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三十年间，在后现代史学的冲击下，宏大叙事的历史备受质疑，微观史却独领风骚。但是，历史书写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克服宏大叙事的陈腐与过时，而是如何纠正微观史的琐碎和局促。

■加强宏观史研究，重构中国史叙事的宏大体系

当史学著作的版面大多被日常生活史、小历史占领之后，人们已开始为史学不再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焦虑。细部的历史越来越清晰，而整体的历史却越来越混沌。诚然，微观史并不等同于“碎片化”，但选题一味求小，研究领域愈发狭窄，重叙事、重考证、轻阐释等现象的大量存在，又确实让当前的史学难避“碎片化”之嫌。改革开放后，从结构和整体上重建从西方话语中拯救出来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史学面临的最重大和最急迫的使命，而要完成这一历史性的任务，必须克服当前的“碎片化”倾向，加强宏观史研究，重构中国史叙事的宏大体系。

要回答中国是什么的问题，必须从宏观入手。一个整体的中国，绝不是由一块块碎片缀补而成的，它需要宏大的结构作为支撑。不错，源自西方的宏大叙事已被证明不能解释中国道路，我们可以否定那个宏大叙事的结论，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否定那种叙事方式。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认清自己的历史面目。1902年新史学诞生之前的中国传统史学，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1949年之后，中国历史为西方话语所笼罩，常常为了适西方话语之履而削中国历史之足。所以，实际上自中国现代史学诞生之后，有关中国历史本身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没有在高度自觉的前提下得到系统的、不受干扰的清理。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整体发展的时序与规律，是中国史学的当务之急

重回中国历史本体的研究，让中国历史的躯体挣脱西方话语的“洋马褂”的束缚，使中国史重返中国，推动国人在史实基础上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整体发展的时序与规律，是中国史学的当务之急。

比如，有关中国社会形态的讨论，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自20世纪30年代，“中国封建社会”问题就一直为学界所关注。近年来，随着《“封建”考论》和其他相关著作的面世，这一问题更成为中国史领域乃至整个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中国封建社会”问题讨论的实质，是对秦至清末社会形态性质的认定。如何指称这一时段的社会，直接关系到对这一社会的整体理解、描述和分析，关系到如何从全球文明史的高度来重新把握和复原中国文化的独特发展之路。时至今日，尽管学界在这一问题几乎所有的知识点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由于缺乏统驭性的概念和综合，仍未找到一个从整体上来涵盖这一纵贯数千年的大国在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概念。

与全球化的背景相契合，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剧变。但学术界一直未能解决一个与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紧密相关的时代课题，即这一转型是在怎样的历史基础上展开的，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如何对待中国的历史传统。在中国迅速发展之际，如何评价、诠释、承续这种发展的历史文化根基，从而在理论上完成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衔接，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历史学关注的焦点不仅要重回历史本体，还要重回宏大叙事的路数上去。在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急剧变革的进程中，尤其需要这样去做。在中国，迫切需要那种能贯通古今的“大历史”。而能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贯为一体的，往往是历史发展的大脉络、大趋势、大线索、大走向。因此，当前的历史学必须往“大”处走，尤其要关注社会、经济、思想等方面的大规模变动，从整体上探究其演化动力及深层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多地推进对历史的一般认识，更准确地把握历史全局，从而一扫当前史学那种一味求窄、求细、求小的拘谨姿态，把中国史学带入一个有长江大河般磅礴气势的新境界。

■着力搭建符合中国历史道路的新结构和新框架

历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往往以理论创新为前提。“碎片化”背后，衬托着当前史学界宏观思维能力的枯竭和理论抽象思维能力的退化。以蓬勃发展的中国近代史而言，这些年的进步不少是由海外输入的理论模式来推动的，如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罗威廉的“市民社会”理论、黄宗智的“经济过密化”分析等。抽掉这些来自海外的理论建构，中国近代史研究立刻会显露它在理论创新方面的贫乏。没有理论，中国史学只能拘泥于考证，而无法对中国历史做出宏观性的解释。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提倡的宏大叙事不再以西方为蓝本，不再以西方为中心。它将着力于中国历史进程本身固有的结构和动力，搭建符合中国历史道路的新结构和新框架。它不把历史建立在启示录式的形象化描述中，更不把历史当成一出单维的人类戏剧。它也不排斥微观历史，相反，它将牢固地依托于那些差异化的历史主体。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