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从来没有脱离社会现实，学术问题的产生往往源于社会，回应着社会的呼唤。即使在清朝文字狱的重压之下，所谓的乾嘉学派也用钻进故纸堆的表象为中国文化存根，给未来探索方向。直至西学大潮在船坚炮利开道下汹涌而至，章太炎等一大批学者也未尝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这个时期的学术研究，从表面看正被西方学术规范所替代，但究其内涵，多同中国面对世界大变局下的对应之策息息相关。中国的问题，支撑起中国的学术，坚韧不屈的学术意志，构成中华民族不绝如缕的魂魄血脉，让中国能够浴火重生，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对自己的文化和学术传统丧失信心。

　　然而，我们也有过短暂的迷失。改革开放以后，当重新打开国门，我们才感觉到和世界已经隔绝太久，落差太大。于是我们奋起追赶，就有了大批留学生走向各个发达国家，开始了被称作“新长征”的接轨世界的行动。几十年过去了，回顾这段历史和所取得的成就，确实有不少值得肯定的长足进步，技术进步了，和世界靠得更近了。但是也有人提出了更加深刻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大师？

　　因为我们虽有了技术，却没有完全掌握科学精神；我们的学术规范离西方近了，却离自己的传统远了。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在于我们缺失了人文精神。没有独立而理性的批判精神，就不会产生真正意义的创新。我们可曾冷静思考过，今天许多热闹的话题并不源于中国社会，也不能回应中国社会的要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还能希望它常青乃至万象更新吗？所以，话题不停地变，只见许多跟风者呐喊，却不见扎根成树者。没有中国的问题，便没有中国的学术。

　　进一步刨根问底，问题还在于近代以来，中国的学术不断受到功利主义的野蛮主宰，弃学求术，学随术转，甚至以为有术就能改变一切。认识到这一点，虽然代价惨重，却不能不视为一种进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从各个角度对今日的学术现状进行反思，更有一批学者以个人的抗争和牺牲试图摆脱功利主义的桎梏和拜金主义的诱惑，试图向中国固有的传统回归，从中国历史文化的角度批判性地分析研究当代中国，从这里，中国的问题真正浮出水面，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如影随形地成长起来。

　　学术自信心的重建，还在于我们对于学术传统的重新认识。我们打开国门时，外面的世界曾让我们迷失，五彩缤纷而目不暇接，很自然出现了崇洋的风气，不仅虚心地拜洋人为师，还信心满满地认为外国的药方一定能够治疗中国的疾病。我们对外国学术的痴迷，在世界上并不多见。乃至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几乎出现言必称日本的情况。但是，我们是否想过，外国的中国研究，其问题的提出源于何种背景？没有几个外国学者是为了中国而研究中国的，例如有人顶礼膜拜的日本对于中国边疆史地和民族史的研究，是甲午战争以来为了征服中国而提出的命题。其实，近几十年来日本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已经急剧萎缩而衰落。

　　经过几十年对外国学术的了解，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外国的历史文化是我们不可缺少的重要参照，却不可以直接搬抄。我们还必须立足于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才有真正的出路。当然，因为学术传统被阻隔，造成我们想赓续学脉的时候，发现它已渐行渐远。往事既不可追，我们只能怀着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理解之同情”，融合中外学术研究方法，走独立探索的道路。归根结底，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的社会问题，才能造就中国的学术研究，才能产生中国的学术大师。这是需要独立前行的道路。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我们没有理由不充满信心和勇气。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