与人的活动，在方法上则坚持了历史主义的态度，阐述了哲学的大众化、哲学的政治化，历史——文化的构造理论最后归结为具体意志的改造与发展。在实践哲学的范畴内任何哲学都是“一个时代的哲学，不可能是任何系统的趋向和个别体系。它是一切个别哲学和哲学趋向加上科学意见、宗教和常识的总和。”[16]

参考文献

[1][2][3][4][5][6][7][8][9][10][11][12][13][14][15][16]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161.143-144.98.29.3.14.8.46.127.128.139.

原载于《哈尔滨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0.4.P4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