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的政治改革没有停步

　　在政治体制方面，中国近30多年里发生了深刻变化。例如，改变了过去党对政府和社会事务包揽过多、权力过分集中于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现象，实行了党政职能的适当分开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扩大了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基层群众自治范围，推行了差额选举制、政务公开制，部分县乡试行了直选制;加强了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实行了领导干部的任期制、退休制、问责制、辞职制、审计制，建立了重大事项的报告制、质询制、听证制;实施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事实说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没有停步，而且取得了重大成果。可以肯定，这一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还会继续深化和推进，但其目标仍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原则仍将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前提仍将是有利于政局稳定、人民团结、经济发展、生活改善。中国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照搬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红旗文稿》，2012年第18期

　　2、时代发展要求确立与之适应的新政治观

　　研究和确立新政治观，首先需要回答什么是政治观。政治是不同利益主体为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形成的各种关系、开展的各种活动的总概括。政治观是人们对政党、政治制度、政治活动的基本观点和看法。研究新政治观，实质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为参照，以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为着眼点，从重新解读和诠释政治的本质内涵入手，对政治意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与政治体制、政治权力运行诸内容所做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我们的政治观奠基于两种制度的对抗，与西方国家的政治观有相同，更多是差异。我们认为政治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至少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其核心是“阶级斗争”。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不同政治制度基础上的政治诉求不断拉近，“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理论渐成主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观不断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主义与制度之争。甚至可以说，美国等西方社会早已不把中国看作社会主义国家，再加上相同制度间的对抗甚至超越了相异制度，这些都意味着再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对抗解释世界已经缺少更大的说服力。这就是冷战结束对我们的挑战大于西方的缘由，也是建设新政治观的重要推手和动因。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价值系统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看。革命与执政差异很大，巨大差异决定了以革命阶段的理论来指导执政阶段的行为，已经失去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这也是建设新政治观的根本原因所在。——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人民论坛》，2012年10月(上)

　　3、世界正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前夜

　　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开始直到21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前半个世纪的世界格局，都可能处于一种激烈动荡甚至跳跃的状态。这是世界各种各类重大矛盾长期累积冲突的必然结果。第一，世界经济步入较长时期的衰退期。第二，更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还在后头。各主要国家采取不少举措应对危机，虽可局部、暂时缓和矛盾，但较长时段内却是在为全球爆发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准备条件。第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经济在陨落，但其较为强大的经济中包括金融及军事等硬实力，国际规则制定、意识操纵等所谓的软实力仍占全球统治或垄断地位。第四，美国盲目自大已把矛头指向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大国。第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收获期可能还有3至5年最多10年时间。第六，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世界上各种各类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将进一步暴露与激化。一些固有的民族、宗教矛盾，一些国家间的领土主权和经济权益纷争等都有可能激化。综上所述，大的时代没有变，但时代的主题和潮流在变化甚至转换。世界正处于大动荡、大调整、大变革的前夜。——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李慎明，《环球时报》，2012年9月21日

　　4、莫言获奖是中国建构人类共同价值的成功

　　中国特色论或中国特殊论背后，透露出的与西方普世价值的差异，不是中国人自己向世界昭示“和谐世界”、“天下大同”的价值观，或孔子学院这样的“文化输出工程”一朝一夕即可化解奏效的。虽然诺贝尔文学奖近来颁给了世界各地的很多作家，然而除了此前的中国，也基本没有颁给伊斯兰世界的作家，因为西方价值观和穆斯林价值观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由此来看，地缘政治与作品的普世价值两个因素，后者显然更深刻一些。莫言获奖，应该看成中国作家跟普世文明交流沟通的一个典范。他的作品呈现了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积极融合的努力，能够让世界更多人理解。当今世界的主流文化软实力或普世价值，依然是为西方所掌握的，但中国应更开放地与普世价值对话，并积极参与建构人类的共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中国积极建构人类共同价值的一个成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刘康，联合早报网，2012年10月13日

　　5、社会管理中的六个误区

　　当前社会管理创新在认识和实践上也存在一些误区。一是刚性“维稳观”。一些人片面地理解社会稳定，以为社会稳定就是一团和气，就是一派莺歌燕舞，就是没有任何“杂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容不得一点不同意见表达，对待群众正常的利益诉求横加阻拦。一些人甚至借“维稳”之名打压不同意见，搞家长制、一言堂。二是片面强化政府管控。不少地方社会管理仅仅在强化政府管控上下功夫，着眼于消极防范和事后控制;着眼于严防死守、围追堵截;习惯于大包大揽、唱独角戏。三是不愿发展社会组织。这从根本来说，是一些领导对于社会组织的认识存在误区，不少人内心深处还是担心社会组织做大做强后会成为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对社会组织发展设置障碍。四是只讲维稳，不讲维权。五是只讲民生，不讲民主。六是滥用网格化管理。网格化管理是近年来各地城市管理采用的新方法，根据一定标准将城市社区划分成若干管理单元网格，明确管理范围和工作人员职责，主动采集人、事、物信息，实现城市管理的信息化、精细化。但是，如果同一个城市的政法、公安、民政、社会保障、人口计划生育、城管执法等多个部门分别开展网格化管理，而且各自为阵、信息不能有效地互联互通，就有可能重复投资，造成资源浪费。——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龚维斌，《学习时报》，2012年10月15日

　　6、按比较优势发展是中国经济成功秘方

　　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要深化改革，双轨制向市场单轨过度。之所以要有双轨制，因为我们当时是资金非常稀缺的国家。1979年的人均收入不到非洲国家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当时的国有部门、大企业的资本密集，不符合比较优势。如果不给他们保护补贴，他们是不能生存的。但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5400美元，是中上等收入国家，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是符合比较优势的，没有继续保护补贴的需要。这种情况下就要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问题扭转一下，包括金融过度集中的问题，应该发展能够给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地区中小银行或地区中小金融机构。同时，原来的资源基本是白给的，现在应该将资源的费率提高到国际的合理水平，让山西煤老板的故事不再发生。原来的垄断，像电信、交通，过去由于资本很密集，靠国有企业的经营，给它垄断地位来克服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问题。现在这些都是盈利行业，都是有竞争力的行业，这种情况下应该允许民营经济的进入，进行竞争，深化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政府还要发挥因势利导的积极作用。——经济学家林毅夫，财新网，2012年10月18日

　　7、改革不能引起社会动荡

　　发展需要改革，但改革会伤及一些人的利益。改革就是利益调整，伤及人的利益之后就会影响发展。改革能够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但也会带来社会矛盾，影响发展。所以改革设计时一定要考虑到有利于发展、考虑到老百姓能不能承受，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人民群众可以承受的程度结合起来。认为改革很简单，是不现实的。改革是根本变革或脱胎换骨，最后有的人得到好处，有的人失去利益。既得利益者丢掉了利益，会有不满;老百姓对改革寄予很大希望，结果伤及到利益，社会矛盾就激化了。改革就是要保持社会稳定。稳定是发展所必须的。邓小平讲，稳定要压倒一切。改革不能够改到社会动荡，这样不利于发展。所以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指的是要有利于发展，这两句不能分开来讲。分开来讲有些人就知道稳定，不考虑发展。稳定是为了发展，是为了有利于推进改革促进发展。硬道理和硬任务之间不是并列的两句话，硬任务是实现硬道理的要求。——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大公报》，2012年9月26日

　　8、中国的腐败程度被高估了

　　腐败是会随着国家的发展经历一个生命周期。中美腐败情况比较的倒U型曲线表明，中国的数字看起来并不比美国当年的情况差多少。美国在当年比中国差得多，腐败情况比中国高出5到7倍。虽然现在中国的腐败情况比较突出，但是与美国同样的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的腐败情况并不是那么糟糕。中国和美国在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时候，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低于美国，美国是中国的7到9倍，而当前中国的腐败并不比美国在1920年以后严重。由于对中国的腐败有夸大的成分，而对美国的腐败有所低估，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腐败现象并不是失控的，未来中国的腐败现象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减少。——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Carlos D.Ramirez，新浪网，2012年10月17日

　　9、中国不应追求过高经济增速和外贸顺差

　　国家经济根本问题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胡锦涛同志“7·23”讲话基本上已经明确了今后的重要方向。当下中国不应该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应该去追求过大的外贸顺差，因为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就影响到实现均衡和可持续发展。追求过大的外贸顺差，就会引起更多的贸易摩擦。另外，我们外汇储备更进一步增加，也会造成我们货币政策灵活性的困难。收进外币付出人民币，对货币政策性的灵活性受到限制。同时还要承担外币贬值所造成的购买力降低的实质性的风险。所以今后更多的是追求一种均衡的可持续的发展，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必须要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逐步增加在分配中人民群众收入所占的比例。人民群众富了，对国家的强也是有好处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民建中央原主席成思危，人民网，2012年9月26日

　　10、 农地产权改革的最好窗口期是2020年

　　农地流转要注重前提，前提之一是要注意农民自愿;第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需要稳定;第三是这个地方要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在就业、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尽快做出制度性安排，消除户籍附带城乡待遇差别;加强失地农民自身的职业技能培训，确保就业等。以农地流转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成为我国破解三农问题和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举措，在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之时，农地产权改革的最好窗口期应该是2020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严金明，《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0月9日

　　11、当前政府最应该做的就是减税

　　当前政府最应该做的就是减税。这一轮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极大的。中国30年的改革，GDP之所以能够这样快速地增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很高，叫做外向型经济。也就是100元的GDP中有76元是由进出口形成的。现在由于美国、欧洲经济危机，导致我国出口大幅度下降。国际上没有订单，或者把订单转移到更加偏僻的越南、泰国、斯里兰卡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我国现在最根本的问题是由于出口下降而导致经济进入低增长时期，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中小企业的利润比纸还薄;我们出口也受到了影响，要调整产业结构;外需不足，要拉动内需、拉动居民的需求，而居民现在不敢消费;所以我认为现在减税的问题应该大声疾呼!中国必须通过减税的方式来调整整个产业结构，来拯救中小企业，拉动居民消费。1952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达到69%，到了2010年下降到35%。这个下降幅度很大!问题在于，政府消费在迅速上升，居民消费在一直下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浩武，共识网，2012年10月18日

　　12、世界需要一个成功的中国

　　我想世界需要一个成功的中国。首先，我将成功定义为国家能够满足本国民众的核心需求，按照“十二五”规划的正确方向实现经济转型。这在“十一五”规划中就列出来了，但是，几乎在每个方面中国都存在朝与这个规划相反的方向前进的迹象。我想，这反映了植根于政治体系中的动机，特别是地方官员的动机。中国地方官员的权力很大，要改变他们的动机和行为很困难，中国的政权和财富结合过于紧密。所以，中国要实现刚才我提及的变化，需要做重大的改革，这一改革需要在未来几年开始，且需要在未来十年付诸实施。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中国新的高层领导人具有坚定的决心。其次，我期望中国成为一个全球的主要大国，它不仅关注国家利益，也更善于在国际重大议题上发挥作用。每当世界某地区出现争端时，中国的立场总是“我们鼓励各方保持理性，通过对话解决”。随着中国变成全球大国，它需要思考在全球主要地区如何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如何能做得更多来维持体系以避免冲突，并促进全球财富增长和稳定。——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李侃如，《中国改革》，2012年第10期

　　13、全球市场并不缺资金

　　继美联储宣布推出QE3之后，9月19日，日本中央银行宣布对原有的货币宽松措施进行追加，以期缓解日元上升势头并帮助日本出口。此后，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央行也纷纷透露出跟进信号。在依靠自身谋求复苏的格局当中，全球主要经济体似乎要掀起新一轮货币宽松浪潮。全球流动性泛滥带来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而且其主要受害者是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有了弹药之后，关键是要有能力把弹药输送到实体经济部门，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恢复活力。但是，无论是中国模式还是美国模式，其最终结果都比较悲观。当前，世界几个主要经济体争相‘印钞’，但事实上，全球市场并不缺资金。目前全球市场资金泛滥，货币贬值，金融机构不愿意把钱借给没有活力的企业。因此他们选定了两个投资方向，一个是稀缺的资源市场，一个是金融体系脆弱，容易产生资产泡沫的国家。这恰恰导致世界经济复苏变得更慢，显然，发展中国家所遭受的副作用比发达国家更大。在危机背景下，金融机构更不想做长期投资，而是倾向于短进短出，而短进短出最好的市场恰是那些金融市场欠发达的国家，主要是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中国经济时报》，2012年9月25日

　　14、西方国家债务依赖模式已到尽头

　　当前，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风险名词就是“债务”，“债务”其实就是对“信用”的一种过度透支，滥用信用会造成债务风险，并最终导致债务危机。一直以来，美欧日的信用创造为全球金融市场和巨大的流动性提供了投资标的，美欧日也由此发行了大量的国债，根据IMF的数据库，美国、7个欧洲国家、日本及澳大利亚是世界外债发行数量最多的10个国家，占全球债券的83.8%，发达国家渐渐形成对外部债务融资的过度依赖，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债务依赖型体制。然而，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试图通过扩大其资产负债表向金融、居民与企业部门提供刺激来减轻财富缩水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主权债务和赤字财政成为困扰发达国家的普遍性难题，并成为二战后发达经济体政府负债率上升最快，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当前，债务危机可谓是“没有最差只有更差”，深陷债务泥潭中的欧洲还未现危机的转折点。而美国，这个全球最大债务国，其债务已经飙升至16万亿美元。西方发达国家债务依赖型经济已经走到尽头，“去杠杆化”、“去债务化”、“去福利化”将不可避免。——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香港中评社，2012年10月8日

　　本期评审专家

　　陈力丹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所所长

　　王也扬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储建国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注：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原创文章，网络转载请为作者署名并注明“来源：《人民论坛》杂志”字样。书面转载请联系010-65363752或邮件至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