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提出的新要求

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一系列新论断、新思想、新观点。其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科学论断，既是我们党及时体察社会发展脉搏的产物，又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提供了前提。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对于我们紧密联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实际，细致耐心地做好各方面、各领域的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抓社会主要矛盾是我们党的突出优点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重视科学理论的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矛盾学说和矛盾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来指导实践，尤其是分析社会主要矛盾、明确主要任务与奋斗目标、制定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战略策略措施，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突出优点和优良传统。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

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矛盾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情况。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当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个时候，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统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统治、压迫着人民大众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当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这个时候，矛盾的主要方面，则是压迫中国人民、把中国由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的帝国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开展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独立、解放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把中国“由旧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变为新的民主的社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转移。新的历史时期，要求明确社会主要矛盾，为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提供理论依据。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既然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既然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在于落后的社会生产，那么我们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变社会生产落后的面貌。怎么完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1981年提出的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一切理论和实践活动的逻辑起点。

当然，历史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宝贵经验，还有沉痛教训。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突出了我国生产力还很落后这一基本国情，要求全党集中精力去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这是党的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历史证明是正确的。遗憾的是，之后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判断，认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这样的认识无疑对之后一段时间党的发展生产力的主要任务造成了干扰。

我们党所走过的路，所取得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充分说明了科学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极端重要性。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党正确领导社会主义事业顺利推进的认识论前提。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及其意义

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年的努力奋斗，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关于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物质极为匮乏、商品短缺的历史条件下起步的。在商品短缺、物质匮乏的时代，所谓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更多的是“物质”需要，是解决吃饭穿衣等基本生存问题。与此相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则是既包含又超越了物质需要的更高级、更宽泛的需要。对于“美好生活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是这样阐述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例如，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现阶段的物质需要，主要不是填饱肚皮、维持生命即“吃”的问题了，而是吃得好、吃得安全放心、摄入营养均衡、有利于健康长寿的问题。二是超越物质领域的新的需要，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换言之，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包括物质上的满足，也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内容；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的要求“日益增长”。对“美好生活”的洞察和阐述，牢牢抓住了时代、社会发展与人民群众精神面貌变化的脉搏，体现了我们党敢于面对现实、勇于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其次，要深入理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党的十九大在肯定取得的成就的同时，提出我们面临的“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更加突出”，充分显示了我们党不回避、不推诿、直面问题的忧患意识，以及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不平衡不充分”，表现在多个方面。在经济发展方面，总体生产能力与所提供的商品、服务质量之间的不平衡，相当一部分行业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少数领域如高铁、核电、通信设备等具备了全球竞争力，同时大量的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于进口；人民群众相当多的高层次消费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供给，不得不通过境外消费得到满足。在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着农村滞后于城市、中西部滞后于东部沿海地区等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存在着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长期发展不平衡。

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产生，意味着中国人告别了物质需要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迎来了更加多样化的“美好生活需要”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体现的是中国社会发展划时代的进步。与此同时，划时代的进步，也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物质需要比较单纯、明确，容易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得到满足。美好生活需要，既多元又多样，既涵盖又超越物质需要，却是难以准确把握并加以解决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肩负起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新使命。

围绕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推进党和国家工作

首先，要聚焦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新发展理念，着力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这就要求，解决矛盾重在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或“起主导作用的方面”。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需要把精力聚焦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上。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深化以质量为主攻方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创建创新型国家，加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是现阶段我们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主要抓手。

其次，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更加注重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发展的核心要义。美好生活既包括物质层面的收入、住房等内容，也包括精神层面的感情需求、心理感受、体验等内容。现阶段，随着物质生活的基本满足，尤其是现代化转型的加速推进，人们精神层面的需要越来越凸显出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其中“安全”方面的要求本身就是一种精神需求，具体指向对于失业、生病、养老等方面的担心；“环境”方面的要求，更是一种包括身体安全和生活质量提高在内的综合性精神需求。这种现实，对于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我们出台的政策措施、执政施政行为，都要围绕着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具时效性、针对性，更顾及群众的感受、社会的接受程度，以实现党的十九大要求的“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另一方面，党和政府也有责任通过细致入微的工作，引导人民逐步形成关于美好生活的正确认知和心理预期。每个人的美好生活，主要是靠自己辛勤劳动干出来的，等、靠、要的依赖思想是不对的。这样，才能在全社会“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和平、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才能为顺利推进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大业提供坚实的社会心理保障。

最后，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体现在制度建设问题上，是体制机制还有待健全，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要求，难以得到充分、及时的满足；体现在党和国家的治理能力上，是“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从这个角度看，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尤其是关于美好生活内涵的科学阐释，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加压、与时俱进精神：既然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既然现有的制度体系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那么就必须把制度体系建设提到党和国家重要日程上来。为此，我们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形成公平正义的利益分配格局，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释放社会活力，进一步提升党和国家的现代社会治理能力，为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提供坚强有力的制度支撑。

当然，我们还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牢牢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致使一些质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特别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要性的声音出现。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们依然要“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对于基本路线的强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清醒认识：中国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经济建设仍然是全党的中心工作。任何偏离基本路线特别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言行，都是对党的重大理论观点的背离，都是有害的。

[参考文献]

[1]毛泽东.矛盾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王中汝，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